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浔泽：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较量

无论苏南模式还是温州模式，其关键都是民间的张力得以释放和涌流，只不过路径不同罢了。在所有人都开始相信宁波人修建杭州湾大桥是为了与上海接轨，与正宗的长三角联动时，宁波人在窃笑

苏南模式肇始于无锡、常熟、江阴，但典型的苏南模式不仅仅在于此，还有浙北的萧山、绍兴、鄞县。只不过随后的温州模式更具备无中生有的魅力，让人们误以为苏南模式仅仅开始于江苏。而浙江省在1993年后向浙东和浙北地区大力推广温州模式，有先见之明地改造了浙东北的“苏南模式”。苏南在占得了无尽的先机时也加深了人们的这种误会。于是，提到江苏就是苏南模式，提到浙江就是温州模式。江苏把吴越核心区域的乡村工业化模式抢先冠以“苏南模式”的称号，在赢得无限风光的同时也被这种胜利冲昏头脑。

第一次的优劣互换

经济的发展往往超出人们想像地改变生活，改变地域竞争态势。变化比计划来得快，这是工业化加速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1980年代武进曾是苏南模式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在1992年第一届农村综合实力百强县的评比中它名列第二，仅次于无锡县，而高于第三的江阴县。当时的苏南内部并非如今天人们想像的那样，越靠近上海就越发达。无锡县、武进县和江阴县的铁三角是当时苏南地区最发达的三极，他们都不属于江苏离上海最近的苏州。经典的苏南模式的创新也是围绕这一核心的。那时昆山还很平庸，张家港也才小荷露角。而且在苏州所辖的六县中，当时最发达的、发展最快的都不是直接与上海接壤的太仓、昆山和吴江。此时也是苏南模式声誉最著和实惠最多并存的黄金时期。尽管溧阳、金坛稍次，但那时提到苏锡常，不仅强将无弱兵，而且彼此也不敢小瞧。不论声势还是人均，基本上是无锡第一，而常州与苏州相差并不悬殊。可仅仅过了几年，苏锡就渐渐无“潮了。伴随这种变化的，还有武进甚至宜兴的相对衰落，和苏州总量和人均的节节攀升“苏锡无潮并非是江苏的胜利，而是上海的胜利。苏锡特别是苏州的繁荣得益于上海而不再是内生的结果。这样，常州遥遥领先镇江等地的盛况亦已不再。镇江对常州也不是望而不及。经典的苏南模式从1995年风光最无限的巅峰突然滑落不仅让中央始料未及，也让苏南人和江苏人无法理解。

很多人谈论传统的苏南模式从万众欢呼滑落至举步艰难时，仅仅停留于苏南模式的集体经济的性质。这虽不肤浅却不深刻。如果在苏南模式风光后把武进、宜兴、无锡县、丹阳等地放到浙江那种行政状况下，这些地方今天的城乡面貌会跟温州、晋江那里一样繁嚣：外地人比本地人多，本地人楼房起码六层，人人是老板，家家有汽车，满街是蹬三轮的外地人，尽管杂乱无章却生机勃勃。可惜的是历史不可重写，假设也不可能是现实。经典的苏南模式成也政府，败也政府，有一定的道理。苏南模式中的政府特点在张家港的两个文明建设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张家港精神本质上是大寨精神的延续，本身也并非一无是处，然而在长期坚持下必然始终是粗放型的而不可能是集约化的。结果不仅劳民伤财，而且极易钝化居民。长此以往，必然会窒息内生型的民间张力。而经典的温州模式虽然得益于政府某时的保护，但主要动力在民间，它的兴起和富民得利始终仰仗于民间对政府的敬而远之和政府心知肚明的袖手旁观。

经历数百亿资金打水漂于南方的地产、邓斌的集资案和省内被迫北上做秀般的扶贫，江苏经济也软着陆了“二国有”的苏南企业体制相继走入绝境。作为1980年代全国最富裕的农民的苏南人一朝醒来才发现桂冠是如此的烫手，富裕亦已相对名不符实。曾经不屑的浙江那些专门造假坑蒙拐骗的土帽如今似乎个个都是腰缠万贯的老板，而苏南人却依旧只能是农民式的工人。每天要去工厂上班，集资款转眼间化为乌有。更重要的是见识有限，却还总期望政府，这特别是苏州以西的曾经是苏南模式核心地区的乡村写照。

