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现代语境中的汉语基督神学

按现代学的认知原则，对现代现象的知识学反省当首先把政治－经济域(现代化论域)、个体－群体社会域(现代性论域)和个体言述思想域(现代主义论域)作分析性的界分，以便确定现代学诸问题的实在位置。1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截然不相干地审理上述三个基本论域。本文将从现代学视域讨论汉语神学，论域定位在现代性问题上，在实际的讨论中，会相关地涉及现代化论域和现代主义论域，因为，无论把现代汉语基督神学作为学科，还是作为思想来讨论，都会涉及到其社会－历史的实在性结构，涉及到汉语思想者在现代语境中的个体性言述。

在我看来，汉语基督神学在明代已经出现，中国士大夫中的第一批基督徒(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在汉语思想的织体申承纳了基督信理，并与儒、佛思想展开思想辩难。2本文的课题是，考察百年来汉语基督神学问题在现代性语境中的位移，具体展开有两个方向：1.在百年来中国社会形态的转型、尤其近十五年来汉语世界的政治结构的变迁(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基督教会的社会－政治处境及其问题；2.在百年来汉语学术形态的转型、尤其近十五年来汉语世界的思想文化变迁(现代性生成)中，汉语基督神学的思想－文化处境及其问题。在此分析基础之上，本文将探讨发展汉语基督神学的若干构想。

一 ．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基督教与民族国家的紧张

讨论现代化论域中的问题，可有不同的关注点和切入点，例如关注科层制的形成、工业化过程或大众社会的政治机制等。3就本文的论题而言，现代化过程中民族国家的生成及其冲突，会得到首要的关注，因为它构成了中国基督教的现代语境的实在基础。

现代化过程的开端，与民族国家的成形、帝国在理念和政治上被分化瓦解同步：随着霍享史陶芬王朝的衰微，英、法首先强盛起来，随之，一系列其它城市国家提出了主权要求，新舆的欧洲民族国家逐步建构起来，欧洲中古式一统帝国的分化构成了现代化初期的基本政治现实。4

基督教会的教派分裂和教义理论的内在紧张，与欧洲新与民族国家的民族主权的政治诉求有密切的内在关联：欧洲论)，重要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不存在西欧封建制后期那样的城市贸易和制造业，以及有强大的社团自治体传统的城市政体，也不存在与此经济政治形态相应的较为特异和复杂的群体与阶层的社会分化，当然也缺乏与此经济－政治－社会结构相应的政治体制理念(民主)、社会制度理念(市民)和价值理念(自由)。9因此，所谓后起约含义首先是社会学的，它指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会遭遇到的独特的经济－政治－社会的结构性困难。逼迫的含义，从社会学来解释，乃是指的如下状况：先发现代化国家的殖民扩张，打破了传统的中国文化理念，被迫从一个世界性的文化整体中把中国视为一个其中之一的国家政治单位，进而，在民族国家之间的生存对比中，民族精英被迫使国家形态的转型具有急促的步骤。10在这种社会学的处境中，民族主义主张之形成和得到强化，成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实际需要的社会动员的意识形态资源。十九世纪后期，民族主义思潮在中国之形成并日趋高涨，与德国、奥地利、俄国、中欧诸国、日本等国民族主义的出现和高涨一样，与这些国家的后发现代化处境有社会存在论的关联。11

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政治形态是「文化取向」的，12现代化过程中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在中国很自然地向文化民族主义论域转移。在欧洲的民族国家问的冲突中，民族主义向两个方面延展：政治独立的民族论和基督教内部的宗派论(如俄国现代化过程中东正教思想与斯拉夫主义的联结对抗西方的基督教)，在中国，冲突成为中西冲突。13先发现代化民族国家的资本主义积累和扩展的殖民行为，必然激化中西冲突中的反基督教色彩。

鉴于现代化过程中，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基督教的复杂关系，有必要区分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论域。1.人类学的民族主义；2.政治民族主义；3.文化民族主义。人类学的民族主义主要在于勘定民族体的经验构成要素(如共同语言、风俗习惯．传统观念和社会结构)，它可以不带价值诉求，方可成为政治民族主义或文化民族主义的资源。政治民族主义的旨趣在于现代型国家的建构，尽管国家并非等同于民族，但民族的扩张和生存，只有在国家形态的现代政治框架中才能存续。14韦伯怀疑中国在十九世纪前是否形成了一个民族，就是从一个现代型国家的理念型着眼的。

