蔡禹僧：鹦鹉主义的原因及后果

最后的自由的森林之歌，

在当前的摧折中，成为凄凉的绝响。

换一个时代，换一批鸟，换一批鸟，换一种歌……

――海涅

（一）

在世界近代历史中，蒙昧主义有着地域的区分――东方蒙昧主义和西方蒙昧主义。东西方两种蒙昧主义是靠极权主义对民众进行专制统治来实现的，极权主义也表现为两种――左的极权主义和右的极权主义，左右两种极权主义分别以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为代表，即强权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两种蒙昧主义之间、两种极权主义之间甚至还发生过表面的冲突（如希特勒的“国会纵火案”）。不过这种冲突现象远不如它们之间的同一性更为显著，如果认真比较东西方两种蒙昧主义和左右两种极权主义就容易发现，尽管他们彼此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别甚至斗争，二者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也有着明显的差异――种族仇杀论和阶级灭绝论，但在“掌握”人民思想这个问题上有着惊人的相似，即它们都有一种把人民变成鹦鹉的倾向，两种蒙昧主义和两种极权主义都希望像教授像鹦鹉学舌那样把自己的意识形态灌输给人民。鹦鹉是动物中学舌的好手，但就它学舌的效果看，它发出的声音不包含自己的“思想”。在人类近代历史当中，两种极权主义和两种蒙昧主义为了使自己的“思想”迅速传播，就采取教授鹦鹉的方法把思想尽量播散到广大人群，人群在不理解或简单理解此思想的情况下，把“思想”浓缩成几句简单的教条进行背诵，这样在短的时间内，“思想”似乎被广大人群所“掌握”，我把这种蒙昧主义和极权主义制度下的鹦鹉化“学习”的现象叫做鹦鹉主义。

鹦鹉主义传播者――蒙昧主义者和极权主义者――是怀着十分鲜明的功利目的，这种目的可能被装点的非常高尚――千年帝国和“无限美好”极乐社会之类，但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权力――思想垄断的霸权直至统治世界的政权。垄断思想是鹦鹉主义的主要目的也可以是阶段性手段，因而也是鹦鹉主义的主要特征。只有把人类思想垄断了才有可能垄断政权，垄断政权后又可以把垄断思想进一步强化，通过强化垄断思想又可以进一步巩固政权，这样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某些人类群体在鹦鹉主义的教化中逐渐地把自己变成了学舌的鹦鹉。本来，人类经过数百万年的进化已经把自己从动物群体中脱离出来，人即使在背诵简单教条过程中也可能有某些自由化思想的产生，但由于鹦鹉主义在垄断了思想并通过垄断思想加强了统治后，一切非鹦鹉主义思想都遭到鹦鹉主义的排斥，排斥的手段很残酷――牢狱和“清洗”、“消灭”之类，认同鹦鹉主义因求生的本能日益成为大众思维的习惯。当然，人类的头脑很复杂，要把人类的头脑改造成简单的鹦鹉小脑袋无论如何需要花费太大的力量，好在有威权作保证，实现起来也并非太复杂，这种实现过程当然不是医学意义的而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这预示着鹦鹉主义不能太长久地统治世界，因为人脑还是要回归人脑。

裁定某种思想是否有罪当然是依据鹦鹉主义，由于鹦鹉主义十分简单，裁定思想也就变得非常简单，凡属于鹦鹉主义都是真理，凡不属于鹦鹉主义的都是荒谬。鹦鹉学舌是她天性决定的，而人要像鹦鹉那样学舌不犯错误一般很难，一个智力很高的人分析复杂数学难题可能得心应手，但如果让他背诵鹦鹉所背诵的简单句子一遍两遍大概不会出错，重复遍数太多就很容易出错。所以在一个鹦鹉主义统治的社会中，高智商的人群比低智商的人或智力残缺者更容易“犯罪”，甚至他的智商本身就构成了对鹦鹉主义的威胁，这就是为什么近代许多知识分子更容易因喊错口号而遭受迫害致死的原因，在一个鹦鹉主义的社会中知识阶层极容易被以非鹦鹉主义的罪名处以极刑。其实蒙昧主义与鹦鹉主义二者本来就是合二而一，蒙昧主义在中世纪表现为宗教极端主义，而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是古老蒙昧主义的现代变种，但为了吸引民众，鹦鹉主义都冠以“科学”的名义，他们极力宣称自己的鹦鹉主义是“科学”。

