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后殖民主义的历史语境与当代问题

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尽管不是一个风靡一时的话题，但起码也是得到多方关注而众说纷纭的问题。不管是赛义德充满歧义的“东方主义”，还是霍米・巴巴和斯皮瓦克的具有解构或女权色彩的后殖民文化理论，或者是亨廷顿引发论战的“文明冲突论”，都使人们真正认识到，当今世界是一个越来越多元化或者多极化的世界。当代世界文化已经不可能再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在后冷战时代，民族文化的差异整合性将取代西化式的现代化的普遍文化理论。

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文学已经不仅仅是所谓的文本分析的对象，而是上升为一种泛化的文化理论，并直观当代跨国语境中的东西方文化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后殖民主义文学确乎可以对当代相当复杂的文化现象作出某种文化阐释，也可以透过现代化的帷幕看到，文化身份问题已经成为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中心范式。事实上，近年来东方国家之间十分明显的政治经济文化冲突已经显露出来，甚至已然落入核军备竞赛的怪圈中。这无疑表明，人类在经历非西方权力与文化的复兴之时，在肯定自身文化价值之时，还需学会协调国际关系和将“文明冲突”减少到最低程度。

作为一种多元文化理论，后殖民主义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民族文化、文化身份等新问题。如果说，殖民主义主要是对经济、政治、军事和国家的主权上进行侵略、控制和干涉的话，那么，后殖民主义则是强调对文化、知识和文化霸权方面的控制。如何在经济、政治方面摆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而获得自身的独立和发展，成为后殖民理论必须面对的问题。而在这方面，本世纪初期的两位理论家――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和法农的“民族文化”理论，对后殖民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面对后殖民主义文化政治理论和文学理论，我们的研究只有深入到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才可能清楚地认识到后殖民文论与二十世纪权力话语的微妙关系，并进而把握后殖民主义文学理论的文化话语分析意向，才能在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中获得清晰的阐释话语，从而对当代文学中的身份认同问题，第三世界文学的阐释框架问题，以及民族文化差异和互补问题，作出有深度的回答。

一“文化领导权”与文化霸权

后殖民主义理论受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文化领导权”理论影响很大。同时，弗朗茨・法农的民族歧视与文化殖民理论，对后殖民主义的广泛兴起有重要的理论奠基作用。

葛兰西是意大利的著名思想家。他在二十世纪初叶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权力和控制抱有特殊的警惕性。他将西方国家机器描绘成一条外围的壕堑，其身后具有一个由堡垒和“阵地”组成的庞大体系，这个体系不仅控制着本国的工人和其他从属的阶级，而且还以赤裸裸的暴力统治着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所以，这种“专制统治”不仅使一个集团或一个阶级的领导权和特权地位成为不证自明的，而且现实社会形态从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言说方式、社会习惯和价值标准，都已然成为专制统治的基础（AntonioGramsci, Selectionsfromthe PrisonNotebooks, New York:International, 1971）。

在世纪之初，葛兰西就强调，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发展直接导致工人阶级的苦难和现实社会制度的不平等。也就是说，它一方面通过政治经济的方式，剥夺其他阶级、民族和群体生活的可能性，剥夺他们生活的权力和其在历史中的合法性地位，同时，通过文化生活表达出对人的思想形式的控制。因此，资本主义通过对文化制度的大规模的网络（如学校、教会、政党、报纸、传播媒介和民间社团）控制，而操纵着整个社会，使其不断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整合为一。这种资本主义文化网络不断地宣传支持现存生产方式的文化观念，使得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形成资本主义的霸权局面，甚至形成一种“总体国家”的神话。这种资产阶级的力量，一方面体现在暴力或国家机器的强制性，另一方面产生出一种为少数权力、利益服务的习惯性意义体系，从而使他们的统治看起来并非是赤裸裸的暴力，而似乎具有了可接受的现实合法性。如何揭露资本主义的虚伪性，如何从他们所设定的普遍事物的合法性背后认清这种专制统治的真面目，并加以抵制与揭露，进而用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和社会理想来取代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秩序，成为葛兰西思考的中心问题。