政治民族主义的恰切称谓，因此当是国族主义，在现代国家的建构中，实际有民族体的分化或聚含的情形，它基本上由地域经济之矛盾构成。中国的国族主义在现代化的初期 ，面临着满汉之争与中西之争，民族国家的中国式含义是：在汉族的主领下促成中华帝国的现代转型 ，以在民族国家的竞争中成为强者。民国建立后，整合中国，凝聚所谓大中华民族的力量，以成为现代强国，中西冲突就进一步被加强。尽管如此 ，在满汉冲突尚未完结时，国族主义已在要求知识人的学理论证。15

文化民族主义是知识人在现代性语境中的民族性思想诉求，它连结民族体中民众的共在感与具国际政治意识的统治阶层的国族诉求。在文化民族主义的话语中，民族体的文化价值理念的独特性和优越性得到突出的强调。16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在现代儒家思想(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李泽厚)那里，得到充分的表达。17

区分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就容易辨识中西冲突中，基督教与中国的民族国家的冲突位置。在审理这一冲突位置之前，当先区分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不同阶段。正如基督教在西方历史中有阶段性的不同样态，在中国亦然。不同的样态实际包含不同的问题。

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1.从唐代景教的出现至明以前，这一阶段是世界政治－文化的前现代期的基督教在中国的初传期，它对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都没有留下结构性的影响；182.明朝耶稣会士的传教至清代中期，这一阶段中，基督教与中国发生了实质性接触：在社会层面，有礼仪之争、教士与乡绅冲突；在思想层面有天主教理与儒学的冲突或融合、有近代西方技术科学知识的输入；在政治层面，有教权与皇权的冲突；19 3.清未到本世纪七十年代未期，这一阶段是本文看重关注的现代期，新教诸宗随西方先发民族国家的殖民扩张进入中国。基督教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 ，具有双重形象：一方面，基督教会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有实际促动－－包括器物层面(工交、财政、医药)和文化层面(译业、教育)，乃至政治改革行动的参与(李提摩太)；20另一方面，是基督教会与民族帝国主义的结合，卷入了现代化过程中的民族国家之争。21

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冲突，一直被视为西方与中国的冲突，这是由于现代化过程中民族国家的生存竞争造成的。如果按照前述三种不同的民族主义的定义，基督教与西方国家之间依然存在冲突：在人类学层面，基督教在诞生之日就与犹太习俗(如割礼)和希腊、罗马的身分制相冲突；22在文化层面，基督教亦在诞生之日就与犹太、希腊、罗马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思想相冲突；23因此，基督教与中国社自习俗的冲突(礼仪之争)或文化价值理念的冲突，并非基督教在中国的独特际遇。在政治层面，民族国家的基督教与中国的冲突是现代化过程中基督教与民族国家之紧张的独特样式，换言之，即使在政治层面，基督教与中国的冲突也不是独一无二的，而是样式独特的：在欧洲，基督教与民族国家的紧张，是教派问的紧张；在中国，这种紧张成了整个基督教与作为民族国家的现代中国的紧张。24

值得关注的是人类学民族主义论和文化民族主义论与基督教的紧张，因为，政治层面的紧张会随着政治格局的变化而有时效性(今天已有很大变化)，而且要考虑到基督教的理想类型与历史－政治类型的差异。25

根据前面的分析，应当区分两种不同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1.人类学意义上的民族性和文化理念上的民族体与基督教信理的冲突，这种冲突是基督教在所有具传统社会－文化结构的民族体中会遭遇的冲突；2.现代化过程中，基督教国家与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之早期现代化时期的政治及其文化思想的冲突。五四以来，中国基督教界在历史时代的处境中，更多关注后一种冲突，并且在这种冲突语境中设定神学思想建构的前提，其神学思想的伸展方向就自觅或不自觉地进入一个误区。明代至清初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位置，在人类学方面(礼仪之争)和理念方面(耶儒之争)。当今的汉语神学是否债得重新回到遣一位置上，并重新起步呢?无论如何，这是基督教与中国之冲突的真正的实在性位贾。恰是在这一位置上，我们发现，把基督教与中国的冲突视为中西冲突，是根本性的误识;以此为基础的，并支配了中国神学界半个多世纪的本色化或本土化论，因此亦是颇可质疑的。

