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真理为何要秘传？――《灵知派经书》与隐微的教诲

诺斯替宗教在晚期希腊时代相当活跃，保罗和《约翰福音》的作者明显与诺斯替宗教有过瓜葛，但所谓基督教的“诺斯替”派在与教父们的激烈斗争中败北，被判为“异端”逐出教会。随后，这个教派在基督教世界中似乎消失了，除非以敌基督的面目出现。中世纪中期，基督教的“诺斯替”派又出没在如今东南欧一带，并向西移动，引发了一些新的教派运动，甚至与僧侣教团纠结在一起，但始终没有形成有组织的大教派。近代以来，灵知派似乎化为所谓诺斯替主义游魂，潜入现代思想。据说像黑格尔、谢林、诺瓦利斯、施莱尔马赫、马克思、尼采、托尔斯泰、巴特、梅烈日科夫斯基、海德格尔、施米特、布洛赫、菇依、本雅明这样一些形形色色的思想家身上，都带有诺斯替“游魂”的幽灵。

汉语学界早就耳闻“诺斯替”和“诺斯替主义”――人们在阅读西方思想文献时常常会遇到这两个术词，但全然不清楚究竟――其实，西方学界好多学者也搞不清楚究竟。“诺斯替”是希腊词的音译，汉语学界在不知其究竟时采用音译是稳妥的。这个词本身不那么神秘，就是希腊人“认识你自己”中的“认识”一词。但诺斯替派恰恰对 有独特的看法，而且事关灵魂和世界的得救。如今我们知道，诺斯替派的所谓是神秘、属灵的救恩知识，有别于相当实际的理知，因此当意译成“灵知”。

搞清“灵知”和“灵知主义”有什么要紧吗?

五十年代初，政治哲学家、历史思想家沃格林(Eric Voegelin)在其名噪一时的《新政治科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现代性就是灵知主义时代，其特征是：人谋杀上帝以便自己拯救自己。数年以后，当代德国大哲布鲁门贝格(Hans Blumenberg)在其如今已成为经典的《近代的正当性》中反驳沃格林：自中世纪以来，西方思想就努力要克服灵知主义，中世纪经院神学是第一次尝试，但失败了；现代性思想的兴起是克服灵知主义的再次努力，因而，现代性世界根本是反灵知主义的。这两位二十世纪大思想家关于灵知主义与现代性之关系的论争，把灵知主义问题提到了当代西方思想清单中的前列。

人们在说到灵知主义时，究竟有什么原始文献可以依靠?近两千年来，人们依靠的是过去正统教会的教父们反驳灵知派的护教文章，从中勾稽出知灵派的说法，谁也没有见过灵知派的“原著”。如果真有这样的宗教群体――还有那么高超的思想，肯定有“著于帛书”的文字。教父们在反驳基督教灵知派时，也提到过其论著，这些论著都到哪里去了?

一九四五年，埃及纳克・罕玛狄(Nag Hammadi)地区的一个阿拉伯农民到荒山里采肥料，无意中挖出一些用沥青封口的瓦罐。他以为是有人藏的偷来的金子，打开一看，不过是些蒲草纸残片。幸好他把这事告诉了人，引起盗卖文物贩子的兴趣，蒲草纸残篇几经转折进了国家博物馆，经专家鉴定，这些残片竟然是近两千年前受迫害的灵知人用的经书。

“纳克・罕玛狄书卷”(Nag Hammadi Library)堪称二十世纪最重大的地下发现之一，有如中国的“郭店楚简”。这些灵知派经书主要是基督教的，也有犹太教的、希腊的、拜火教的和黑米特(Hermetic)文献。从此，人们对灵知派的认识有了第一手文献。《灵知派经书》引发的问题首先是：何谓“真正”的基督信仰，何谓“真正”的教会，何为“异端”，何谓“正统”。《灵知派经书》中的一些篇章同样攻击“异端”，而这些灵知派所谓的“异端”恰恰是正史上所谓的“正统”派基督徒。如果说坚持新约、跟随使徒的踪迹就算“正统”，灵知派同样从新约福音书(尤其《约翰福音》)的释经出发。如果拒绝旧约的上帝就算不“正统”，《灵知派经书》中的一些书卷又明显是从旧约出发的，以至于人们推测，基督教灵知派原本是犹太教中的一个“异端”小派。如果灵知派成为“主流”教会，这些《灵知派经书》就可能成为犹太―基督教的正典，其中不少篇章构思之精巧、识见之高超、希腊文之典雅，都不亚于新约书卷，就神学教义之系统性和理论性而言，更不亚于教父们的护教论著。事实上，灵知派的经书同样是一种护教文。

