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劲秀：“文革”受害者痴迷“文革”感言

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爆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共中央早在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了定论：“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尽管中共中央对“文革”作出了如此明确的结论，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多年来，“四人帮”的残渣余孽总是或明或暗地为“四人帮” 鸣不平，为“文革”招魂。特别是利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诸如官员腐败、分配不公等问题大做文章，混淆视听，蛊惑人心，妄图开历史的倒车，把中国重新拖入无法无天、极左泛滥的灾难之中。

特别令人感到惊异的是，少数在“文革”中的受害者不仅把“文革”中遭受的屈辱和伤害忘得干净干净，而且完全用文革的思维和语言诋毁、攻击党中央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甚至叫嚣“必须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 ！

据2009年第24期《南风窗》杂志《“遗老”马宾》报道，“文革”开始后，马宾“成了运动对象，被拉到沈阳的单人监房里囚禁5年半。要不是周恩来和陈毅分别出来证明，保他清白，不明真相的群众说不定就会要了他的命；或者如果不是邓小平后来亲自点名起复委用，他也可能被这场运动彻底淹没。”

2008年4月，有人在乌有之乡书吧买了一本马宾写的《纪念毛泽东》。其中，怎样看待改革开放以来的形势？作者认为，“不推倒这新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党内修正主义），就不要想有社会主义”。

这些问题是怎么造成的呢？作者认为，“其历史根源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期，领导权被修正主义分子篡夺，而十一届三中全会背叛了毛主席路线，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群众运动”。

怎样解决这些问题？马宾说：“必须翻案，必须造反……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开展文化大革命，就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革命实践。”

马宾向读者宣布：“现在离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初期阶段，已经快30年了，看来我们应该规划，积极准备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下一阶段或叫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马宾认为，再来一次“文革”还不够， “七、八年一次，进行几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还提出：“彻底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平反昭雪。”这些原汁原味的文革语言，杀气腾腾，简直嚣张到了极点。谁能想到，这样的话竟然出自一个在文革中遭受迫害并被囚禁五年半的老干部之口！

马宾对这段历史虽然说“我当然冤枉”，但又表示“没有什么抱怨”。 马宾不计较自己在文革中遭受的冤枉和屈辱，是他个人的事情，别人无须干预。但是，高抬和美化文革就难以令人信服了。

马宾曾经的同事吴敬琏认为马是“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 他开出再来一次“文革”的药方是一剂“毒药”，公开批评马“开倒车”。

马宾坦言自己在“文革”中挨批、关押是“冤枉”的，但他对“文革”的美化、痴迷和神往却又大大超过“文革”中呼风唤雨、红极一时的风云人物，甚至把“文革”当作解决当前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呼唤再“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花花世界，无奇不有，天下竟有对五年半的囚禁生活没有蹲过瘾、呼唤再来一次这样运动的人。但是，凡是从文革过来的人，除少数文革得益者外，没有谁愿意受他的绑架，乐意重新回到那个灾难中去。

再如薄熙来，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盛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 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是位居国务院副总理的高官，他当然属于“红五类”，有资格成为红卫兵扯旗造反。但是不久，薄一波被打成“叛徒”， 薄熙来不仅立马成了“黑五类”，而且被关了起来。薄熙来本人曾说：“当我还是个正在认识社会和人生的中学生时，因为家庭牵连，我被关进了监狱。五年的监狱生活，使我经受了磨难……”

对薄家的遭遇，薄一波的女儿薄小莹说：“1967年1月1日，爸爸从广州被造反派押上火车，开始了长达8年的‘监护’、4年的‘管制’。经历了136次批斗、206次审讯（即‘过堂’）、武力批判、单独监禁、家破人亡（我妈妈胡明于1967 年1月15日被迫害致死，三个兄弟被关押在‘可教育好子女学习班’5年之久）。”当时，薄一波“总想到她（妻子胡明）之死和孩子们如何活”。这就是薄家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可谓名副其实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薄熙来被关押五年，出来后，在北京市二轻局五金机修厂当工人。直到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父亲的冤案才获得平反，重新走上领导岗位。薄熙来才有可能进入大学读书、深造，才有可能获得后来仕途的步步高升。

然而，薄熙来好了伤疤忘了疼，到重庆担任市委书记之后，把爱折腾的秉性发挥到了极致，肆无忌惮地重演“文革”闹剧，大搞“文革”化的“唱红”和运动式的“打黑”，对“文革”给党、国家以及包括薄家在内的千百万干部群众造成的灾难，统统扔到爪哇国了。但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薄式的“唱红打黑”不仅使不少过来人感到“文革又来了”，而且连文革初期的风云人物、如今已年逾九十的聂元梓都说：“唱啥红歌啊，真傻假傻？亲妈都在唱红歌中给唱死了，还唱个啥劲啊。”（韩三洲：《聂元梓为什么不唱红歌》）

至于“打黑”，当然是国家法治的需要和人民群众的愿望，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必须严格依法进行。运动式“打黑”，必然背离法律规定，必然产生冤假错案，必然伤及清白无辜，何况，以主导“唱红打黑”而名噪一时的薄熙来，在“打黑”运动中，其家人却涉嫌“黑杀案”！“黑”竟然出在薄熙来家里，这是何等的黑色幽默和辛辣讽刺！

