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村民影像与社区影像

2009年3月20日至27日，第四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在云南图书馆内举行，四个展厅同时上映不同的影片。这个两年一度的影像展，为当今中国规模最大的民间纪录片影像展示平台。这届影展不仅汇聚了两年之内纪录片作者们的最新成果，而且还特别提供“村民影像”、“社区影像”、“人类学影像”（包括东南亚）展映。鉴于许多作品都将目光放在了中国广大的乡村社会，影展的举办者特地开办了一场“纪录影像与乡村社会”的讨论，为期一天，参与者众多，讨论热烈，甚至引发本届影展讨论中最为激烈的争论，内容涉及影像的个人自由及社会责任等，在本人眼里也显得尤为珍贵。

纪录片老将吴文光为这次影展推出了八部影片。这八部影片的作者不是老吴，而是贾之坦（湖北）、王伟（山东）、邵玉珍（北京顺义）和张焕财（陕西），每人两部。2005年，老吴主持了由欧盟与中国民政部合作开展的《村民自治影像计划》，因而有了十位从来没有摸过拍摄机器的村民，来到老吴位于草场地的工作室接受简单培训之后，拍出了他们有关自己村子的影片。记得当年在草场地观看邵玉珍的《我拍我的村子》（10分钟），笑得眼泪都快掉出来了。这位五十多岁的农村妇女一点也不怵机器，端着个小DV就像抱着个老母鸡，在村子里走到哪里拍到哪里，称得上“勇猛无畏”。笑声中，我们这些所谓“评委”，一致给了她“一等奖”。

这四位都是当年此项计划中的拍摄者。他们新的影片被共同命名为《我的村子2006》和《我的村子2007》。老吴的工作方法是尽可能让这些人自由发挥，拍他们自己想要拍摄的，摄下他们认为是有兴趣的，而不是拿任何专业的框架来限制他们。比之2005年，这批作品还是他们亲自上电脑剪辑的，这样更加保证了留下他们认为是有意思的素材。因此，这四个人所拍出来的八部影片，与他们的个人气质十分接近。本人抵达“云之南”的时间晚了点，只来得及补看他们每人的那部“我的村子2007”。

贾之坦先生最为年长，大约六十岁左右，曾经做过大队会计，这两年还在当地带头办起了“柑橘合作社”，为合作社的村民们提供柑橘生产的技术辅导。比较起来，他对于村里的事务介入最深，他的镜头也更多捕捉了村里公共生活的场景及内容：农村信用合作社、走过场的换届选举、法院到该村的流动办公、扑救山林火灾，很多情况下他表现得像是一个“记者”。出于天然的责任感也会将他带到某个“危险”的地步：当地煤矿带来污水污染，村民们踊跃签名（比选举积极多了）要求治理，贾之坦带着他的DV进了镇政府，对方追问他“是哪个单位的”，要求他“首先出示证件”，要想拍摄必“得到我的允许”。有关污染事实上他另有一个20分钟的短片，直接寄给了国务院温家宝总理，并且得到明确批示。这件事是过了一段时间才告诉他的，然而市环保局因此而弄出的治理方案迄今没有得到落实。关于“摄影机有没有力量，有无效果”，贾之坦先生的看法是：“作为13亿大国的一员，能起到多大作用呢？但是，我觉得在我手中，确实是一件不可抵挡的力量。”

然而来自山东的王伟先生却表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他是这些来自乡村的拍摄者中最为年轻的一位，当兵复员之后，血气方刚的他，曾为村里土地分配问题奔波努力，拍摄过短片《分地》。平时上网，听流行音乐，对外面的世界了解很多。这部《我的村子2007》一上来几个空镜头释放了他的孤愤情绪：寒冬中的枯枝、空中的孤鸟、大雪覆盖的田野，那是一个噤声的世界。影片在诸多日常生活镜头之间，捕捉、贯穿着一个主题，那就是人们对于选举出来的村官们的极度失望。有人大白天在家给自己的大院上锁，以防村干部突然进入，因为他们“说打你就打你，（去年）叫他打了两回。”片中还有一位叫做“连双”的村民被村主任打得耳膜撕裂，他的哥哥气得发狠要拿自己的命“豁上”：“反正活着也没法过，叫他们踩贱死了，欺负死了”。王伟本人因为村里几十万不该卖的沙与村官大吵一场，在影片中也被记录下来，长达十来分钟。 “村子越来越危险，我想解释为什么危险”，王伟说。但是，他仍然否认纪录片能够改变现实：“假如能改变，我就不玩这个了。我也不指望能改变什么。”除了“危险”，他使用的另一个词“绝望”，也令人印象深刻。

