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毅然：文革狂涛中的知识份子

一、必须拱倒的「社会基础」

苏联大肃反与中国文革，均爆发於夺取政权后近二十年之际。惊人的「相似形」缘於相似的政治内质：缺乏民主制度保障的革命党专政，只能重落容异度甚低的封建窠臼，阶级斗争正好成为翦除异己的意识形态现成工具，知识份子因其独立性价值追求向度必遭整肃清洗。东欧及朝越古柬等共产政权，均不约而同视知识份子为敌对力量。

毛泽东发动文革，意在刘公。但如此政治大动作，不可能平地起雷，必须烘云托月有所依凭，最关键的是必须得有明确的「革命对象」，方能构成「继续革命」的必要性。在文化普及度很低的中国，剑指知识份子，容易动员群众投入运动，毛泽东明言：「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呵，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那里开刀。」1反右已打趴下党外士林，这次必须「火烧」党内士子，才能敲山震虎，拉拽出他们身后的「赫鲁晓夫」。北京市委的「三家村」就这样成了最初的祭刀羊。

中共八届政治局委员、候委33人，文革中受迫害20人；八届中委、候委194人，「靠边站」96人2.连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都一度想自杀3.中共八届中委多为知识份子出身的开国功臣，不把他们集体摁下去，就无法拱倒党内理性力量的刘邓。但光批斗党内知识份子是不够的，党外知识份子也须拉来陪斗，这样才能说明党内党外串通一气，才能证明走资派确为阶级敌人在党内的代理人。茅盾一直在上天安门，也遭家中服务员的造反，领着红卫兵抄家。1949年以后知识份子文化边缘化，文革则完成政治边缘化。

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文革死了二千万人，整了一亿人，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4.知识份子所比例无从得知，但他们无疑是最痛苦最无助的那一部分，因为他们是明确地必须打倒的革命对象。不过，知识份子的陪绑并非纯属「无辜」，从价值观念上，他们确实是「走资派」的社会基础，不搞倒他们，极左那一套便难以贯彻推行。何况，镇压知识份子在中国素有传统，北洋时期，「军阀镇压群众运动的第一件事便是把农村教员和他们的得意门生抓去砍头」5.

面对文革狂涛，心理落差最大，日子最难过，心理最难平衡，自杀最多的，是那些一直自许为革命中坚的左派，尤其是那些反右斗士。其中名流有：老舍、邓拓、李立三、叶以群、范长江、赵九章、闻捷、杨朔、李广田、孔厥、罗广斌、周瘦鹃、俞鸿模、饶毓泰（中央研究院院士）、陈琏（陈布雷之女）、梁思顺（梁启超之女）、南汉宸（中贸委主任）、张学思（张学良之弟）、傅雷夫妇、翦伯赞夫妇……被迫害致死的文化名人：吴晗夫妇、马叙伦、李达、张东荪、潘光旦、田汉、冯雪峰、邵荃麟、赵树理、巴人、丽尼、彭康、海默、罗广斌、陈翔鹤、萧也牧、魏金枝、侯金镜、孟超、冯沅君、郑君里……

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常溪萍，将该校中文系几十位师生划右，超额完成揪右指标，1965年奉调北大参与该校社教工作队，又整了不少师生。文革前回华东师大，文革一起，被造反派扭着到处游斗，每间学生宿舍都可通过广播勒令他在指定时间接受批判，常溪萍跳楼自杀6.吴晗当年率先向「章罗联盟」猛烈开炮，在人大发表〈我愤恨！我控诉！〉，像一挺扫射的机关枪，掌声激起，深得眷恩，总以为与党的关系是通过战火考验的，也沦为「三反份子」，比右派还反动，这弯子怎么转得过来？一贯紧跟的曹禺只想一死了之，「我跪在地上，求着方瑞，「你帮助我死了吧！用电电死我吧！」」曹妻方瑞则反过来求丈夫：「你先帮我死好不好？」7萧乾回忆：「对不少人来说，死比活着美丽多了，有吸引力多了。我也几乎加入了那个行列。……蹲牛棚时，每次上厕所我都在勘察死的方式和方法，琢磨哪根管子挂得住腰带，要是跳楼从哪里往下蹦。」8

北大生刘顺元，抗战后历任中共大连、济南市委书记，文革后出任中纪委副书记，文革中关入上海警备司令部地下室，双手从肩背反铐，饭倒在地上，要他趴地舔吃9.农村的批斗远比城市野蛮。县长、县委书记脖栓几十斤重的粪桶，一边斗一边往里扔石头，粪汁溅得满身满脸。有人熬不过，又一下找不到自杀「路径」，吃饭时将筷子插进鼻孔，用力往桌上一磕，筷子穿进脑子；有的自杀者跳了粪坑10.能否保持人格尊严成了知识份子的最后一道防线。