“领导权”的概念，是葛兰西洞悉了资本主义的“统治”和“认同”作为权力的两种方式以后提出的。“统治”即通过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如军队、警察、法院等实现的，而“认同”是一种隐蔽的权力关系，也就是一种领导权的施行。如果说，“统治”是以强硬的、武力压服的方式出现，那么，“认同”则是对主导价值观念的趋近，它具有一种社会、道德、语言的制度化形式，而非暴力的形式。

领导权是通过市民社会的渠道，使人们形成一种世界观、方法论，甚至在文化观和价值论上达到整合，统一在某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强化文化方面的舆论宣传，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灌输，已经成为“领导权”的思想意识和宣传手段的集中体现。如果它没有发展包括全部领导权的意识形态，也没有充分的、具有坚实地基的市民社会，那么，一个国家可能是不完整的国家。“领导权”始终是在历史联合体中诞生的，它显现出对本阶级的完整的领导话语权方式。如果未能形成这种完整的领导权，那么，其统治将不能持久，而迟早要被一种更新的力量，一种新的领导权所取代。

统治的直接形式逐渐转换为隐晦的、文化道德的、知识的、精神方面的领导权的过程，表明了权力已经不断由军事、政治的冲突，转为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和磨擦，实现着现代权力关系的转换。正是在这一点上，葛兰西揭示了现代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对于异族或异端思想和其他阶层、阶级控制的新的形式，即权力和意识形态控制的领导权的形式，通过社会舆论和表面的意见一致，对于他者加以合法性控制。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的统治集团，其意识形态一旦失效，其统治也必趋于瓦解。因此，社会的解体始终是因领导权的得失而出现。当资产阶级的文化和政治从整体上处于虚弱状态时，其文化领导权的瓦解将指日可待。

领导权除了上述的“知识”、“精神”和“文化”的领导权以外，还包括“思想意识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思想意识领导权主要通过知识和道德的领导，使一个社会集团统治敌对集团，在各种权力的束缚中，从思想意识方面使它成为统治者的附庸，被统治者所把握。而政治领导权企图通过对社会集团联合体的文化道德的控制制约，使其逐渐丧失自身的独立不倚的精神，而成为另一统治集团的文化政治附庸，最终达到对其控制和瓦解分化的目的。

在葛兰西看来，在西欧，要想取得革命运动的成功，就必须通过长期的和复杂的“阵地战”，来反对资产阶级领导权。这种阵地战的目标，就是创造一种新的领导权机构来取代旧的领导权机构，而知识分子则在这种取代中发挥着使文化合法化，使每个人都容易接近和理解文化，并使其统治普遍化的独特的政治功能。所以，知识分子是领导权结构的动力，他们通过文化，即书籍、杂志、教堂、讲坛和现代传媒反复制作和推出一种思想价值准则和信仰，通过现代的传播渠道，通过控制和操纵普遍接受的词语、符号和情感，在被压迫的一方的意识中，牢固地确立起对生活的批判态度。而真正的劳动者则需要产生并反映这种客观需要的“有机的知识分子”。

事实上，葛兰西强调了现代社会中权力运作的几种不同形态，即暴力性的“统治”的方式和较温和的关于“领导权”的方式，而其“领导权”又可以分为思想意识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通过这种权力话语的分析，葛兰西为现代殖民主义的分析及其“文化霸权”或“领导权”的分析，确定了一种分析的模式和基本的思维向度。这一点对当代的后殖民论者无疑具有多方面的启发作用，并在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批评中不断体现出来。

