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允若：话说“撞了南墙也不回头”

我国有句民谚，叫做“不撞南墙不回头”，说的是有些人极为固执，听不进忠言规劝，往往一意孤行，不碰得头破血流是不会罢休的。至于这种人撞了南墙以后究竟回头了没有呢，这句民谚并没有说。不过它用的是“不...不...”的句式，按照负负得正的逻辑，一个神志正常的人，是应该回头的。

可是现实生活中“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人却是不少的，即便在时政领域、这样的事例都可以信手拈来。

（一）

先看经济领域，从当前媒体和民众关注的热点之一中国股市谈起。一年多来中国股市惨跌不止，跌幅在70%以上，如今已疲软不堪，成交量极低，完全丧失了资本市场的正常功能。这种状况是美国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之前就开始的，管理层一直把主要原因归之于人们对我国经济形势缺乏信心，于是动员各种宣传工具和行政手段，大谈我国经济前景的美好，大谈要充满信心积极入市。国家通讯社新华社破例连发九篇专论，中央党报人民日报和中央理论刊物《求是》杂志竟然也连篇累牍为此鼓吹。不仅如此，管理层还一再发话，要机构投资者顾全大局、积极入市，甚至借奥运为题，要求各方“维稳”，媒体和股评人士不得有任何影响“维稳”的言论。《求是》杂志刊登的所谓经济学者的访谈，甚至指责预测股指要跌进2000点大关的人为“不负责任”。可是，股市自有它自己的运行规律，鼓吹也好、施压也好，“政治挂帅”的大棒毕竟难以指挥市场运作，谁也不会随便拿血汗钱去为别人抬轿子、为管理层去粉饰太平。于是奥运开幕时股市照样狂泻不止，被世人嘲笑为中国取得的第一块奥运金牌。那位指责别人的御用经济学者的狂言发表不出三天，股指就跌破了2000点大关。

其实，一些有识之士早就指出，股指下跌的根本原因在于“大小非”（即原先限售的非流通股）的不断解禁。这些“股改”前不能流通的限售股份占到A股市场股份总额的三分之二，它们的持股成本往往只有每股一元、甚至每股几角几分，它们的大量出笼，必然对股市的估值体系形成极大的冲击，必然会带动个股价位以及整体指数的节节下降。要稳定股市就必须对症下药，对这批解禁股采取相应的措施，或是适当限制它们出笼的数量和步伐，或是建立平准基金来逐步吸纳和疏导这股汹涌而来的冲击力量。这些见解和呼声，如果说在半年前还处在少数的位置，而随后的股市发展已越来越证明其正确性，而且逐渐成了当前业内人士和经济界的共识。这方面的评论、呼吁、建议和公开信也越来越多，其中不仅有资深股评家、著名经济学家、大学教授，甚至前任证监会主席周正庆也不止一次地就此发表谈话。因为问题的症结已经极为清楚、对症下药已势在必行的了。

可是，有关的管理层对此一直充耳不闻、置之不理，既不采纳也不答复。看来这已经不是一般的认识偏差，人们有理由质疑他们和这些倾巢而出的“大小非”持股人的利害关系。表面看来，管理层似乎也想稳定股市，可是采取的都是隔靴搔痒的举措，诸如，调低印花税啦，改双边征税为单边征税啦，鼓励国企增持股份啦，要求汇金公司往三家银行注资啦，等等；当然也包括央行为贯彻宽松的货币政策而连续几次调低存贷款利率和银行准备金率。实践表明，凡此种种所谓的“利好”措施，对于股市而言都只是作用短暂的强心针而已，根本药不对症，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最近一次降息当天，股市马上画出了一根大阴线，市场心理已极为明显：这种举措与其说是利好、还不如说是利空，因为它再次表明管理层压根儿不想触动“大小非”一根毫毛。管理层如此无视民意、如此无视市场规律、顽固专断表现得如此极致，不正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典型例子吗？

（二）

经济领域如此，政治领域更是如此。这些年来官场腐败愈演愈烈，贪污贿赂和其他违法案件不断增多，涉及金额越来越大，贪官级别越来越高，省部级以上、以至“国家领导人”级别的贪官已非个别，几千万、几万万以上天文数字的贪腐金额已不罕见。除党政机关外，凡有公权力的地方，都盛行权钱交易，什么都要钱开路，有了钱什么道德和正义都可以踩在脚下。于是教育腐败、医疗腐败、媒体腐败、司法腐败、公安腐败、纪检腐败等等，已经司空见惯。