个人自尊与自杀成正比，与生存几率成反比。自杀成为保持尊严的「唯一武器」。1966年9月3日，诗人陈梦家在家中第二次自杀成功，遗言：「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11自杀者中以留学背景者为多，从香港回国的乒坛三──姜永宁、容国团、傅其芳，全部选择自杀，「一致认为」生不如死。然而，不要以为死了就一了百了，一句「自绝於人民」，依然让你死不安宁。

北大校园监狱──「黑帮监改大院」，关押着二百多名教职员。王力、朱德熙等着名教授「忝列其中」。「背错一个字（语录），立即一记耳光。每天晚上的训话，也是旧地狱中决不会有的。每当夜幕降临，犯人们列队候训。恶狠狠的训斥声，清脆的耳光声，互相应答，融入夜空。」12北大被揪出「立案审查」者达九百多人13，「牛鬼」们走路不许抬头，坐着不准翘二郎腿，整天写无尽无止的检查交代，不许丑表功、攀关系、安钉子，不许半点虚假。朋友相见，不敢说话，语不及私，只能「眉目传情」。为防说梦话，有人衔着手绢才敢入睡。稍一不慎，就是「现反」，一判就是十年。众多「牛鬼」向往监狱，那儿至少没有无时无刻的监督与随时可能落下来的拳棒。每一所五七干校左近都有一「附件」──几座或十多座新坟。

1968年6月23日，陈白尘日记：「下午文联各协会与生产队联合举行斗争大会，第一次被施以「喷气式」且挨敲打。每人都汗流如雨，滴水成汪。冰心年近七十，亦不免。文井撑持不住，要求跪下，以代「喷气式」，虽被允，又拳足交加。但令人难忍者，是与生产队中四类份子同被斗，其中且有扒灰公公，颇感侮辱。」14革命女将不准六十五岁的丁玲睡午觉（革命派与反革命总得有区别），不准她抬头（「看，她那仇恨的眼光！」）、不准她打鼾（破坏革命小将休息）、不准她不欣赏每晚低劣的宿舍晚会。青岛红卫兵挖开康有为的坟墓，把康有为带有白发的头骨挑起游街15.

萧乾记载：「到1966年红八月，革命就由阴惨惨变为血淋淋的了。丢在胡同口垃圾堆上的六条「首」，有人说还没断气呢，就拉到火葬场去了。大孩子告诉我，他们高中那位干了一辈子教育工作的老教师被打死后，造反派非逼着校长在阳台上抱着死跳舞──他乾脆跳了楼。」16流沙河之妻为监禁的丈夫送饭，邻院廊楼上的工人射尿而下，浇淋其头发和饭篮17.一位女红卫兵将点燃的鞭炮塞到双手被绑双眼被蒙的「走资派」耳中，炸声响起，「走资派」倒地吱哇乱叫。有人责问是否太狠了，女将答曰：对付阶级敌人，还算轻的。

知识份子是标准的政治贱民──臭老九18.每天必须将门打开，以便革命群众随时入室监督查抄、发布训示，每次进出亦须向治安委员立正报告19.两个孩子吵架，一个骂：「你哥哥是劳改份子，你以后也要当劳改份子！」另一个回敬：「你们家都是知识份子！你长大了也是个知识份子！」20

二、焚书。幽默。叫好

专政全凭知识少，反动皆因文化多；知识份子的代名词是「有学问的混蛋」，劳改队中地位更低，被小偷流氓呼为「吃屎份子」。湖南出了一句领导名言：「三个知识份子在一起就会反党！」21有人公开声称：「不把你们这些知识份子统统枪毙，就算便宜你们啦。」22

五四名士沈尹默在上海数度被抄家，六十多年搜藏的诗词字画古帖古书全部被运走烧毁。刘海粟被二十四次抄家，甚么东西都拿走了，六朝唐宋明清及自己的字画七八十件都没了下落。北大荒兵团某连，挖出一个埋藏很深的「阶级敌人」，罪行是传播黄色书籍──巴金的《春天里的秋天》，判刑十五年。林风眠入狱四年半，没有理由也毋须理由，大量作品被浸入浴缸溶成纸浆走23.

