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国强：大陆学界红卫兵运动研究述评

一

大陆关於红卫兵运动的研究和着述始於80年代。到90年为止，出现了一些比较有影响的论着，其中包括：朱世雄〈从红卫兵运动的历史悲剧看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青运史研究》1985年第2期）、李亚平〈红卫兵运动产生的原因和特点〉（《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88年第5期）、陆建华〈红卫兵：一个社会结构分析〉（《当代青年研究》1988年第1、2期）、云石〈红卫兵运动述评〉（《中国青运》1989年1至4期）、常家树〈红卫兵运动的反思〉（《当代青年思潮》1989年第1期）、刘青峰〈民族主义和超意识的复苏──略论红卫兵的精神素质〉（《当代青年研究》1989年第1期）、何为《红卫兵运动的源流》（《当代青年研究》1989年第3期）、罗世荣〈对「红祸」的追思〉（《青年潮》1989年第4期）、刘永〈五四运动、红卫兵运动之比较〉（《青年潮》1989年第6期）、宫力〈红卫兵运动兴起的原因〉（《党史研究资料》1989年第7、8期）、凌巍〈文化大革命与第三代人〉（《当代青年研究》1989年第2期）等。这些带有拓荒性质的论着，分别对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原因、发展阶段、性质特点、社会影响、历史教训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以下一些看法：

第一、认为导致红卫兵运动兴起的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精神残缺的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毛泽东的个人超凡魅力、青少年的青春期躁动心理、小农经济基础残余以及建筑在此基础之上的封建文化和传统社会意识残余（如「忠君观念」和「个人崇拜」心理等）的消极影响，等等。

第二、一般认为红卫兵运动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1966年5－7月是红卫兵组织的产生阶段；1966年8－12月是红卫兵运动的兴起阶段；1966年12月－1968年8月卷入全国性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1968年9月－1970年8月是红卫兵运动的终结阶段。

第三、一般认为红卫兵运动是「文革」前期在毛泽东的错误领导和直接号召下发生的、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和操纵的一场青少年的政治风暴。它不仅给国家、人民造成严重灾难，同时也严重损害了一代青少年自身的成长。有些论着还对红卫兵运动的特点做出了以下比较具体的分析与归纳：1、组织路线上的「血统论」；2、行为上的破坏性；3、思想上的盲目性；4、组织上的分散性；5、心理上的崇拜性；6、价值判断上的否定性；7、目标上的幻想性；8、行为上的野蛮性等。

第四、一般认为红卫兵运动留给后人的历史教训，是如何坚持与改善党的领导，建立健全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加强对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培养他们的遵纪守法观念，反对无政府主义倾向和「文革」时期「大民主」的错误做法。1

笔者认为，上述这些认知的形成都有一定的事实依据，部分地反映出红卫兵运动的历史风貌，为此后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不过就整体而言，这个时期相关论着的历史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这突出地表现在：绝大多数着述都侧重於抽象的理论论述和定性分析，而疏於相关史料的发掘运用，因而观点和结论显得比较笼统空泛。其次，有些论着虽然有一些简单的论证，但是这种论证要么完全基於论述者个人的狭隘经验和主观感受，对历史现象的把握缺乏客观的整体性关照，要么完全基於对当时报刊资料和领导人讲话的字面解读，忽略了这些文献产生的具体语境和现实指涉，因而对「红卫兵」概念缺乏必要的分析，对不同时期红卫兵群体社会构成的杂性和红卫兵运动性质的发展变化轨迹认识不足，在解释红卫兵运动的成因和派性斗争问题时带有简单化和以偏概全的倾向。

