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晓红 张倩:民众神学在韩国

摘要：韩国民众神学是亚洲普世神学运动中产生的具有代表性的神学形态，是对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军事独裁政府下的韩国民众的特殊处境的一种神学回应，对理解亚洲处境化神学的发展具有范型式的意义。 “民众”一词有着深厚的圣经神学基础，民众“恨”的经验是民众神学的出发点，“恨”和“释恨”成为民众神学社会政治主张的重要部分。 民众神学作为一种实践神学，以弥赛亚政治作为其社会理想，以民众作为救赎历史的主体，用社会传记的形式，将韩国的传统宗教文化和福音结合起来，为建设公平正义的民主社会理想做出了贡献。 本文将对民众神学的产生和发展的特殊历史背景，主要神学主张进行追溯，并对新的历史环境中民众神学的对话神学的发展路径做客观的展望和评估。

韩国民众神学是亚洲普世神学运动中产生的具有代表性的神学形态，是“韩国的解放神学”，民众神学中的“民众”（min－ jung），是有特别限定的人民大众，最早出现在1979年韩国神学家安炳茂 的著作中， 指韩国特定时期的特定处境中，处在边缘、没有社会地位和权利的人民大众，表明了一种反抗压迫、争取人权、呼吁民主的态度，相应地，民众神学，就是对福音进行政治化的诠释，以民众的解放为目标的神学 。民众神学在上世纪70年代韩国军事独裁时期中出现，在民主化运动的过程得到发展，但是随着军事独裁政府的了结，在民众获得自由和民主的权利，政治相对开放，经济发展平稳之后，民众神学也陷入了困境，采取激进社会政治批评立场的民众神学似乎已经失去存在的价值了。

民众神学和其它亚洲国家的本土化神学一样 ，对人们理解亚洲的处境化神学的发展具有典范意义。本文对民众神学的产生和发展的特殊历史背景进行梳理，了解民众神学作为一种实践神学的基本诉求，并对新的历史情境中民众神学的对话神学的发展路径做出展望和评估。

一，韩国民众神学产生和发展的背景

韩国的民众神学主要推动者是韩国基督新教神学家，基督新教在19世纪下半叶传入朝鲜半岛 ，可以分为以下六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接受和成形期（1884-1919）。基督教作为外来宗教，在传入之初受到传统宗教和封建政府的压迫，但是信仰慢慢开始扎根于民众，甲午战争之后，韩国摆脱清朝附属国的地位，日本殖民势力开始进入半岛，基督徒和东学党人等一起，成为民众启蒙的重要力量，并积极参加民族独立运动，是1919年“三一运动”的骨干。第二个时期为去政治化时期（1919-1932）。独立运动失败后，基督教在政治和神学上采取了保守主义的立场，埋头自身发展，新教人数和教堂的数量提高很快，民众灵性大复兴。第三个时期是巴比伦之囚时期（1932-1945）。由于世界经济大萧条，日本将压力转嫁给殖民地国家和人民，对韩国进行了皇民化政策，到30年代末期，基督教所办的学校相继关闭，日本的神道教成为每个韩国人必须尊崇的宗教， 基督教会受到极大的逼迫。第四个时期是觉醒和分裂时期（1945-1960）。二战结束，日本投降，可在美国和苏联的支持下，南北韩分裂，爆发 内战和朝鲜战争，大批北朝鲜的基督徒流亡南下，本能地要求建立一个回到由传教士开始的原初形态的教会，对那些曾留学英美德国的神学家们所主张的历史批判等自由派的方法持抵御态度，1953年，长老会第38届总会将自由派的代表金在俊 开除出去，后者不久就在釜山建立了自己新的教会，和原来的保守主义神学形成对立之势，人们称其为民众神学的先驱 。 这些阶段都是民众神学的酝酿期。

第五阶段（1960-1988）是韩国神学民众化时期，也是民众神学明确提出自己的神学政治主张，获得民众接受和关注的阶段。 这一阶段和战后一样，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过分依赖美国势力，构成了新殖民主义和军事独裁共同钳制民众的特殊状况。