基督教正典的形成是教派之间政治冲突的结果，情形有如汉代今古文经学两派的冲突。二世纪中叶，是基督教形成的决定性转折时期：从使徒传言的直觉形态进入理性的神学反思形态。护教者如尤斯丁(Justin)、爱任钮(Irenaeus)都值得，如果基督教要宣称普遍性，就必须与拉比思想传统和希腊思想传统划清界限，并在理智上胜过它们，还得对付罗马国家和罗马异教对基督信仰的敌意。其时，基督教会还相当不稳定，派别众多，甚至新约的正典地位也还没有确立，基督教派群体之间出现激烈纷争是自然而然的事。所谓“正统”意味着某一教派在政治上压倒了其他教派的信仰理解，从而被赋予“护教教文”之称，其对手也就被称为“异端”。灵知派显然是当时相当重要、而且有影响的一个基督教教派。他们主要出现在犹太基督徒群体和希腊基督徒群体中，因此有显得像是犹太教小派和有希腊哲学休养、精通希腊神话的基督教灵知派(《灵知派经书》中有柏拉图《理想国》的抄本残篇)。希腊以及拉丁教父们与灵知派的冲突――尤其在关于恶魔(物质)的问题上――表明，教父们代表的基督教群体与灵知派群体是当时的两个主要的基督教派别。虽然派别不同，毕竟都信仰基督的救思，因而教父们的派别一开始仍然在一些观念上与灵知派一致，直到三世纪，教父们的神学与灵知派的神学才开始出现严重的分歧。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地道的灵知派观点也在教父著作中传衍下来。

无论如何，《灵知派经书》中有“福音书”，有《使徒保罗的祈祷》、《雅各秘传》、《约翰秘传》，看起来就像《新约》别传，丝毫没有什么好奇怪。毕竟，《灵知派经书》所反映的灵知派肯定是一种基督徒类型，虽然他们的基督徒信仰生活与后来被定义为基督教正统的教义相冲突。长期支配基督教教义正史的所谓“正统”、“异端”之分，自宗教历史学派出现以来已经开始被动摇，后来的历史一社会学的早期基督教史研究证明，当时基督徒群体正在形成，派别多样，谁是“真正”的基督教，完全是一个由谁来界定的问题，被“正统”教会当作“异端”抛弃的基督徒生活，也许不过是一种独特的基管信仰形式。②“正统”教义实际上是后来的两次订立“信经”的大公会议确定的――这让人想起汉代的石渠阁会议和白虎通会议，经义之争最终要由皇上出面调停，教派冲突终归不利于政治稳定。

为什么灵知派基督徒在各教派参与的大公会议中没有取得主流地位――没有成为基督教的“教父们”?仅仅因为其教义中有绝对的二元论?有令人难以承负的恶的学说?

如果将《灵知派经书》与《新约》书卷加以比较，可以发现论题乃至篇名的相似――比如都有以“约翰”、“雅各”为名的书卷。不同的是，在《灵知派经书》中，它们被称为“秘传”。所谓“秘传”，就是仅仅为极少数人，而不是为大众写的书。“秘传”首先得有需要“秘传”的文本，这些文本必须是那些才、学、识都极其高超，且德性超迈的人写下的。有了这样的文本，才有如何秘传的问题。

说到“秘传”，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文本秘不示人，不给圈外人看――有超凡能力的大法师的文字不得轻易外传。’

所谓“秘传’’真的如此?就是藏匿起来，不让不相干的人看到?

中国文化的镇上一直传说陈寅恪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思想的大法师――而且这传说老不过时。大法师当然有特别高超的(文本)功夫，但传说的大法师却并非真的有某种高超的法术，那法术总是在传说，从来没有谁亲眼见过。

文革末期，我听说五百里外的镇上有个法术家，武功超群不说，还身怀秘功。传说他可以念几句咒语就开你家的锁或一小时步行三百公里或让打他的人身上痛而他自己不痛，还可以穿草鞋从长江上走过去会朋友，不用坐船。这后一种功夫我最欣慕，于是走了三天去那镇上拜他为师。跟这法师学了四年，我真的学到五毒梅花掌一类套数和种种散打、擒拿，却从来没有见他为我们前后好几代徒弟露一下穿草鞋过长江、时行三百公里或开家锁一类秘功，更不用说让打他的人自己痛。尽管如此，镇上的人，尤其他的贴身弟子们对其秘功深信不疑。

