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文革”记忆与现实选项

避免“文革”成为中国未来的选项，一方面要克服集体失忆，将“文革”的脓液彻底挤出。更重要的，是要从制度层面解决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

今年3月，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时，多次提到仍需反思“文革”。

他谈到，“文革”的遗毒并未完全肃清，因此，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后，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他还特别强调到：“我在这里想讲一段话。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也走过弯路，有过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中央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基本路线，并且作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抉择。历史告诉我们，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实践，都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且经受住历史和实践的考验。”

“十年浩劫”是人们对这场运动的准确概括

可以说，四十余年前，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那场历时十年之久的“文革”是民族的巨大创伤，至今仍未“痊愈”。

“文革”中，不仅国家领导人、知识精英和普通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平民百姓也深受其害。许多人因为一句话就身陷囹圄，因为不小心污损了报纸上天天都有的领袖像而锒铛入狱，因为读一本禁书就被“审查”或“办学习班”，因为发型、服饰略微与众不同就被“批判”，广大青年无书可读无学可上，经济凋敝使人们的日常生活难获保障……残酷的事实教育了人民，“文革”从发动时的万众拥护到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抵制、反对。最后，虽然“文革”发动者多次提出“反回潮”，也不得不承认支持“文革”的人是少数。这时，结束“文革”已然成为社会共识。所以，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人们欢唱“胜利的十月”“第二次解放”是发自全民族肺腑的声音，“十年浩劫”是人们对这场运动的准确概括。

“文革”结束，痛定思痛，在反思“文革”的基础上，从1978年底起，中国开始了与“文革”路线、方针、政策正相反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确是时代之声，获得人民由衷拥护。但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执政党的路线发生了如此剧烈的根本性转变，必须作出理论与历史的说明。只有从理论上否定“文革”，改革开放才有合理性。

因此，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为此决议，参与讨论的中共各级干部达数千人之多，并且经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甚至有不同意见之间的激烈争论――的讨论。这个决议对“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作出了定论，重点与难点是对“文革”与毛泽东的评定。决议从理论分析和历史事实论述两方面彻底否定了文革。但是，对执政党来说，彻底否定“文革”必然面临如何评价毛泽东的问题，因为毛泽东晚年认为自己一生只是做了两件事情，其中一件就是文革。在几千人的大讨论中，对毛泽东的评价是争论最大的、最激烈的。

最后，“决议”对此采取的办法是“两个切割”。第一个切割是将毛泽东与林彪、江青等人区别开来：“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至于毛泽东同志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

第二个切割，是把毛泽东晚年时期的思想、尤其是他的文革理论同“毛泽东思想”区分开来：“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

当然，要将毛泽东与“文革”切割并不容易。意大利名记者法拉奇到中国后立即感觉到此点，她在1980年8月采访邓小平时问道：“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见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邓小平文选》第二卷）说的是“四人帮”，但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就是当时人们对毛与四人帮、“文革”关系的看法。

对决议的这些结论，虽然执政党内部和社会上都有截然相反的意见，但总体而言却达成了当时党内、甚至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执政党的最高领导人此时一方面希望以此决议总结历史教训，另一方面是希望以这些结论使党内党外都迅速翻过残酷内斗的这一章，以凝聚全党全社会共识、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全心全意搞建设，而不过多纠缠于在那特殊时代下形成的个人之间复杂无比的恩恩怨怨。

只有记住全面的历史，才能面对未来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决议”以“两个切割”维护毛泽东，为减少执政党内和社会上的争论分歧的确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当时光流逝，原来被掩盖的问题开始显现。

如前所述，“决议”的基本精神除了否定“文革”，还有重要一点就是“向前看”，淡化“文革”记忆，使人轻装上阵。决议使“文革”造成的创伤快速愈合，然而，痂下之脓却一直未得到完全清除，一有条件，时有溃烂。

历史研究表明，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集体记忆往往受权力的掌控。当希望人们忘记“文革”慢慢演变成为一种系列刚性规定之后，甚至，当对那段历史的记忆只能表现某些“正面性”时，“文革”记忆渐渐从全民族的“浩劫”变形为只是少数“当权派”、精英受迫害的历史，那种人人自危、人整人、人斗人的社会氛围与风气，招工、招生、当兵中空前严重的“走后门”等等，慢慢变形为“物质贫困、道德高尚、精神纯洁”……尤其是当时看来不太容易达到目的的“两个切割”，经过几十年的种种控制，终于实现初衷。

以1993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为契机，开始了“文革”后第一次大规模宣扬毛泽东，由此形成“毛泽东热”。此后，对毛的“错误”的研究等，受到严格限制。终于，如今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在提起“四人帮”、“文革”的灾祸时，多已不将其与毛联为一体。