苏南人普遍劳工化的起因

根源很多，惟有细细梳理。无论苏南模式还是温州模式，其关键都是民间的张力得以释放和涌流，只不过路径不同罢了。苏南模式成长和壮大，在其企业投资机制和经营方式上存在一个向上走的趋势：即兴办企业的最主要动力存在一个由民间到政府，由下级政府向上级政府转移的趋向。而在温州这种现象是不存在的。苏南模式首先肇始于大集体时期的农村生产小队的自办加工作坊（后来的村民小组），再到生产大队（行政村），再到人民公社（乡、镇），再到县，甚至市。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的规模愈来愈大，模式的光环越来越亮。可是企业产权的主体却越来越模糊，企业一步一步地蜕化为准国有企业。固定资产越来越多，机制却越来越死；与政府越来越近，离民间却越来越远；企业招收的农业富余人员越多，农民整体的创新能力就越来越弱：整个苏南地区的发展活力愈来愈弱也就不那么让人稀奇和深感诧异了。苏南农民的创业冲动被无形地抵消，农民甘愿成为劳工者，而非经营者。这是对经典的苏南模式走过的路途所作的理性描绘。

翻开当代的改革开放史，中国成功的区域发展模式中，农民都是无可厚非的领导者之一和绝对主力。无论在珠三角，还是长三角，无论是温州还是晋江。解放农民创业的束缚是上述四地乡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主要动力。于是当苏南把大量土著农民保护式地转移进当地的集体工厂时，危机就已经潜伏。这种状况延续至今，也是苏南之所以成为国际资本大量进驻无阻而入的关键，这同样也是苏南GDP越高，而人均收入相对而减的症结之一。

而在温州则远不一样。在温台那里，不论企业还是当初的作坊，行政权力始终无法介入。当家庭作坊式的企业初现时，政府不愿干预；当前店后厂雨后春笋般多起来时，政府无暇顾及；当合作企业做大时，政府已经无力介入了。政府无可厚非地都有嗜利的一面，否则江苏的各级政府不会如此勤勉地介入乡镇企业――这是乡镇企业最终失去活力的重要根源。而浙江政府也会从地方和政府利益考虑行使地方保护的政策：在中央三令五申要求浙江省严厉查办造假企业的背景和压力下，浙江造假企业仍然打而不灭。尽管浙江付出了巨大的声誉代价和道德成本，但企业最终却越做越大，经历了一次风波，企业就上一个台阶。地方保护主义并不一定要彻底摈弃，关键是仅是遮丑还是夹紧尾巴力图卧薪尝胆。这个历程同样值得广东汕头人寻味。

两个发展资质类同的地区，经济发展好的地区，政府未必是好政府；但经济发展活力不足的地区，当地政府或前届或当届一定难逃其咎。1995～2000年的苏南模式的绝境及其重整的巨大代价，政府显然不能置身度外。浙江GDP在总量上远落后于江苏，可浙江的老板数目之多，资本之巨却足令江苏汗颜。江苏鲜有王均瑶、徐冠巨那样白手起家的风云人物，这不会是偶然。这是苏南模式江苏化与温州模式浙江化的必然后果。苏南模式是离土不离乡的就地城市化。尽管苏南是村村冒烟，但只是村办厂、镇办厂，而少有家办厂。然而在温州早期却相反，那里鲜有集体办的工厂，多是家庭办的作坊。这就使1980年代苏南的企业规模远大于温州。在1980年代，全国民工数还很有限，而且大量涌入的是大城市和广东等外资勃兴的地区。当时江浙的外来民工还是涓涓细流。这样，苏南的乡镇企业需要大量的员工，就为当地的农业剩余劳力提供了就近且风险不大的转移归宿。大多数农民于是顺理成章地成为工人。这也是直至如今苏南的民工数量与广东甚至浙江都无法比肩的历史原因。而在温州，农业剩余劳力比例远大于江苏，而当地集体属规模大的工厂有限，于是只有外出经商。与苏南比较起来，温州这种模式中个体需要冒的风险超出想像。

苏南模式的优点多具即期性，而温州模式的优点相对滞后。因而，苏南模式的不足让本地人随后承担得更多，而温州模式的弊端则是更多地抛给了当时和后来的外地和外地人。并不是浙江群体的有意为之，但面对这个格局“越人”的确比“吴人”幸运。今天的苏南人普遍劳工化和相对贫穷正是缘于此。政府勤勉作为，却为光环褪却后的经济相对停滞准备了致命的起因。这种“政府好心办坏事”是当时的苏南及江苏政府始料未及的。