1966年8月24日，北京123中学红卫兵涌进梁漱溟寓所，撕字画、砸古玩、烧图书，梁氏三代京官所购珍本古籍、明清名家手迹、大量藏书，在院里烧了好几天。1967年2月，梁思成第三次被勒令搬家，只给二十四平方米一小屋，不得不尽卖藏书（包括其父的《饮冰室文集》），三轮车往废品收购站拉了一整天，共四十五车次，计售人民币三十五块24.华东师大教授许挂着「老右派」木牌，多年打扫学生宿舍厕所，老两口住在全校最破旧的狭小工房，煤炉就在边，藏书无处可放，大都论斤卖了废纸。《文汇报》右派吕文：「二十多年的体力劳动下来，平反后，我连字都不会写了。」25罚扫大街的路翎，家里竟没有一本书、一支铅笔、一页稿纸，已完全失去写点甚么的欲望与需要26.

文革期间，知识份子的智慧只能体现在好兵帅克式的幽默上，尽量不给残暴者发泄兽欲的机会。廖沫沙得以存活的原因在於其幽默性格──「等到他们动手扭胳臂，迫使我低头弯腰撅屁股的时候，……我的滑稽感就油然而生。在低头弯腰的时候，我默念起：「大慈大悲南无阿弥陀佛，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用这样的咒语来分散肉体的不舒适和取得精神上的胜利与快乐。」27

黑色幽默的档次也愈来愈高。中央美院某学者被派往历史博物馆打扫女厕，他却从这一侮辱性的差事中找出闪光点：「这是造反派领导、革命小将对我的信任，虽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靠……」28北大学生右派郑光弟，因硬不低头，进了铁丝网内的劳改队，实在熬不过去，自行了断。不过，方式特异。他将绳子一头拴在水塘坡的树根上，另一头捆住双脚，上半截身子顺着倾斜的塘坡栽向水中。树上留一纸条：「我因对未来绝望，而和大家诀别了。无论哪位路过这儿的仁人君子，只要像拉鱼网一样往上一提绳子，另一个世界的万物之灵，便又和「同类」见面了。」29邮局门口代写书信的捉刀人与时俱进扩展业务，明码标价：家信一角，一般检讨二角，保证一次过关的深刻检讨五角30.

对绝大多数左派知识份子来说，文革属於「猝然降临」，他们手足无措莫知应对。那时，斯大林大清洗尚内幕不详，苏区早期肃反更讳莫如深。他们无法从革命的历史中找到对应的逻辑性解释。刚刚还在为革命欢呼高歌，转眼成为革命的对象，实在无法接受这种猝然转逆，也理解不了革命为何会成为革命者的苦海。尽管一再提高认识，一再自诫必须接受革命群众的帮助，但又怎么忍受得了完全的栽诬与相互揭发的尴尬呢？然而，悲剧之悲乃是文革之初，绝大多数知识份子完全认同「继续革命论」，即使「触及皮肤」，也认为是必要的，怪只怪自己水平太低，理解不了运动的「伟大意义」。他们都以「紧跟」为荣，为没有资格「效忠」顿足捶胸。他们认认真真写日记，学习王每天自问五十个「为甚么」，查问每一行为的对错。多数知识份子非常虔诚地接受批判，祈求脱胎换骨灵魂净化；竭力说服自己去承受种种侮辱、宽容那些殴打自己的革命派。只是「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

于光远回忆：「文革刚发动的那会儿，我都是把它们当作一场原则性的党内斗争来接受的，自己也努力反省自己在思想上是否有不符合党的要求的缺点和错误。」31季林说：「我自己在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时候还虔信「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一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我一直拥护七八年一次、一次七八年的「革命」。」32梁思成病情恶化无力外出，令妻子每天抄回有关他的大字报，「还有各种「革命组织」印发的众多「揭发材料」和「首长讲话」，他都如饥似渴地读着。我们不断努力去接受这些大字报上的「革命」观点，拼命想跟上「群众」的步伐。」33杨沫跟丈夫辩论：「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大革命还能不对么？」34

50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脱裤子」、「割尾巴」，已打掉知识份子的价值自信，从根子上否定了他们此前的人生经验，使他们学会了以「原则」代替感情（沈从文语）35，首先思想投降自我怀疑，乖乖地没错找错。吴宓在思想改造运动后说：「我皈依毛公陛下之心将进而虔诚寅敬矣！」36红色教授冯至的口头禅──「伟大的时代，渺小的我。」37至此，个人权利被名正言顺地褫夺。知识份子的这一价值退让，不仅使中国沦为政治全控型社会，也使自己沦为「最可欺负的人」。巴金甚至称姚文元「无产阶级的金棍子」38，为打在身上的棍棒叫好。失去本能意识，甘於思想自虐，乃是最深刻的文化悲剧。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右派与久受压抑的知识份子的心态。文革初期，他们虽不理解，却从心里拥护。「右派」蓝翎坦白：「「文革」刚开始时我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