1948年成立的大韩民国第一任总统李承晚在1960年学生运动中下台，朴正熙在1961年发动军事政变，掌握了政权。朴正熙时代（以及随后的全斗焕时期）韩国经济大发展，但民主政治受到压抑。 在经济方面， 韩国开启了现代化的经济模式，大量引入外国资本，确立了新经济秩序，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70年代的韩国，随着资本主义产业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也出现了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大城市的现象 ；城市化在增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城乡差别的扩大和城市内部生活的急剧两极分化 。由于城乡差别扩大，人民收入分配不均，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工人和城市平民阶层的不满日增 ，要求社会公平正义的意识开始增强。面对日益加剧的社会危机，70年代初韩国进入了“维新体制”时期。所谓 “维新体制”，就是 韩国军人集团面对严重“社会危机”采取专制形式，将国家权力集中于总统一人，将官僚权威主义发展到极致 。1979年朴正熙被刺杀， 全斗焕为首的新政权上台，军人独裁统治的局面不仅没有任何改变，对公众言论的监控和镇压日甚， 1980年5月18日被政府无情镇压的“光州起义”就是民众不满的总爆发。直到1988年全斗焕退位之后，形势才有了根本变化。

如前所述， 在神学上，50年代的韩国基督教产生了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神学争论，60年代，普世神学运动、平信徒神学、世俗化神学、政治神学、解放神学等思潮都相继出现并被介绍到韩国， 成为韩国的基督教神学家们寻找参与社会的理论基础 。 70年代的韩国教会，无论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 都不愿意作官方意识形态的工具， 而是选择与困苦的民众站在一起，展开了广泛的民主化运动，成为支持学生运动、揭露独裁真相的社会良心。 比如1973年7月，韩国基督教会协议会发表《韩国基督教神学宣言》，确定韩国教会的使命在于确立人权 ，被人称为韩国的“人权宣言” ；1976年，天主教和基督教人士共同发表《三一民主救国宣言》，要求废除紧急措施，释放被拘禁人士，保障言论自由 。1971年9月，汉城创立了以服务于城市贫民为基本宗旨的“都市宣教会”，开展以争取民众的自由和平等权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宣教活动 。由于热情参与社会政治运动，许多基督徒教授、牧师、学生失去工作和学籍，遭到当局的囚禁， 正是在街头抗议、监狱审判室、法庭的指控、为自己作无罪辩护中，民众神学 诞生了。民众神学不仅为受压迫、被边缘化的民众的处境作出神学上的诠释，也是民众反对压迫，争取民主和权利的实践方式。

韩国神学发展的第六阶段是从80年代末至今，这是一个公民权利得到政治体制的保证， 基督教得到快速发展， 神学多元化的时代。 目前韩国基督徒占人口比例约二成，是继佛教之后的第二大宗教（ 而在首都首尔，约近半人口为基督徒）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韩国的基督教都颇有影响，目前全国有基督教教堂5.8万所，神职人员高达9.5万人；韩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传教国，在169个国家和地区派遣了2.2万余名传教士 。在神学立场上，福音派和灵恩派的势力快速增长；而随着环境的变化，重视对现实批判的民众神学似乎已变得不合时宜，曾经拥有的影响力已成为历史，思想的锋芒蜷缩在学院的象牙塔之内。 不过，我们却不能这么轻易地宣判韩国民众神学已成过去时。

民众神学发展至今，从代际演变的角度看，从最早提出“民众”神学、被称为“民众神学之父”的安炳茂，及其战友系统神学家徐南同 算起，到玄永学（Hyun Young-hak，1921-2004），以及 至今还活跃的 金芝河（Kim Chi-ha）、金敬宰（Kim Hyung－Jae）、金永福 （KimYong-bock）、郑玄镜（Chung Hyun-kyung）等，如果再算上民众神学的先驱金在俊，民众神学已历四代 。然而，也有教授质疑说，如果就民众神学的内部思想演变的角度看，民众神学不外乎只有两代人，第一代人在独裁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要求民族独立自由，第二代人则在和平民主的环境中要求宗教/文化对话及宽容，在这两代人中，民众的观念有了变化，那就是原先的民众侧重于社会政治学的角度，是政治性和平民化的民众，而现在的民众侧重宗教文化学的角度，是灵性和多元宗教层面的民众 。 也就是说，尽管民众神学从诞生之初到现在，都未曾成为韩国基督教的神学主流，但是，如果说，回应社会政治处境的解放神学曾经是民众神学的重要部分，那么， 在本土宗教和民众文化中吸取资源，从民众神学创立之初就有与宗教文化对话的传统， 如今它们正成为民众神学新的理论生长点。