真正伟大丰富的思想很难被鹦鹉主义化的。在真正科学领域，科学思想的鹦鹉主义化根本不可能，谁能把牛顿力学或爱因斯坦相对论鹦鹉主义化呢？你不能仅仅用背诵的方式就能“掌握”物理学，定理并非是会背诵就算掌握了。学习物理学不能通过喊口号的方式进行，喊口号只能成为妨碍学习的噪音，物理学也根本不需要通过喊口号向人类说明自己的真理性；同样，康德哲学、罗素、波普尔的哲学也没有任何可以通过简单化能“掌握”的途径，它们也不是“工具”――借此给某些人带来权力和荣耀。但法西斯主义不然，它可以把自己的理论化成简单的口号，它简直就是一件法宝。此法宝承诺，不必下工夫读书，也不必你有什么学问，毋宁说，你越是没有任何学问越说明你受文明毒害越少，你也就越纯洁，你掌握纳粹主义也就越快。这件法宝是什么呢？这件法宝再简单不过了――只要在地球上消灭一群人，我们的社会就能迎来人间天堂，这是历史的必然规律。――这种简单、鲜明、容易理解的特性的确使广大民众所喜闻乐见，当德国人被召唤灭杀犹太人这罪恶的人种时，人们因为对千年帝国的渴望就不在乎犹太人的尸骨了。因其简单、明确、工具性等特点，纳粹法西斯主义也就十分容易地鹦鹉主义化。与课堂上教授们罗嗦、费解的言辞相比，希特勒的讲演甚至可以浓缩成一句话――消灭犹太人，日耳曼人就将进入人类最美好的社会。这说明，思想本身必须具有被简化的可能才有鹦鹉主义化的可能。鹦鹉主义具有如此立竿见影的效果，能魔术般地把一个大字不识的农夫“立即”改造成明辨是非的伟大鹦鹉主义者，使他马上具有了判定真理与谬误，进步与反动的神通；相比之下，知识分子被改造成鹦鹉主义者更困难一些，但也并非不可能。

鉴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问题的复杂性，苏格拉底需要在大街上和青年们长时间地讨论问题，这些问题即使聪明的古希腊民众也并非能够完全理解；大学课堂上师生之间的辩论无论是口头的还是论文的形式，也不容易吸引公众注意。但大街上的漫骂往往能吸引人注意，因为漫骂者的是非观非常鲜明，容易理解，鹦鹉主义发现了人类的这个弱点，他们发明了一种便捷的工具――宣传。人类的个体是十分脆弱的动物，他们之中真正的思想家又非常少，随波逐流也就成为常态，他们之接受“宣传”比之接受烦琐的学院教育更少困难，所以鹦鹉主义的简单性使民众极容易被“鲜明的是非判断”所蛊惑。“宣传”概念意味着什么呢？近代蒙昧主义的鹦鹉主义之“宣传”是某种同意反复的叫嚣，它近似于大街上蛮汉的骂街，他发誓消灭一群人，用另一群人对人类专政。如纳粹主义把尼采的某些思想放大开来――认为权力意志就是真理。蛮横又不以为耻――法西斯极权主义的鹦鹉主义宣传大概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哲学”的特征。人类的理性哲学对探索真理表现出谨小慎微的态度，苏格拉底说――我惟一确切知道的是我的无知。而鹦鹉主义则不然，他们以终极真理的拥有者自居，他们宣称鹦鹉主义真理超越了以往任何时代的“庸俗哲学”，他们指责以往哲学的光说不干，而他们要干――实践，首先是用实践颠覆人类价值观。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说，法西斯主义颠覆了“不许杀人”；而斯大林主义颠覆了“不许作假证诬陷他人”。蒙昧主义把自己的鹦鹉主义称为“科学”――科学地发现了人类社会规律、科学地发现了经济规律和思维规律、科学地预言了人类历史的命运，他们说他们几乎到达了真理的顶点或者他们说自己找到了达到顶点的唯一方式。在人类思想史中我们能找到比近代鹦鹉主义宣传家自吹自擂到恬不知耻的程度的例子吗？恐怕很难。这种自吹自擂的非滑稽性在于，一旦你认同了鹦鹉主义就意味着同意了杀人的合理性――消灭罪恶人种和罪恶阶级。在一个封闭的环境，每天都是鹦鹉主义的聒噪，更有恐怖主义对“异端”的残酷惩罚，民众心中一点可怜的理性被日益蚕食，取而代之的何止是对鹦鹉主义“哲学”宣传的认同，而是对鹦鹉主义的欢呼、感激与崇拜，而这种山呼万岁的结果是――把人为制造的尸横遍野看成是“历史规律”应验的证据。