二 、现代化的政治语境中中国基督教的状况

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按本文的论点，迄今已经历了三个阶段，当前正处于第四个阶段。1.清末改革至辛亥革命，这一阶段的特征是：由有限的政治精英集团推动的现代国家的建构，尽管不乏从社会中层汲纳新生的社自要素，并没有广泛的整体性社会动员；传统的文化价值理念仍是政治－经济－文化改革约合法性根据和思想资源；民族国家问的紧张尚受到国内民族(满汉)冲突的制衡；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初期发展。262.五四前后至四九年，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新兴的中等群体代替了有限的政治精英集团，新的政治集团结集一分化一结集，成为现代型国家建构的主要政治推动者；政治改革约合法性根据和思想资源发生了全面的转型，西欧启蒙运动以来的政治思想和社会知识代替了传统(儒道释)的理念资源，政治认同和制度理念与传统理念断裂；民族国家的建构在理念上已被纳入现代性思想的框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中来考虑，由此形成了新的内在冲突：建立甚么样的民族国家；27在社会层面，社会分化随着工业化、都市化的进展而加快了；资本主义扩展和世界资源争夺期引致约两次世界大战，把初步建成的民族国家(中华民国)拖入激剧的全球性政治争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结构和政治意识。28 3.四九年至七十年代未，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两种主要政治集团及其政治体制的价值观的冲突，在二战后的国际政治格局中的暂时中止，中国现代化进程向三种不同的形态伸展：全权社会主义(中国大陆)、极权资本主义(台湾)和殖民资本主义(香港)；在三种不同的政治体制中，现代型民族国家的主要指标(科层官僚化、大众社会、工业化、都市化)在不同样式中起于完成。29

中国基督教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状况，依现代化过程的不同阶段而有所不同。

在现代化过程的第一阶段，基督教在中国的主要活动者是传教士，中国的牧职人员尚未制度化地培养出来；值得注意的是，清末西教士传教活动与中国现代化过程初期的关系。30

在第二阶段，中国的基督教无论在社会层面还是在文化领域均已形成教会组织化的力量：由于神学院的逐步建立或扩大，中国的牧职人员培养出来；「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等教会性社会组织的建立，使中国教会成为一个社会中间集团，以教会身分对现实历史事件作出反应；教会大学的建立，为汉语神学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建制性的保障，梅贻宝、吴雷川、赵紫宸、徐宝谦、韦卓民等中国神学家以学者的身分参与文化界的论争。31

在社会层面，教会的组识不断扩展，直接参与乡村和城市的现代化发展。从社会学角度看，值得注意的是宗派多样化的社会组织：清末以来，新教的传入是教派性的传入，各先发民族国家的差会纷纷在中国各地自寻据点，这就规定了中国基督教的教派多元化的格局，其情形与美国教会的建制格局相似，天主教与新教各宗派共同构成中国教会的建制格局，所不同的是，在现代中国社会中，中国基督教会的宗教功能和政治功能都与美国教会殊有不同。

中国教会的神学家们此时面临三个方面的思想冲突：l.基督教与中国儒家文化主义的冲突，现代化过程中民族国家问的政治现实强化了这一冲突，中国神学家提出自立和本色化的主张，力求化解这一冲突；2.基督教与近代西方科学思想的冲突，五四以来，留洋返回的中国知识人对基督教的攻击，其理论资源多为西欧启蒙运动以来的种种哲学主张，中国神学家面对的不仅是中国儒家文化主义理念的挑战，也有来自西欧近代思想的挑战，这一情形使中国神学界的历史处境与欧洲基督教的历史处境靠近了共同置身于现代性的处境；3.中国基督教(主要为新教)内部不同宗派之间的神学理念、教会理念乃至政治－文化理念的冲突，自由派(吴耀宗)、基要派(王明道、倪拆声)、文化派(赵紫宸)之间的争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