上述基本格局的形成，与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论着者的学术训练和理论素养、以及资料方面的种种限制等因素有关。资料方面的限制因素毋庸赘言。所谓特定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主要是指当时的许多着述者亲身经历了「文革」时期的社会动乱，对「文革」的惨痛教训记忆犹新，对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倍加珍惜，因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带有彻底否定「文革」的主观诉求。这不免使他们的相关论着带有某种主观先行和简单化、绝对化的倾向。所谓论述者的学术训练和理论素养方面的局限，一方面是指在经历了数十年与外部世界的学术交流阻断之后，整个大陆学术界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理念和一般规范已经相当生疏。在这种氛围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中青年学者，尽管主观上不乏锐意进取的积极诉求，但是他们的问题意识、话语体系和论证方法依然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本土的和时代的局限。许多着述者对「学术研究」概念的真实内涵不甚明，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从事学术研究和着述的一个最基本前提，是要在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反思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问题意识」，提炼出一些具有思想针对性和学术成长性的研究主题，从而在现有基础上对相关研究加以拓展和延伸，加深人们对相关问题的理解和认知。他们较少关注国内外学界在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忽略了学术发展与学术传承的内在关系，而是热衷於自说自话，闭门造车，平地起高楼，从而使他们的相关论述带有一种重劳动的性质，观点与结论的简单雷同比比皆是。另一方面，有些论述者虽然对上述问题有所意识，积极尝试借鉴一些国外流行的观点、理论与方法，从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政治学、控制论、系统论、现代性、民族主义等视角来阐释红卫兵运动，希望形成对现有研究成果的超越，但是这种创新尝试常常因为缺乏扎实的实证研究基础而流於空泛，虽然对於拓展研究视野、增加思考维度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但是其具体观点和结论能否成立还有待进一步商榷。

徐友渔曾经在一次访谈中指出：「中国人的思想往往来自於文学艺术、人生顿悟，而不是科学和理性，所以往往是神秘主义、野狐禅一类的东西滥。……中国人应该学习和养成缜密地思维、准确地表达的习惯，清除那种海阔天空，以气势和文采而不是以把握问题实质取胜的习惯。」2他的这个看法与笔者对90年代以前红卫兵运动研究的整体评价庶几相近。

综上所述，由於主客观条件的限制，90年以前的相关论着除了对红卫兵运动的阶段划分和整体定性可资借鉴以外，其他方面乏善可陈。史料积累方面的贡献也不够突出。

二

进入1990年代以后，大陆学界的相关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涌现出一大批出研究成果，其中比较重要的论文包括：高鉴国、李芹〈文革时期的社会心理〉（《青年思想家》1991年第2期）、赵〈论红卫兵文化〉（《青年研究1991年第7期）、方奕〈红卫兵运动的研究综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江沛〈十年来国内红卫兵运动研究综述〉（《青年思想家》1993年第1期）、卜伟华〈红卫兵运动与「文革」前的学校教育〉（《中国青年研究》1994年第1期）、史会来、刘晓〈血统论在「文革」中的兴衰〉（《龙江党史》1994年第3期）、史晓平、史晓久〈论红卫兵〉（《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8期）、江沛〈红卫兵心态探微〉（《青年思想家》1995年第4期）、印红标〈红卫兵运动的主要流派〉（《人大印资料？中国现代史》1997年第8期）、唐少〈从清华大学两派看「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的对立和分歧〉（《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唐少〈「文化大革命」初期群众组织取向的个案分析〉（《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卜伟华〈「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天派」、「地派」的一些特点〉（《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3期）等。比较重要的专着和文集包括：於辉《红卫兵秘录》（团结出版社1993）、江沛《红卫兵狂飙》（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丁晓禾《狂飙：红卫兵童话》（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徐友渔《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徐友渔《直面历史》（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0）等。此外，不少大陆学者还在境外发表了一些有较大影响的论文和专着：如徐友渔、印红标、唐少等人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上发表的相关论文，以及米鹤都《红卫兵这一代》（香港三联书店1993）、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唐少《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等。这些论着也应该纳入我们考察的视野。

