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西林：对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几点思考

把共产党建设好的重要性就不多说了，这里，只想结合建国以来的历史，就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这样的党谈几点看法，顺便就怎样把共产党管住、管好提点建议。

1．在新的时代，党建要以三个基本的价值原则作为前提。即：党的建设要以人为本，符合人心，人民至上。

首先，以人为本。

这是指在党建工作中不仅要有工具理性，还要有价值理性。党员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共产党员。以人为本就是不能把党员看成工具。比如从前有个“螺丝钉”理论，讲共产党员是一颗“螺丝钉”，放在哪里就钉死在哪里。这当然没有错，但是螺丝钉也有缺点：冰冷、僵硬、没有生命，也没有主动性，还一味地钻牛角尖。以人为本就是要讲党员的权利，对党员首先要讲人的基本权力，然后要讲党员的基本权力，这一切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党内民主。什么是党内民主？用套话来说就是：所有党员不论职务高低，都享有党章规定的权利并应履行其义务；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应由选举产生；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党内讨论决定问题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党员有权了解和直接参与党内事务的权利。还可以说点明白话，那就是：所有的党员无一例外的都应该享有“三权”：知情权、参与权、决定权。知情权是指，党内没有秘密，每一个党员都有权知道与党有关的一切信息，包括党的有关规定划定的党的领导人的个人信息，党员在掌握党的信息方面人人平等，党内不能搞什么这个文件只能传达到哪一级；参与权是指，党的一切活动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对每一位党员公开，每一个党员都有权参与党的一切事务，特别是参与党的重大决策，特别是每一个程序都要参与，要经常进行全党范围内的征求意见；决定权是指有关全党的大事必须由全体党员决定，而不能只由代表决定，比如党的总书记的人选这样的大事，就必须要由全体党员秘密投票决定。也就是说，在这些基本权利方面所有的党员一律平等。

其次，符合人心。

指的还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意志。这里要谈谈所谓的“民主集中制”。大家知道，一谈“民主集中制”就回避不开那著名的“四大服从”：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之前其实还必须加上一句：中央服从毛泽东。这之后是：中央服从邓小平。

“四个服从”是一个典型的悖论，也就是说其中包含着完全相反的两个意思：一个是少数服从多数；另一个是多数服从少数。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悖论。大家看，“四个服从”中，前一个服从讲的是少数服从多数，后三个服从讲的都是多数服从少数。并且讲多数服从少数的话有三句，而讲少数服从多数的话只有一句，多数服从少数这层意思的分量要重得多，所以我说，“四个服从”的实际意思是在强调多数服从少数。所谓人心，当然指的是多数人的意向。多数人的意向服从少数人的意向，怎么可以称作符合人心呢！

第三，人民至上。

意思是党没有特殊利益，党的利益要服从人民的利益。共产党结党不是为了营私，共产党也不是朋党，除了人民利益之外，共产党没有私利，所以共产党必须是“全民党”。这里触及的问题就多了，比如党与人大的关系问题，党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党与军队的关系问题，党产问题，党筹党费、党养党人的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党建中要解决，至少要说清楚的问题。不然的话，还讲什么党建呢？

2．要建立一个制度，这个制度要有利于执政党获得多数民众的支持，从而保持其执政的合法性；同时，这个制度要能够把执政党管住、管好。

执政党是统治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即人民的关系是个老问题，所有国家都有这个问题。总结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

执政党怎样才能知道自己是否脱离了群众，在我们这里，这个问题在技术上很难解决。在西方式民主制度下，一个党是否得到了人民的支持，这个支持有多大的量，很容易知道，一个大选就把所有问题都说明了。谁得到的票数多，谁获得的支持就多。而在社会主义的一党制下，执政的共产党要想知道自己所拥有的真实的支持率，却很不容易，因为这里没有大选。大选就像体检一样，定期体检，就会及时地了解自身的健康状况，有了病可以及时发现，及时治疗。不搞大选，就无法及时了解自己的健康信息，有了病也不知道，一旦知道，已经病入膏肓，回天无力了。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平时听到的几乎都是赞美的话，这非常不利于执政党发现自己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如此令人困惑的局面：在人民向你开枪射击差不多一分钟之前，他们还在向你欢呼万岁（罗马尼亚）！