当然，从事殖民主义甚至后殖民主义文化霸权分析的理论先驱，还有著名的诗人、哲学家法农。其诗歌美学思想与其文化政治思想紧密相关。

二民族歧视中文化身份的书写

法农（Frantz Fanon 1925―1961）作为一个诗人、 人道主义者和现代思想家，不仅对近现代殖民主义造成的黑人的心灵创伤及社会破裂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和分析，而且在自己的诗歌中对所有遭受西方统治、文化侵略和种族歧视而默默无言的受害者而呐喊。他非常明确地意识到，殖民主义是一种掩盖在种族和文化的优越感与文化霸权的掠夺下出现的，为现代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利益服务的文化心理的政治压迫模式（Frantz Fanon, FortheAfricanRevolution, NewYork:Monthly Review Press, 1967）。这一分析意向模式，无疑是近年出现的“黑人批评”、“少数话语”、“边缘批评”等后殖民视域文学和文化理论的先声。

在其重要著作《黑皮肤，白面具》（Black SkinWhiteMasks,New York: Grove Press, 1967）中，法农认为， 黑人具有自觉和半自觉的面对现代社会种族歧视的心理痛苦，因此，黑人男女切身地感受和体验到了种族歧视及其罪恶。殖民主义无疑助长了这种种族歧视，因为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殖民地由白人移民和一些贸易公司进行土地和资源的控制开发，它不断地从政治和精神方面对所属国加以霸权式的控制，并不断毁坏他们本土所存在的社会关系，使黑人灵魂深处产生一种无可排解的自卑情结和一种劣等民族的痛苦，从而使得被扭曲的黑人心灵之上再叠加上更大的灾难，即使其大量生育而保证奴隶资源永不枯竭，使黑人成为没有文化地位，没有心性陶冶，也没有自主的民族自尊的所谓“原始野人”。

这种殖民权力合理化，掩盖了黑人存在的合法性，使其在一种温情脉脉的资本渗透的面纱中，加深着种族歧视的鸿沟，加强了殖民制度的法规和结构。通过严格的社会分化制度，将黑人和白人分成了下等人和上等人，并将“宗主国”理想化。不仅奴役、买卖和控制黑人，还使黑人接受其所控制的文化教育，加以意识形态的灌输和心灵的置换术，使黑人从精神到肉体都服从于他者所希望的那种意识塑形，在心灵上烙上被殖民的痛苦的烙印，从而为其种族主义和民族歧视作了“文化殖民”的铺垫。

在这种殖民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侵略的方式下，黑人无疑变成了劣等民族，变成了自我羞辱和灵魂痛苦挣扎的一群，他们为获得白人的另眼相看，挣脱自己劣等民族的枷锁而挤入上等社会，抹去自己与生俱来的黑色身份的耻辱，就在无意中对自己的肤色面貌产生厌恶憎恨，从而在灵与肉上都处于一种自卑和自毁的可悲处境。

由于身患白血病，法农36岁时即英年早逝。在去世前不久，他写出了重要的著作《地球上受苦的人》（The WretchedoftheEarth,New York: Grove Press, 1965）。在此书中， 他对非洲民族资本主义剥削非洲民族无产阶级和农民，而成为寄生的阶级加以了尖锐的批判，并对殖民主义和遭受殖民统治的民族及其文化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这些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组成非洲民族主义的政治派别，其开始是爱国的进步力量，但很快就蜕变为黑人贵族行使领导权的工具。所以，民族主义政党是坚持改良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而且是懦弱的，因而，必须把他们从资产阶级中争取过来。也就是说，他强调了在殖民主义的压迫下，黑人只有通过自己的觉醒，才可能发现自己不幸的命运，只有通过民族解放，才可能使自己真正获得自己命运转折的契机，只有通过自己的文学之笔和自己的金属般的声音，才能将自己的最为内在的痛苦、最为深切的压抑、最为炽热的希望呼号倾泻出来。

这一点值得相当的注意，即法农认为的反对殖民主义的“革命主体”，既不是所谓的工人阶级或西方无产阶级，也不是第三世界的民族无产阶级，因为他们都在殖民主义时期享受着高工资的待遇和一定的特权，因而他们都依附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法农强调，在“第三世界”，真正革命的阶级是“贫苦农民”，他们才是“地球上承受苦难的人”。所以，革命应从这里寻求突破口，依靠农民的主体力量去进行自己的斗争。那些无家可归的赤贫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