与前一个阶段相比，90年代以后的相关研究着述表现出以下几个显着特点：第一是密切关注国内外学界的发展动向，积极引进和吸纳一些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新观念、新视角和新方法，在指导思想上进一步明确了个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学术与政治的应然关系；第二是自觉摆脱了以往那种带有空头理论和空洞说教色彩的思维习惯和着述方式，注重不同类型、不同性质史料的发掘、整理和运用，其中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口述史料的集和应用；第三是注重对相关概念内涵的细分析和概念运用的规范性说明，通过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文化层次的红卫兵群体的深入考察，揭示了红卫兵成员社会构成的杂性和红卫兵运动的曲折发展历程，深化了人们对「红卫兵」和「红卫兵运动」概念的认知；第四是在解释红卫兵运动的成因问题时，自觉地坚持唯物史观和实事求是精神，不但注意到文化传统和封建社会意识残余的消极影响，而且还试图揭示这些消极因素是如何通过现实的、不完善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而发生影响的；第五是在深入扎实的实证研究基础上，与西方学界展开了有效的对话，对一些十分流行的模糊认识和错误观点做出了令人信服的澄清和匡正。

上述这些成就的取得，是社会史研究视角和实证研究方法应用的结果。而这种带有鲜明时代气息的研究特色之形成，又与中外学术交往的不断扩大、相关领域学术规范的逐步形成和新一代学院派研究人士的异军突起有关。

社会史研究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学术流派，诞生於十九世纪末期的法国。到50－60年代，社会史研究已经成为西方学界的一种时尚潮流，其理论与方法得到十分广泛的运用。最早将社会史视角引入「文革」研究的西方学者是美国学者陈佩华、李鸿永、骆思典和安德佳等人。90年前后，他们的着述开始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对於国内学界红卫兵运动研究乃至於整个「文革」史研究的走向变化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社会史研究的一个显着特点，是在考察历史问题时，自觉地将关注的焦点由少数精英人物转向一般社会大众，不是通过高层人际关系纠葛，而是通过社会制度的结构性缺陷所导致的社会矛盾与冲突，来解释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成因，其核心内容被概括归纳为「社会冲突理论」。

这种新兴学术思潮对年轻一代中国学者的巨大影响及其对传统认知的颠覆作用，可以从印红标、唐少、徐友渔等人的相关论述中清楚地反映出来。印红标在1989年发表文章，呼加强对红卫兵运动的研究，开「文革」研究的新领域。他的这个想法显然受到陈佩华等人研究的启迪。3唐少在评论金春明1996年出版的新着《「文化大革命」史稿》一书时，对该书内容的结构性缺陷提出尖锐批评，指出《史稿》对1967年初春到1968年的众多重大事件辍笔而过，对在此期间的许多群众运动、群众组织、群众派性斗争和全国性的诸多群众思潮忽略不计，是极不妥当的。他认为：「文革」的全部问题都离不开群众问题。人民群众不仅使「文革」在规模、范围、意义和影响等方面成为二十世纪数一数二的群众运动，而且他们本身就是「文革」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对「文革」历史的创造和推动包含了他们在「文革」中的自身演变、自身反省和自身批判。「文革」时期的群众思潮和派性斗争表明，群众问题从根本上使「文革」具有了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利益驱动和利益分化的色彩，并且给「文革」的命运注入了难以逆转的因素。如果无视群众问题在「文革」中的角色和功能，「文革」作为一场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活动或置身於其中的历史就无从谈起。4徐友渔也是较早关注陈佩华等人的国内学者之一，他的专着《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中包含许多关於「社会冲突理论」的讨论。他指出：研究「文革」固然需要分析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和意图，分析中共最高层的权力格局，……但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文革」远远超出了宫廷斗争的范围。人们一提到「文革」，首先想到的是一场把近十亿人卷入其中的群众运动。因而「文革」研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广大群众的参与。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他们当时为甚么会有那么离奇、狂热的举动和心理，这是一个超级魔术师催眠的结果，还是有其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原因？驱使他们处於癫狂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