想象一百万只鹦鹉在训鸟员的教育下同时喊“嗨，希特勒”那可能很有趣，但一百万武装士兵在宣传家的教育下喊此口号就不仅无趣而且恐怖了，这恐怖造成的灾难我们至今记忆犹新。鹦鹉主义的盛行一时也许是人类历史中的“黑色幽默”，但这个幽默是用人类的骷髅堆积起来的，所以只有撒旦因此“幽默”而得意地咧着大嘴嘿嘿地傻笑。鹦鹉主义宣传家把鹦鹉主义宣传得如此神奇又出奇地廉价，它几乎是不花钱就能买到的世界上最美妙的“哲学”。但它的廉价是表面的，当你被廉价诱惑认同了它的“真理”教条，你就像把自己的灵魂抵押给了魔鬼，你不自觉地上了那标明“天堂”终点站的列车，列车在行驶后就不由你做主，原来那终点站是“天堂”标签的地狱。只可惜地狱里的冤魂已经无法返回阳世倾听理性法庭对法西斯蒙昧主义的指控和审判了。

（二）

鹦鹉主义的“思想”具有简单明确，又承诺美妙的品性，我们对于鹦鹉主义的缘起的分析也就从它的这些品性入手。作为一种社会学分析对象的鹦鹉主义现象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它之起源必有人性中某些成分为根据。一般看来，人类进化到现在都不愿意把自己退化成鹦鹉，人人都愿意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不愿意受别人思想的支配――做一个学舌者，但是为什么某些人类集团，他们的思想还是曾经被鹦鹉主义思想所垄断了呢？他们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呢？我的分析将说明，他们一定程度是自愿的，一定程度又是被迫的。

人类的天性具有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倾向，这个倾向用于改善生产工具的方面时，是推动技术进步的动力；用在处理人与人关系方面，则可能产生好的结果（如企业的合理化管理）和坏的方面（如通过赌博致富），在人类的潜在心理方面，可以说存在着一个“占便宜情结”，例如希望以最少的钱（最好是不花钱）买到最便宜的物品。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欺骗的伎俩很多，其中一个伎俩是利用人们普遍地希望占便宜的心理。骗子利用他人占便宜的心理欺骗时，肯定会给被欺骗者造成这样的认识――你几乎不需要投入什么就能取得丰厚的回报，或者你投入很少而回报巨大。被欺骗者之能被欺骗显然是想获得骗子承诺的回报，他之甘心被欺骗在他当初自己并不自觉，或者说他愿意按骗子要求去做。路德宗教改革前，教会要信众购买免罪符也是利用人们的这个心理，既然只要购买免罪符就能赎罪使死后进天堂免受惩罚，这不是一件太便宜的事情吗。张角的黄巾军之能强大一时也是靠了张角的巫术的欺骗。对于民众来说，尤其他们的生命因贫困而遭遇危险时，他们即使并不真心相信某种灵丹妙药的解救，但一般不会拒绝如这样的承诺――信了就能活命。信什么呢？只要一个“杀”字就能立即使乾坤清澈，何况历史上的“杀富济贫”也的确能解决燃眉之急，我们甚至不能否定在历史的某些情况下这种“杀”的必要性。不过简单的“杀”字衍生出一种“普遍”的哲学来则是近代的事，这种哲学认为：彻底地杀灭人类中的一批就能使人类一劳永逸地过上好日子。而且要人们传播这种简单哲学的“福音”，这个哲学非常简单明确，几乎是一般鹦鹉主义哲学的常规内容。“地上乐园”、“无限美好社会”的许诺是鹦鹉主义的另一个核心内容，这个内容与杀人哲学又构成因果关系，即“杀”是“地上乐园”建立的充分必要条件。对于底层的民众来说，仇恨是随时可以被召唤起来的，先去杀人，然后兑现“无限美好”的许诺。如果想理解鹦鹉主义在短时间内俘获大量人群的原因，分析这个许诺是关键。对于民众来说，承认这种许诺是期待着一本万利，占便宜情结使他们忘记或不愿意相信一本万利不能兑现，如果不能很快兑现他们也容易接受这样的暗示――杀人还不够多。耶酥的天国许诺是让人们克制愤怒、学会忍耐，但鹦鹉主义的地上乐园的许诺是鼓动仇恨、发扬暴力。耶酥的许诺是否能兑现我们不得而知，因为没有一个从天国返回的人告诉我们；但地上乐园的许诺每一个活人都可以见证。但问题在于，通过杀人而兑现一本万利是绝对不可能的，为了弥补亏空，鹦鹉主义采取夸张的手段，把鹦鹉主义社会的一切都宣传为“无限美好”，谎言重复千遍不会变成真理，但容易使倾听重复千遍谎言的大众把谎言误以为真理。对于挂在同一片树林里笼子里的鹦鹉，如果有几只笼子的鹦鹉反复重复一句“真理”，“真理”就容易迅速地被更多的鹦鹉“掌握”。

一个有理智的人，就其积极的方面来说，是永远不满足现状的，这也是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推动力。在一个理性的社会，人们提出对于社会各个方面的改进意见，这些意见的不断出现说明，所谓“无限美好”之类是不可能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