这种变形的集体记忆再次证明，要保持真切的集体记忆确不容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有人伦品目焉。”由此可见，在中国的主流观念中，历史一直有着崇高甚至近于神圣的位置。“春秋笔法”也是中国文人在政治高压下指斥时弊的惯常手法，因此，历代统治者对历史的写法也就极其敏感，要垄断历史的话语权。历朝历代，都要花官帑无数，修出“钦定”的“历史”，即人为地规范集体应记住什么、忘却什么。

这种“钦定历史”，必然形成巨大的集体记忆空白，为伪造、涂抹历史提供了可能。历史能如此轻易地被忘却、被涂抹，着实超出了人们的想像。三四十年前我们经历过的那场“浩劫”，就这样被遗忘、被涂上一层浪漫的玫瑰色。这说明，主流话语对人们遗忘什么、记忆什么的支配、掌控之强。

其实，集体与个人一样，当对历史丧失了真正的集体记忆时，就会“错乱”。因此，过去的痛苦与欣悦、辉煌与衰败、光荣与罪过都应该铭刻在集体记忆中，只有记住全面的历史，才能面对未来。

一位俄罗斯历史学家写到，在俄国面临的大变动中，俄罗斯人民了解历史的热情空前高涨，因为人们认为俄国在20世纪几次影响人类命运的巨变，并非凭空产生，而是与俄国历史有着紧密的内在关系。在俄国的启蒙思想传统中，文学曾经一直起着特殊的作用，而现在，“历史”则取而代之，“在文学止步的地方，由历史学家撰写的随笔和论文展开了接力赛。”如一位波兰历史学家所说：“关注未来不能被视同愿意忘却。决不应该认为忘却是通向社会和平的通行证。

记忆是国内和平的组成部分。”因为有记忆，个人和集体才会对自己的过错、罪孽忏悔，才可能不重蹈覆辙；而且受害者才有可能原谅、宽恕迫害者。有真相，才有真正的和解。西谚曰：宽恕，并不忘记（To Forgive , Not Forget）。

米兰・昆德拉认为，对过去记忆的丧失，将使“人变得比大气还轻，会高高地飞起，离别大地亦即离别真实的生活。他将变得似真非真，运动自由而毫无意义。”这便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原因所在。

摆脱历史记忆，生命将变得毫无意义。进一步说，忘记过去，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和谐。一个健忘的集体，总会不断地重复错误、罪孽，难以自拔；人类社会也将陷入“冤冤相报何时了”的悲剧循环之中。或许，邓拓先生早就看到此点，所以在五十年前就呼吁要“专治‘健忘症’”。

整体性改革，已到刻不容缓的地步

当社会现实问题越来越严峻时，失忆使“文革”很容易成为一些人解决现实问题的选项。

上世纪80年代，人们对“文革”灾难记忆犹新，总体而言又是改革开放扬帆启航、各阶层不同程度获益、充满希望的年代，因此，几次带有“文革”色彩的“不是运动的运动”，在上下共同抵制下，不是半途而废，就是最后仍要高举改革大旗，事实上否定文革。

但是，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以来，应该随之而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并未如期而至，由此造成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越积越多，越来越尖锐。

人们对现实弊病的“痛感”总是深于对过去的感受，尤其因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又产生了严重的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时，如何克服这些弊病、甚至思考中国向何处去时，那种变形的“文革记忆”自然容易成为相当多一些人赞成的选项，并未因“文革”受到根本性损害的符号化的毛泽东，反过来成为为肯定、赞扬“文革”的权威资源与符号。

于是，在某些地方重新出现以“文革”似的公然破坏法治、重新制造个人崇拜、高度集权的强人政治来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时，竟不乏叫好者。有意制造的历史健忘症与现实问题的严峻性这二者间的“互补”“互动”，使文革悲剧重新发生的可能陡然而增。

进一步说，问题的核心是处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如何选择自己的参照系。是深化改革，向前进入以制度制约权力为核心的政治改革之深水区，还是向后退，回到以“运动”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1949年以来的一系列运动、尤其是集运动之大成的“文革”说明，对社会问题的“运动式解决”只会产生更大的问题、弊病甚至灾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千万不能重蹈覆辙。

所以，要避免“文革”成为中国未来的选项，一方面要以对社会、民族负责的态度直面历史、坦然面对真相，克服集体失忆，将“文革”的脓液彻底挤出。

要相信，几十年后的今天，人们会更加冷静客观地看待过去，更理性对待过去的恩怨。

更重要的，还是要从制度层面克服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更应想一想，为什么上个世纪80年代那几次带有“文革”色彩的“不是运动的运动”会遭到绝大多数人的反对、抵制，而现在的某些“类文革”做法却能博取相当部分民心？

应当冷静、理性、客观地承认，当有人以“类文革”方式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选项时还能得到相当多一部分人的赞同，正说明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严重性与尖锐化。整体性改革，已到刻不容缓的地步。换句话说，无论其动机如何，都应承认其“提问”是正当的，虽然答案完全错误。

没有民主、法治、宪政，腐败难以制止，社会问题将越来越严重，这正为“文革”重演提供了土壤。 ■

特约作者雷颐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