几十年间，从表面看来，最高层似乎一直在高调反腐，左一次教育、右一次整顿，诸如学习“三个代表”思想、大讲“八荣八耻”、大搞“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提倡“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等等，口号不可谓不响亮、用词不可谓不漂亮，可是有多少实际成效？哪个贪官不是一边犯事一边唱高调的？左一个规定、右一个条例，从九十年代以来，关于廉洁自律，先后有“五条规定”、“新五条规定”、“四条补充规定”；随后发布的重要文件就有“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党员领导干部述职述廉暂行规定”、“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等等，条文不可谓不细、戒律不可谓不多，可是又有多少实效？它们能缚住哪个贪官污吏的手脚？

究其原因，实在简单得很：反腐防腐，始终在同体监督（或曰自我监督）的框架里兜圈子，始终走不出同体监督这个死胡同。纪检也好、监察也好，都是在执政党一元化领导之下做文章，各级纪检监察都受同级党委的直接管辖，要让他们监督这一级的党政系统，这无异是让自己的眼睛监督自己的鼻子、让自己的左手监督自己的右手，几十年的实践早就证明，这样反腐是反不彻底的，这种反腐路线是注定要撞墙的。现在有关方面也在谈论要建立“反腐倡廉的长效机制”，如果跳不出同体监督的框框，那么，设计出来的“长效机制”只能是自欺欺人的。

古今中外的实践证明，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而实施监督的主体只能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执政者来说，这是一种异体的监督。要保证执政官吏的清廉，光靠官吏体系内部的自律也就是同体监督是远远不够的，而且是靠不住的。必须依靠广大公众的他律也就是异体监督，才能真正收到实效。要做到这点，就必须实施宪政民主，一是要保证公民的表达权利，包括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参政议政自由等，以实行对执政系统的舆论监督；二是要保证公民的组织权利，包括结社、集会、罢工、游行请愿的自由，要让公民能够自由地组织代表自己利益和诉求的各类协会、社团、以至政党，以实行对执政系统的组织监督；三是要建立相互制衡的政治体制，做到立法、行政、司法的相互分离和相互制约，以形成切实的制度监督。没有这三条，光是在一党执政（即一党专政）的体系内兜圈子，坚持要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样反腐是决不会彻底的、也是永远走不出死胡同的。

其实，作为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党，它本身也必须让全体党员对党的干部实施名副其实的监督，也必须让监督机构和党务行政机构彻底分离，才能使这个政党立于不腐不败之地。十九世纪后期，在马克思、恩格斯指导下成立的德国和西欧的工人政党（主要是社会民主党），他们除了有中央委员会以下的党务系统，还有中央监察委员会领导的监察系统，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同时对民主产生的党代表大会负责。他们的党报尽管隶属于中央委员会，但同样可以对中央的决策提出批评意见，而决不是只当中央委员会的传声筒。党外有党、党内有派，这是现代社会的正常现象，是发扬民主、互相制衡的题中应有之义。党内领导的集权化，以及整个社会的集权化，以党的一元化领导为名、行集权专制之实，这是从斯大林那里搬来的、是完全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这条路线在横跨欧亚的大片土地上撞了墙，人家回头了，我们几时才会回头呢?

(三)

中国的执政党撞了南墙不回头，是有其传统的。这种传统是自诩为“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毛泽东创建和推行起来的。远的不说，就在五十年前，中华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旷古未有的大饥荒、大灾难，便是这种撞了南墙还要坚持错误、一意孤行的恶果。

当时，那位“伟人”一心想登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高领袖的宝座，头脑发热，发动了完全违背经济规律的“大跃进”运动，用阶级斗争和政治挂帅开道，要求在三两年内就实现钢产量翻番、粮食产量翻番、各项工业指标全面突飞猛进。在不断反右倾的政治高压之下，在一批阿谀奉承之徒的鼓噪之下，各地干部浮夸成风、信口开河、竞相虚报产量，尤其在农村，亩产万斤、几万斤、几十万斤粮食的“高产卫星”遍地开花。吹牛吹起来的“高产量”，引来了毫不客气的高征购，可怜农民无粮可卖，上头又层层威逼挨户搜查，直弄得队队谷仓见底、家家锅底朝天。秋收才几个月，就已到处断粮、饥民遍神州，野菜、树皮、草根都吃光了，不少地方还出现了活人吃死人、大人吃孩子的惨剧。那位“伟人”的脑袋撞到了南墙，按理该回头了吧？可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一听到反映下情的规劝之声，他马上恼羞成怒，把逆耳的忠言统统斥为向党进攻，把铮铮进言的忠臣统统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然后，继续“大反右倾”、开足马力向悬崖绝壁挺进，向死亡高地跃进、再跃进。就是这种撞了南墙不回头的顽固专横，夺去了三千六百多万无辜民众的生命，酿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饥荒惨祸。

