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凯旋：解决权责问题亟须体制改革

每年的两会,事关民生的医疗、教育和住房都会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说实话,虽然有的委员、代表在讨论国是时仍显得名不副实,不知所云,但也有很多委员、代表越来越能讲真话,直陈时弊。对于问题的症结,他们也都是看得很清楚的,只是这些问题年年会上讲,讲完就拉倒,似乎都是不谈白不谈,谈了也白谈。

比如,对于看病难看病贵,尽管也有医疗界委员声称不是事实,但公众至多当相声听。医患矛盾由来已久,而医院也有委屈,多数医生的工资收入并不高。问题出在哪儿?政协委员、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吴明江近日说,目前中国的公立医院并非真正公立,“我们的‘公立医院’,国家投入的部分只占10%,医院需要自筹90%的资金,这些资金是‘羊毛出在羊身上’,都是从患者身上来的。这样的投入水平,自然使得患者负担沉重”。

又如针对大学行政化的问题,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邵鸿在会上发言指出,由于政府行政干预日益强化,大学越来越像行政单位而非独立的教学科研机构,高校办学自主权不断受到挤压。这一做法客观上强化了高校的官本位意识,严重制约了大学的改革和发展。因此他建议,淡化行政权力对高等院校的约束和干预,明确取消高等院校的行政级别,改变大学校长的产生方式,民主遴选大学校长。

可以说,今天人们已不讳言,许多社会问题实际上就是体制问题。我相信这些委员、代表说的都是事实,也是症结所在。其实高校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学费的增加。对于高校体制,教育部副部长也坦言,大学校长任命是现有体制的产物,不是教育部单方面可以改变的。有意思的是,医疗方面提出的问题是公立医院不公立,政府部门放任不管；教育方面提出的问题是学术单位像衙门,政府部门管得太多。但说到底,问题的实质是一样的,都是政府部门权责不对应的体制体现。

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权力很大,但责任也很大。改革开放以来,公众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有了许多自主的空间,政府的责任小了,但权力却没有缩小,甚至反而越来越大。该负的责任不负,如公立医院的运作；该放的权力不放,如高校的体制。既然是公立医院和大学,政府就应有所投入,对于纳税人就不应当收费过高。结果造成医院被迫搞创收,检查费、手术费和药费居高不下,高校则学费增加,学官泛滥,学术低下。而承受社会诟病的却是那些普通医生和教师。

可以将这一切看成是转型期的问题,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必由之路。也就是说,这些问题都可以看作是过去时代的遗存,需要时间去解决。比如在美国,私立医院和大学收费较高,但水平也较高,公立医院和大学则收费相对较低,公众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作出选择。而我国改革尚未走到这一步,政府的责任仍然很大。但现在的问题是,对于某些权力部门,责任是越小越好,权力是越大越好。不想担责的就不管,推给社会,想要管的就坚决不放权,高度集中。

从改革开放的历史看,其重要一点就是政府对社会放权,就是社会自主,政府则向服务型政府转型,而目前的公权力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受限制,这无疑是违背改革的方向和公众的意愿的。体制改革议了多少年,对于某些社会问题的症结,有识之士不是没有看到,但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关键就是某些权力部门利益所致。近日,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屈万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医保基金大量结余的情况不正常,为地方和部门挪用制造机会,“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可那么多基金还放在那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还屡禁不止”。可见看病难的问题其实很简单,还是由于地方政府的失职。

只有真正具有服务型政府的意识,才能该负责的负责,该放权的放权。为了民族的未来,推动体制改革,建立起一个限权问责的社会良性体制,已经势在必行。

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