苏南是作为下一个短暂时期的世界工厂的加工车间，还是今后较长时期无可争议的全球制造业基地，不仅仅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当地政府的亲商程度，更取决于当地民间活力的激发和互动。1990年前后，当集体性质的企业束缚了苏南民间自主创业的活力后，一向勤勉的政府眼光开始向外，适逢浦东开发开放，长江大流动，外向型经济成了一根救命的缆绳。它使因温顺地接受1988年开始的治理整顿而在总量上先后被广东、山东超过的江苏，在1990年代初再度火冒，虽然追不上广东，却勉强压过了山东。这一是由于江苏的开发区经济，二是由于乡镇企业基础庞大，而且在1992～1995年还恶性膨胀。但这两点都与政府强力推动密切相关，很可能翻水覆舟般地转眼间变成致命伤。于是回味江苏的发展，总让人欣羡浙江发展大戏中那种行云流水般的感觉。

置之死地而后生，人均0.3亩地的温州人奋起正得于此。给之艳羡而后活，像城里人一样安逸地生活，这是苏南农民兴办社队工业的朴素理想和原始动力。农民创造出财富膨胀的神话后，集中、建镇、进城，农民企业家的空间身份完成了变迁，富裕的农民进城后，一是提高了城里人的平均生活水准，二是狼入羊群，羊皆变狼。城镇居民一改安逸地等待国家安排的懒惰，主动出击，自主生产，城乡一起联动，居民泛老板化，收入自然也就水涨船高了。这是对浙江城镇居民收入居高难赶、节节上涨的简要描述。而江苏自发的行程却因乡镇企业恶性膨胀，导致相当部分农民的集资款血本无归而被迫中断。于是，退而求其次，小富即安，守着征地款，穿着工作服，住着两层楼，安享别人对苏南赞誉的同时，自己只能老老实实地成为新的有一点私产却不能个人风光的新工人阶级。这是今天苏南大多农民的心理和实况。这种危险的心理，与西北白天放几头羊，晚上蜷缩热炕头，吃饱即安的文盲老农区别只在于，那里自然条件太恶劣，而这里得尽地利和天时。

不仅在苏南，而且在温州以及大佛山，成功的地区发展的中坚必是制造业，而打造制造业兴旺景象的主力必来自乡村精英。如今有许多人把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希望放在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身上，这很可能只是一厢情愿。高科技能带来巨大财富确是事实，但其风险同样巨大。拥有光环的知识分子和一穷二白的农民比起来，谁更有创业致富的冲动，谁更有不择手段遨游市场海洋的潜力，知情者有自己的发言。市场是一个无法穷尽的黑箱，专业的经济学人士也无法全部琢磨透彻，无论是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还是胸中无沟壑的激情农民，对于市场本质上只能在游泳中学习游泳。知识越多，思考越多；考虑越多，担心越多；担忧越多，胆量就会越小。并不是空穴来风的“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曾经是生动的写真，现在亦没有完全失效。

缺乏创业激情，一味引用别人资金，成为加工车间，就只能是附属而无法独立。在今日苏南，东部的昆山，一掷千金的是台湾阿土伯，在南部的盛泽，腰缠万贯的多是闽浙越蛮，只是在北部的江阴、张家港、常熟，本地的富人还能风光正盛，然而由于他们的资产实在太大，整个社会分配得并不均匀。老板更多的是曾有政府背景的由乡镇企业经理人转制而来的大老板，并不存在大、中、小老板从小到大的梯队和有序跟进的连动。而且由于就那么几个人被披红戴绿地供奉为民营经济的能手，满身贴遍对于企业家而言并不实用的勋章。这种气氛不仅在事实上阻碍了苏南本地中、小企业主的成长，而且掣肘了苏南大企业主的继续做大。在众目睽睽之下，即使做着早已耳熟能详的琐事，激动紧张也是必不可免的，而失误也就在所难免了。

第二次优势互转的危机已在涌动

当苏州、昆山已经指望无缝隙融入大上海时，宁波、慈溪只能提出“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口号本身的差异也反映出两地与上海地缘似的亲疏。

浙江与上海地理上最接近的是嘉兴。但嘉兴与周边的苏州、杭州、无锡、宁波、绍兴比起来，还是弱了点。嘉兴、湖州以及北杭州古属于“吴”，而跨过钱塘江才是“越”。

“吴”的核心区域就是狭义的江浙，而这必然包括浙江的湖嘉。浙省的吴地与苏省的吴地天然亲近，而与越地因钱江和杭州湾的阻隔而相对疏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