因此，执政党自己一定要心中有数，不要被假象迷惑。其实即使是真相，也是靠不住的，因为，正如汉娜•阿伦特早就说过的那样：“群众”就是靠不住的。

在社会主义这样的政治制度下，“政治”是个高风险的行业，稍不留意就会“车毁人亡”。所以，执政党一定要“夹着尾巴执政”，切不可一听到溢美之词就沾沾自喜、忘乎所以，这样容易骄傲，更容易被那些表面上拥护共产党、实际上一心想把共产党搞垮的人钻空子！胡景涛同志强调要保持“两个务必”，就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由于没有大选的检验，平时也不容易听到真话，所以，共产党更多的只能是自律，是自我约束。不过这样也有问题，由于共产党是自己监督自己，自己惩罚自己，所以，不管你怎么做，老百姓都会认为你们会党党相护、官官相护，肯定有包庇、纵容、重罪轻罚。这个问题怎样解决呢？最好的方法是有一个反对派。不过，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在党外有一个反对派，恐怕很难掌控，搞不好就会出现难以收拾的局面。所以，反对派最好在党内。那么，在党内，怎样既保持一个反对派的经常存在，又不至于使党分裂，这是党建方面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转变观念，转变观念就是要改变过去那种对所谓的“保持全党在政治上的高度一致”的片面理解，应该认识到，有反对派并不妨碍一致，反而有利一致。然后就是设计一个好的制度，这个制度要具备这样的机制：在一党制下对执政党的监督也能取得多党制下那样的效果！除多党制外，怎样的一种制度才可能有这样的机制呢，这是党建要解决的问题。

有人或许要问：我们现在有那么多民主党派，这难道不是多党制吗？我要回答你说：不是！真正的多党制要有在野党，只有反对执政党的党派，才可以是在野党。在野党不能是帮执政党“忽悠”的“托儿”，不能是执政党这个“总公司”的“子公司”，更不能是执政党的“卧底”。身在执政党外，而心在执政党内，而且还要执政党管饭，这不是真正的在野党。

只要执政党受到了很好的监督，那么，要执政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容易办到的；只要真正做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进而保持其执政地位，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除此之外，党内也有一个权力制衡问题，这也需要设计一个制度，这个制度要有这样的机制：党内任何人、任何机构都要受到实实在在的监督、制约和权力对冲。

2004年7月4日美国国庆日，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向网民发表谈话。他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布什的这番话说得非常好。实现对统治者的驯服，把他们关在笼子里，这应该成为我国执政党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把执政党管住、管好非常重要。搞好党建，目标之一就是要建立起能把党管住、管好的制度，再就是要把党建设成为能够被法律管住、也能被自己管住的党。共产党如果不能治理自己的党员，怎么能治国呢？

3．要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搞好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要达到这样的目标，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所谓科学执政，就是按照科学的思想、理论和科学的制度、方法来执政，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建立在更加自觉地运用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科学执政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理性，科学执政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理性执政。

宏观地说，从愚昧走向文明，从专制走向民主，从奴役走向自由，从等级森严的特权社会走向权利均等的平等社会，从人的基本权力受到压制到人权全面伸张，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科学执政就必需要遵循这些规律，一定不能违背这样的规律。回顾中共执政历史，违背这样的规律的事就太多了。我们今天提出科学执政，是在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科学认识。

所谓民主执政，就是要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巩固和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陈独秀先生在1942年去世前写的文章里批评斯大林的专制独裁时，曾经这样谈到民主问题：“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如果有人反对或鄙薄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法西斯主义；这不是反对资产阶级，而是帮助资产阶级更凶横地、更露骨地迫害无产阶级。”“民主不是哪一个阶级的概念，而是人类几百年斗争才实现的。”

民主执政，首先就要以民主精神来搞好党的建设。以民主精神搞好党的建设，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反对封建主义。在共产党这样的组织中，封建主义很容易滋生、蔓延。邓小平当年在论述政治体制改革时就曾经谈到过封建主义在党内的严重影响。邓小平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他认为，所有这一切“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以前，一直把反封建专制列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夺取政权以后，这个任务实际上并没有完成，我们就转了向，淡化甚至抛弃了反封建这个任务，错误地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当成主要敌人。这使得封建主义得以喘息，并进一步滋长起来。最后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在中国大陆，中国共产党不仅全面垄断了政治，而且全面垄断了经济，甚至全面垄断了思想。中国共产党成为凌驾于国家之上的一种超级力量，更有甚者，这个党的领袖一度成了至尊无上的太上皇。曾经一度整个国家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和文化上，都散发着一股封建主义的腐朽气息。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中国有了“反右运动”、“大跃进”、“反右倾”，乃至“文化大革命”。1949年后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仅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就有几十次，全国挨整人数上亿，整死饿死人数几千万。除生命和财富的巨大损失外，更有精神文化的巨大损失，知识分子大量消亡，整个知识界成为“臭老九”，教育遭到严重破坏，以至于至少有两代国民的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平都没有能够得到正常的提高。中国是个文明古国，但是1949年以后，这个国家一度出现了“丛林化”趋势：官吏无恶不作，民风粗野刁蛮，暴民意识受到普遍推崇，人与人之间充满敌意。这种情形有点像龚志珍当年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勾勒：“官无廉官，吏无能吏，兵无勇士，军无良将，民无良民，甚至盗无侠盗。”（转引自张宏良文）

所以，要想把中国共产党真正建设成为能够领导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政党，就一定要把反封建的斗争进行到底，彻底肃清封建主义的余毒。

所谓依法执政，就是党要紧紧抓住制度建设这个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重要环节，坚持依法治国，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总结建国以来中共执政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