王伟的激愤、悲愤出于他的正义感和公平感。从他的话中听得出来，他不是不想承担村里的公共责任，他也没有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闭上眼睛，而是深感自己的无能为力以及带来的焦虑。因此，当他说：“我拍的是我想拍的”、“我做的东西是为我自己做的”，从中听出的意思应该是――他首先面对和承担的是自己无能为力的处境，是那种不能够再多做一点的悲哀，而不能仅仅听成是“个人影像自由”的表达。当然，作为个人的王伟，也拥有与他人同样的“个人影像”的自由和权利，并不能因为他是一个“村民”，他就不能运用影像自由地表达自己，只能是“从村民中来，回到村民中去”。因此，经常面对这样的提问：“是否将你的影片在村子里放过吗”，王伟感到不快。根据自己的经验，王伟觉得将自己的影片在村里放映并非是一件明智之举。村民们对自己身边的影像不感兴趣，那是同一份无能为力的体现，王伟与他们分享着同一种悲哀。他没有义务一定要再度触动人们的无力与伤痛。他说自己与村干部吵架那一场，自从剪辑过后，他本人再也没有看过，看了不舒服为什么要看？这种不得已的狭窄处境，需要充分体谅和尊重。

邵玉珍女士与张焕财先生没有像王伟这样去表达，但是也能够想象他们的实际处境，想象他们在面对现实问题的无能为力。一个人在某个格局中的位置和关系，不会因为手上多了一个小小机器而发生根本改变，他原先是什么人，现在还是什么人。期待仅仅是拍摄机器可以给人带来新的面貌、新的命运，这是一种奢望。贾之坦先生之所以走得比较远，可以说与他从前担任大队会计这个公共身份有关，他对于公共叙述的脉络早先便有一些准备，而其余人不都具有这样的经历和经验。这些来自乡村的朋友们在其所处环境所遇到的种种限制，是理解他们的影像和言词的必要前提。尽管他们也会像个人影像作者那样表述说“所拍的正好是自己想要拍的”，但是说到底他们并不是充分自由的，他们的影像也不是自由的。他们受其生活环境也是拍摄环境的牵制，是其他个人影像的制作者不可比拟的。起码，他们不能一拍走之。

因此，在他们面前谈论“个人影像”，或者将他们的影片直接视作“个人影像”，同样也许是一种奢望。的确，他们在吴文光老师这里是自由的，吴老师从来不对他们指手画脚，但是他们并没有因为吴老师正确的工作方法，便在自己的拍摄环境中拥有更多的自由，从而也使得自己的影像显得更加独立。吴老师期待着由“他们自己在说话”，这个愿景不可能因为机器在他们手中便自动实现，而是有待这些人在自己村里现实当中，是否能够自由自在地说话和做事，而不存在任何干扰和压力。如果将他们视作“一个独立的作者”（吴文光语），还可能带来另外一个质疑：是否需要运用双重眼光来看待这些出自乡村朋友的影片？这些影片到底是“村民的”还是“影像的”？在类似质疑面前，一般老吴会拿出一种“反专业人士”的立场，但是仅仅依据拍摄者的“草根出身”作为评判其影像的标准，认为只要是他们拍下的，就“句句是真理”，就只能“照单全收”，而不存在讨论的空间，也很难说是恰当的。

概括地说，这些来自乡村的朋友当然可以自由地拍摄他们自己的个人影像，但是这归根结底要看他们事实上是否是自由的。就像我如果宣称自己的写作从来都是直抒胸臆的，那也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当我对王伟说――“你与我拥有同样的自由与空间，我是自由的，你也是自由的”，这是针对和回应这样一种奢侈要求，即王伟必须将他的影像放回到他的村子里去、他的影像必需对他的村子负责；但是在另外一个层面上，说王伟实际上拥有与我同样的自由，那便是委屈了这位山东汉子，他的处境比我要艰难多了。

在谈论“社区影像”之前，需要先做一些其他的功课。对一些从事影像或者艺术类工作的人们来说，对于“个人自由”或者“个人独立”这样东西，大家耳熟能详，并将之视为“不可侵犯”的，这完全可以理解和接受。尤其是在我们共同经历的历史当中，曾经有过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庸俗社会学”占了上风，它要求包括影像在内的所有表达，都必须响应和服从来自“社会”要求，必须承担某种“社会功能”。人们后来花了不少力气，才逐渐清除了这种东西。我自己也正是在争取艺术创作自由的氛围中成长的，并从中获得看待这个世界相对独立的眼光。