二，“民众”的圣经学基础

民众神学家重视圣经传统，注重将圣经的诠释和现实民众的处境相结合， 他们采用历史批评和社会批评的方法，从民众的角度来解释《圣经》，认为圣经就是对民众苦难的历史传记，提出了“民众”、“弥赛亚国度”、“民众是历史主体”、“解放”等一系列新说法。

民众神学的先驱金在俊认为， 要了解“历史的耶稣”， 理解耶稣的一生和传教活动， 必须要结合当前的历史和现实，他的学生安炳茂称他是第一位在世俗世界的框架下理解基督的韩国神学家。受金在俊的影响，安炳茂更进一步结合韩国处境，首次用“民众” 一词来对应《马可福音》第二章中 的“Ochlos”。

安炳茂指出，在圣经中，有两个希腊词都是用来指群体，分别是“Laos”和“Ochlos”，前者“公民”、“国民”，是指享有特定法律权利的群体 ，因此，该词也用于指“上帝的子民”或“以色列民”；然而，在《马可福音》2:4中，出现了另一个词汇“Ochlos”， 这个词在圣经不常见，如果用，也是指那些“奴隶”、“雇佣军”或“应征入伍者”，在犹太社团中，则用来指那些排除在犹太人社会、不被犹太教认同、不是相同族群、没有土地或财产的不义之人。 也就是说，“Ochlos”所指称的是不同于那些在帝国中有身份、地位、权利保证的人群。 《马可福音》不断使用Ochlos,用ochlos而不是Laos来指代那些追随耶稣的人，不仅如此，在别的福音书（比如《路加福音》）也有类似的表述，甚至在旧约圣经（比如《以西结书》或《列王记》上等）中也有类似的表述 。也就是说，圣经的信息关注的是这些在政治、社会文化中被边缘化、被压迫的群体。

安炳茂用了韩语中已有的词汇“民众”来对应这个特别的群体。

那么，这个群体到底是那些人，耶稣对待他们是什么态度？这群追随耶稣的人当中有被人厌弃的罪人和病人，从事低下职业、不被社会所接受的妓女和税吏，然而，耶稣无条件地接受他们，同情他们， “我不是来召义人，而是召罪人” 。耶稣为了和他们共同进餐，不顾法利赛人设定的排斥他们的规矩。 耶稣不再是一个浑身散发光芒、居高临下的救世主，而是真正的与民众为伍的解放者。从耶稣传道到耶稣被钉十字架，耶稣始终和民众在一起，为他们传递天国的福音，分享永恒的盼望。安炳茂的“民众”解读为韩国处境化的民众的神学提供了圣经基础。

当然，如果就此认为民众神学的中心是耶稣基督，那就会误解民众神学。安炳茂认为，耶稣和民众的观念是无法分离的，在《但以理书》中“人子”的含义是指向集体的群众，新约中才指向耶稣 ，也就是说， 人子不仅是指耶稣本身，同时也代表着耶稣所属的民众。也就是说，没有耶稣，我们就不能了解民众，而没有民众，我们亦无法完全了解耶稣；同样地，在救恩论上，民众虽为耶稣救恩的对象，但并不是说耶稣是救赎的主体、民众为救赎的客体。耶稣的救赎包含着民众的集体存在，民众是救赎的主体而非客体。

三，政治神学：经验作为神学来源

       如果说神学的来源是圣经、教会传统、文化和经验，那么，对于 民众神学家来说，民众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其最重要的神学来源。前面说过，大多民众神学家自身都有在争取公平正义的民主运动中得到生命改变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