薄熙来与马宾虽然都是文革的受害者，都忘却了文革的苦难和屈辱，都对文革深为钟情和痴迷，但是两者存在巨大的区别：马宾是一位年逾九十、风烛残年的老人，早已不在其位，说什么“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云云，只不过痴人说梦，纸上谈兵而已。而薄熙来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名副其实的“当权派”，他不是随便在嘴上说说，纸上写写，而是利用权势将“文革”的形式和内容付诸实践，使人深切地感到文革的预演！

这类忘却邪恶加之于自己的苦难、反过来钟情、赞美和痴迷于邪恶的故事外国也有，最典型的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又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说的是1973年8月23日，两名劫匪闯进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一家银行，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后来人质获救。奇怪的是，人质获救后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辩护的资金，他们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并表达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的感激，并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更有甚者，人质中一名女职员竟然爱上一名劫匪，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

专家研究认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一种心理疾病，缘自患者与绑匪共同生活，对其产生某种程度的认同感，也可称为“人质情结”。 学者认为这种症候群在人类社会中非常普遍，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与乱伦的受害者，都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现象。这类例子很多：

1974年，美国报业大王赫斯特的孙女派翠西亚被美国的犯罪团伙“共生解放军”绑架，她不但不痛恨绑架她的劫匪，最后反而声明加入“共生解放军”，并参于抢劫银行，1975年9月被捕。

1977年5月19日，27岁的卡罗起程去探访一位住在北加利福尼亚州的朋友。路上她搭了个便车，半途中，她突然被男车主卡门龙勒令举起双手，蒙上眼睛。到家后被扔进一个地窖里，每天都受到卡门龙的虐待，并成为卡门龙的性奴。

1980年，已被绑架了三年的卡罗虽然有许多机会可以逃跑，但是她并没有这样做。卡罗被囚禁了7年，直到卡门龙的妻子珍尼斯良心发现，帮助她逃离了这个地狱。难以置信的是，卡罗在回到自己的家以后，还一直打电话给卡门龙，同他保持联系，并保证决不起诉他。

1984年11月，卡门龙被正式逮捕。然而，受害者卡罗被卡门龙完全洗了脑而丧失了个人的意志，对残忍加害她多年的卡门龙不仅没有仇恨，反而心存情愫。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韩国富商孙明满自称“基督再世”，招募教徒成立邪教组织“联合教会” （CCP），仿照《圣经》编了一本五百三十六页的《神旨》供信徒“天天读”，在全世界各地拥有三百万信徒。人们一旦落入这个组织，就等于陷于无边的苦海。

1977年，加拿大《蒙特利尔之星报》青年编辑乔希为了解救身陷这个邪教组织的两名好友。尽管行前他采访CCP受害者的父母，进一步了解到“联合教会”的邪恶，并给自己“打了预防针”，坚信自己不会动摇对邪教深恶痛绝的立场。

乔希进入CCP场部“新理想天堂农场”。凌晨，梦中的乔希被人从地板上拉起参加唱“早歌”。早饭后是“早课”，课后又是谈心。晚饭后，人们又要唱歌，接着上‘晚课’”。 还要开展“交心”活动，把自己最见不得人的行为和隐私向“兄弟姐妹”袒露，直至痛哭流涕。经过三番五次地“洗脑”，乔希竟也被CCP的一切迷住了。他不但不打算救出朋友，自己反倒陷身其中，甚至决定留下不走了。幸亏女友按事先约定及时打来了电话：“家人病危，速归！”此刻，乔希才决定离开。

1978年，加利福尼亚州检察官收到大量信件，揭露生活在圭亚那的人民圣殿教的成员受到非人待遇。检察官将信件签发给司法部，司法部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例行公文。国务院打电报给美国驻圭亚那的领事馆，查询这些控告是否属实。领事馆回复：经调查，人民圣殿教并无虐待其成员的现象。

然而控告的信件仍不断寄来，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瑞安决定亲自到圭亚那走一趟。 瑞安带着记者团采访了位于圭亚那原始丛林中的人民圣殿教“乡村公社”。在几个小时的采访中，记者没有发现一个人回答问题时支支吾吾，或畏缩、害怕。所有的人都赞扬教主琼斯，说他为了众人的幸福付出了一切。

就在他们即将登上卡车离开的瞬间，一个营地姑娘偷偷塞给记者一张纸条。车开后，记者打开了纸条，上面写着“请帮助我们，我们想离开这个地狱。”下面是四个人的签名。

第二天上午，已到小镇的瑞安重新回到“琼斯公社”，并决定把自愿离开的20人带走。 琼斯害怕真相暴露，于是派出一队武装人员乘小型卡车追到机场向即将乘机离开的记者们开火，打死五人，打伤十二人。死者中包括瑞安及递纸条的那位营地姑娘。

接着，琼斯带领全体人民圣殿教教徒服毒集体自杀。九百二十三名教徒中，只有两名反抗，其余全部如痴如醉，服服帖帖地受死。

学者认为，这种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依赖心、屈服于暴虐的弱点乃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加害他人的行径，本质上说，是一种奴性。

当然，也不能完全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心理疾患”和“奴性”解释“文革”受害者痴迷“文革”的现象，因为，“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属于政治范畴的问题，所以，谈到这个问题必须看到政治方面的原因。

凡是过来人都知道，文革初期，林彪等人心怀鬼胎，大搞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开始时毛泽东感觉很好，说“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后来个人崇拜愈演愈烈，毛泽东也感到“讨嫌”了， 1970年，毛泽东在南巡时便说：“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