但是我得承认，人们清算和抛弃这种违背艺术规律的做法时，当年只会想到“独立、自主的个人”，而没有想到“独立、自主的社会”这样一个命题，我们的知识范围并没有达到能够准确地区分“国家”与“社会”这两者，不知道原来在我们的环境中，与“个人”一样，我们的“社会”也是处于国家高度控制下，缺乏应有的活力和自主性。因此，来自“社会”的诉求，并非仅仅是一个令人压抑的要求，而同样是一个自主性和解放的诉求，是打开一些新的空间而非关闭它们。因此才有了这几年“重建社会”的提法，也有了所谓“公民社会”的要求。而恰恰是这些，对于一些从事文艺工作的人们来说，是比较陌生的。但其实，它与“自主性个人”处于同一个层水平面之上，凡是适合“自主性个人”的道理和逻辑，也必定适合“自主性社会”。换句话说，凡是主张“自主性个人”的人们，便不应该与“自主性社会”的诉求发生冲突，不应该将来自“社会”的所有要求，都视为外在的和强加性质的力量。

“社区影像”便与这样一种“自主性社会”的诉求有关。“社区”同样属于“草根”范围，而社区的“自主性要求”，则更多地体现在社区人们之间的互动，以及共同管理上面，它把力量的重心放在了“人与人”之间而不是单个的个人。然而这么做，并非是以取消个人为前提，此时所谓“自主性社会”，是由独立、自主性的个人所组成，是这些自由的人们之间互相交流沟通的关系。当然，在“社区”或者建设“公民社会”的活动中，其旨归并不在于影像的收获，影像只是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是一种辅助的手段，更多情况下是一种触媒，它并不能脱离社区或公民社会单独存在，也不能发展为一项单独的社会运动本身。但是，这并不能抹杀社区影像也同样拥有自主和自由的性质，与独立的个人影像之间有着许多可分享之处。那种不分青红皂白一提到“社会”就头疼，并因此对于社区影像采取一种不屑态度，是这些人自身逻辑的不彻底所致。当然，社区影像首先是为社区的人们而存在的。一般来说，它是由社区的人们自己拍摄，实际上经常由他们共同参与完成。

这场“纪录影像与乡村社会”讨论的下半部分，便主要针对“社区影像”，由云南社会科学院的郭净研究员主持。郭先生曾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云南省博物馆馆长，常年来从事人类学田野调查，自己拍摄纪录片并主持过社区教育项目的纪录片工作坊，是这个领域中的率风气之先者，并写得一手好文章。瘦削而笑眯眯的郭净先生并不急于显示自己的观点与力量，将下午的主持做得既轻松又有节奏，令我这样的迟到者补上重要的一课。

《我们该怎么办？》是来自云南摩梭族落水村的一个32分钟的影片。讨论介绍时，主要制作人被他的同伴称为“尔青”（这个发音。）回家看材料才发现“曹红华”这个名字，应该是那位叫做“尔青”的摩梭人的汉名吧。谢春波女士在介绍尔青出场时，特地提到了他还是一个小小乡村影展的“策展人”，他曾经在自己的村子里举办过一个有关摩梭人影片的展览，那是一些旅游者所拍摄的关于摩梭人的影片，尔青将它们收集起来放给村子里的同胞看。这一放映非同小可，马上引起了人们的热议。对于外来者所拍摄的影片，本地摩梭人的不满在于，第一，外来人仅仅拍摄了此地美丽的风光，而没有谈到他们自己关心的问题，比如说如何保护他们的文化，当然这些问题应该由他们自己提出和来解决；第二，外来人的许多眼光集中在“走婚”这种形式上面，同时已经对它造成了许多误解，被理解成一个“乱”字。但其实摩梭人是非常严格的。谢春波女士补充了一个细节。有一次她与尔青说起“你的侄女谈朋友没有”，尔青的脸顿时红了，并责怪“你为什么和我谈这个话题？”因为在摩梭族的传统中，上下辈之间是不允许谈论有关婚嫁的话题的，这也是摩梭族特有的“害羞文化”。

尔青决定拍摄一部落水村摩梭人自己的影片，那也是村子里的人们共同参与的影片，大家在一起开会商量到底拍一些什么好。此时，影片就像一个“火塘”，令村子里的人们再度聚到一起，反思社区目前存在问题并集体商量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