惨剧酿成以后，依然不许谈论和反思。时任第二把手的刘少奇说了这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说了“人相食，将来要上史书的”之类的话，表示了一点反思之意，这位“伟人”就耿耿于怀、极不放心，生怕身后真的写进史书、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几年以后就以反修为名，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把有可能威胁他身后“英名”的人统统打翻在地，弄得整个国家一片混乱，“死了两千万，整了一亿人”（叶剑英语），社会和经济陷于全面崩溃的边缘。

如今这段历史总算翻过去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种死不回头的专横独裁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理应为后人永远铭记；产生这种专横独裁的制度根源，理应得到彻底的清算和摒弃。可是，一代又一代的执政者，认真接受了教训、从此改弦更张了吗？

（四）

前面说到，一个神志清楚正常的人，撞了南墙是应该会回头的。但是，这并不是说死不回头的人都是精神失常的疯子，其中有些人可能还有极高的智商，就像前面说到的那位“马克思加秦始皇”，还是一代“伟人”哪，他的谋略和权术尤其高超，阴谋和阳谋样样在行，在党内国内简直绝无对手。所以，撞了墙而不肯回头的人，往往都有他们特有的意图和算计的。

“马克思加秦始皇”之所以不回头，一是要维护他的九五之尊的威权，正像他说过的那样，他是决不下罪己诏的；二是要维护他身后的“英名”，为了这一点，他废掉了一个又一个接班人。从他临终前拟定的政治局常委名单来看，他一心要把帝位交给江青或毛远新，其用意正在于此。

而今的政坛情况当然不可与之同日而语了。但是某些人撞了墙不愿回头，原因同样是私利的算计。比如说，股市可以任其瘫痪下去，将近一亿股民、加上人数更多的基民（基金特别是股票型基金的购买者）的惨痛损失可以毫不在乎，而他们自身或亲友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廉价限售股则是一定要按时出笼变现的，等待已久的鲸吞散户大获其利的时机是决不能推迟的。有人说，“股改”本身就是权贵敛财的陷阱，现在看来此话不无道理。又比如说，楼市是万万跌不得的，尽管远远超过亿万工薪阶层承受能力的昂贵的楼价，已经面临拐点，也就是说价格已经“撞墙”了，可是某些人决不罢休，极力要托市、千方百计不让楼市降价。南京那位房管局长公开放话：谁要是低于成本（？）出售就要查处谁。此话代表了靠楼市敛财的权贵们的心声。俗话说，屁股决定脑袋，他们是和赚得盆满钵满的房地产商穿一条裤子的。官商一体，一荣俱荣，这早就不是什么秘密。

至于前面说到的防腐反腐陷于困境、走进死胡同的情况，实际上更让某些人满心欢喜，他们要的就是这种调子高而收效少的“反腐举措”，他们要的就是这种不痛不痒的同体监督，如果真要推进政治改革、真要形成处处较真的异体监督制度，他们还能上下其手、路路畅通地充当“快乐的小偷”吗？所以说到底，正是某些借改革之名大发横财的既得利益者，正是某些因政治改革滞后而大获其利的权贵阶层，竭力拖住改革的步伐，竭力扭曲改革的方向，造成了种种撞南墙而拒不回头的怪事、造成了社会矛盾冲突遍布的险象。

但是民意不可违。广大民众正在逐步觉醒，他们的权利意识正在不断增强，他们对种种欺压民众损害公众利益的倒行逆施日益不满，他们对民主、自由、公正社会的追求，正在汇成一股浩荡的洪流，迫使执政者必须认真考虑国家的命运并且作出抉择：顺应民心民意，顺应世界潮流，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通向国家兴旺、社会安定、政通人和的正道；反之，违背民意，压制民主，钳制舆论，碰壁撞墙而不思回头，则必将激化矛盾，埋下更多的危机引爆点，必将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动荡和新的灾难。

两种选择，两种走向，两种前途。迄今为止，看来后一种走向仍然占着上风，新的一年里将有怎样的博弈、将会出现怎样的演变，值得人们密切关注。

（2008.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