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如何化解群体性事件？

近年来，中国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最突出问题，特别是随着改革的深化、利益关系的调整以及民众权益意识的觉醒，重大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涉及面越来越广，处理起来越来越难。

总结近10年来群体性事件的特点，有两点不能不提。一是经济问题政治化；二是暴力对抗程度明显增强。这些特点增加了政府处置群体性事件的难度，稍有不慎，就可能会激化矛盾，扩大事态。

群体性事件兴起的原因，不外乎由劳资关系、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重组、移民安置补偿等问题所导致。但是，这些问题的背后，又无不反映利益分配不均、收入差距扩大、民众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受损的现实。它们使得社会的矛盾冲突日益加剧，这是中国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深层因素。

很多事件都受互联网影响

在引致群体性事件的诸要素中，有两个方面中国政府要特别注意。一是民众的权利生长方式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在改革前以及改革后的相当时期里，民众的权利是由执政者从外部赋予他们的话，那么，现在民众对权利的需求就完全来自自身。

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是财产的生成。过去民众没有财产或财产很少，他们对自身权利的需求也就不强烈。但改革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多数民众都或多或少拥有自己的财产。有了财产就需要对财产的保护，进而发展成对民主和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需求。互联网的兴起则为这种参与提供了技术支持手段，催生了民众权益意识和民主意识的发展。现在很多群体性事件都带有互联网的影响。

简言之，在公民社会的雏形初步形成以及公民意识初步觉醒后，民众不再被动等待执政者赋予权利，而是主动去争取本属于自身的权利。然而，中国的执政者，尤其是基层执政者却未能清醒地预见到。他们的意识还处在“为民作主”或“替民作主”的阶段。少数执政者虽然意识到了，但也未做好相应准备。整个社会的管理方式与民主意识不适应。

近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虽然原因各异，但无不是由群众的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一些领导干部对群众冷淡麻木、滥用警力激化矛盾等造成的。正如《了望》周刊所剖析的，它集中暴露出当前一些地方经济发展方式、社会发展方式对群众利益的损害；暴露出一些基层执政者在执政理念、素质、手段上的错位；暴露出一些地方干部已经脱离了与人民的联系，成为“只对自己负责”的特殊利益群体。

由此，中国群体性事件的爆发，也反映了政府的公共治理跟不上社会发展的要求。因而，要想有效消化各种群体性事件，政府就必须痛下决心，改革治理方式，以化解执政者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上所表现出来的“体制性迟钝”。可以像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那样，主动邀请出租车司机和市民代表进行交流、座谈，听取出租车行业的诉求和市民代表的意见。但这只是一种处理技巧和方式的改正，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应该放松舆论管制

政府的治理方式涉及到政府的职能和观念，还必须树立主权在民的理念，限制和规范政府的权力，实现政府的权力与责任的对应，同时强化对官员的问责。

另外，我也赞同一些学者所提出的如下看法，中国应该进行社会政治改革，通过新制度的建设来容纳和消化群体事件。这方面我认为首先是要调整国家与市场、公民社会的关系，使它们形成一种合作互补的建设性关系，而不是对抗关系。这就需要政府积极去培育、完善和壮大市场与公民社会，特别是要发育各种利益组织，提高它们的自组织能力和自我规范能力，使它们真正能够代表公民的利益，维护公民的权益。

在中国这样一个强政府、弱社会以及利益发育不均衡的体制里，媒体和舆论对政府及强势利益集团的监督也显得非常重要。中国现在很多群体性事件就是最先通过媒体，特别是网络披露或报道出来的，也是在舆论的压力下才得到妥善处理。但比起民众的需求来，当前舆论的监督力量还比较薄弱，应该放松政府对媒体和舆论的管制。

最后，加强司法的独立性。当公民的主张失败时，可寻求司法途径解决。当然，这就要求司法必须保持某种独立，因为只有司法相对独立，正义才能得到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