当今传说的大法师陈寅恪与这位传说的法术家差不多。陈寅恪不是一点功夫都没有的江湖术土，确有一身绝技――比如精通史部、集部，通晓好些西域语文，而且记忆力惊人。这些功夫陈寅恪都露过，人人见得，算不上什么“秘功”，倒像我学过的五毒梅花掌一类套数。据说陈大法师身上真正的秘功，并不在这里，而在于他深刻的思想――尤其深刻的政治思想、经世之道。的确，这类东西堪称“秘功”，不是像精通史部、集部或通晓好些西域语文那样可以轻易习得。然而，人们从来没有见到陈大法师在这方面露过一手。他倒是说过，自己对经部、子部用力不多。传说陈大法师有精通西方思想的“秘功”的人提出的证据是，陈大法师曾游学英美德法，读过不少西书。西书就一定与西方思想――遑论政治思想相干?陈大法师留学欧美时大概读了不少西人关于中亚、西亚的历史及语文的书，就像当今中国文化镇上的某位东方语文学大师留学德国长达八年之久，读的不过都是西人关于东方语文的短订琐屑之书，与西方历代大智慧的经典了不相干。相反，从来没有留过洋、也不通西文的梁子漱溟，对于泰西的经世之道就比他们懂。就算陈大法师读过《资本论》，也不等于习得了精通西方历代大智慧经典的秘功――《资本论》岂能算泰西“秘书”。更奇的传说是，陈寅恪还身怀自由主义秘功……证明是，一九四九年后有关当局要他进京，他偏不去，云云。难怪镇上的人们都晓得什么叫“自由主义”了。

其实，我拜师过的那个法术师和陈寅恪都从来没有说过自己身怀其弟子传说的那些秘功。陈寅恪从来没有说过他喜欢思想的事情、通晓西方各类经书或是个自由主义者。搞这类传说的人，大多是些在镇上开形形色色“学术”专门店和杂货铺的掌柜们，他们靠传说某个大法师根本就没有的秘功为生，与镇上南来北往的文化掮客用各自的传说争地盘、抢生意。

我迄今仍相信教我五毒梅花掌的那位法师身怀秘功，尽管我从没见过他的“秘功”，但我亲眼见过他的“秘书”――《黄道秘书》。“秘书”有几十页、线装，纸色发黄但纸质极有韧性。上面有开你家的锁或一小时步行三百公里或让打你的人身上痛而你自己不痛或穿草鞋从江上走过一类法术的咒语和咒符。咒语通常数十字，这些字我个个认得，但没有一字解得。那些咒符或简单或繁复，无不规规矩矩，我试图摹画下来，怎么也不成。我干脆把咒语全背下来，一位师兄悄悄告诉我：背下来没有用，不经法师点拨，仍不得其解。

这就是“秘传”。

“秘传”不是从不示人或人们传说有、实际上没有的东西，而是实实在在有；且可以公之于世的东西。真正的“秘传”是，给你看你也看不借。“秘传”基于一种独特的写作方式，具体说来有两种技法。要么是隐秘的书写(an Esote6cText)――复杂(或相反)中的艰深、繁冗(或相反)中的玄奥，有如我在《黄道秘书》中见过的咒符，这是为圈内人写的。要么是显白的书写(an Exoteric Text)――行文相当浅显，没有你不认识的字眼，但就是搞不懂其真实含义，有如我在《黄道秘书》中见过的咒语，这是为圈外人写的。有的时候，即便要确定一个文本究竟是隐秘的还是显白的书写，也不是那么容易。比如《灵知派经书》卷上有一篇《真理的福音》，专家们就为究竟是哪一种书写争执不休――该篇文本的整理和英译者之一坚持认为是显白书写，是“为了那些与作者并没有共同的基本神学前提的人阅读和理解”而写的，所以看起来明白易懂，其实含义深奥，非有特异工夫不能解读。

“秘传”的隐微文本当然不是随便给人看的，通常要进入一个圈子，而且在圈子中修炼到相当段数，才可以看到“秘传”。为什么我进入圈子才几个月，法师就让我看《黄道秘书》?因为我是他的门徒中惟一的高中生。其时在文革中期，文革过后我才知道，这位法师曾企图组织游击队，需要知识人，在当时，高中生已经算高级知识人。五毒梅花掌一类套数是大众都觉得有用的技艺――我就是为了习得防身术才步行五百里去拜师的，但法师教我五毒梅花掌并不是真正的目的。我的许多师兄跟了他上十年，也没有见过一眼《黄道秘书》，甚至没有听说过，而我仅仅三个月，就到手了，尽管最终没有习得秘功――那是因为我所想的仅仅是习得五毒梅花掌保身，不懂法师要搞游击队的救世微言。

仅仅因为我是知识人，我便能接近“秘书”，法师的其他弟子不是知识人――但并非文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