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江：政改麻木症误党误国 需高度警惕

在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年的今天，一方面，改革在势不可挡地向纵深发展，另一方面，深层次问题日渐浮现，改革无法回避地进入了打攻坚战的阶段。

在这个时候，人们在认识上存在这样那样的偏颇，恐怕也是难免的。但是，对于其中一些可以称得上是“病症”的东西，我们需要认真对待。

思想“病症”

有人认为，经济体制改革上有“改革焦虑症”，那么，在对待政治体制改革上又有哪些“病症”？笔者以为，最近一个时期，至少有一个问题比较明显，我把它叫做“政治体制改革麻木症”。在笔者看来，这是一种值得高度警惕的思想“病症”。

这一“病症”有个基本症状，那就是，忽然觉得政治体制改革没那么必要、没那么迫切了；忽然觉得过去的政治体制没那么多毛病了，反而越琢磨越有优越性了。直接致“病”的因素，是这次不期而至的全球金融危机。在一些人看来，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表明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已难以为继，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失败。中国能够在这次危机中处于主动地位，国际社会也比较看重中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体制中没有改的那部分起了作用。这似乎暗示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和评价计划经济和传统社会主义。更有甚者干脆得出结论，认为我国现行政治体制就这样挺好，挺优越，无需改革。

当然，我们现在描述的只是这个“病症”的症状。作为一种有一定影响力的看法，这种认识的基础其实早已有之。例如，学者中一直有人坚持乃至高调维护计划经济时期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而形成的一些价值。毫无疑问，作为一个学者，应当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党的领导，这个原则立场不能放弃。但是，这种坚持与固守甚至主张恢复旧的模式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遗憾的是，一些学者混淆了这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把从旧的政治体制中传袭下来、还没有来得及改革的东西一股脑儿地奉为坚持的对象，使得这种坚持越来越成了对已经过时的观念和体制的维护，甚至成了对政治既得利益的维护。像中国不需要搞选举式民主，中国不需要发展民间组织等等主张，恐怕都属此类。如果仅仅是观点问题，笔者无话可说。但如果这些观点是为了取悦什么，而实际上提出者自己也不相信，那就不能不警惕了。在经济学、社会学领域，学者越过职业道德底线为既得利益代言的行为，常常会受到人们的诟病。我们也不妨说，以上现象表明，在政治问题的研究中，实际上也是存在这种行为的，也应当为有政治良知和道德感的学者所不齿。

和这种“麻木”有关的，不只是观念、认识。还有一种思维方式，也值得提及。这种思维方式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自我感觉良好，满足于在过去僵化、封闭的思维模式中打转转，连战争年代的话语都不肯改一改，把对政治问题的思考和研究变成了一种自娱自乐、自我陶醉，拒绝吸收一切他们认为“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当然更拒绝使用国外学者发明的一些概念和方法，反映了一种强烈的排斥一切、拒绝任何变革的心理。比如“公民社会”、“宪政”、“政党现代化”这样的概念，他们无疑是一概排斥的。有时还把这种排斥用到学术讨论、评奖等等之中，颇有以权谋私之嫌：谁的学术著作中涉及这些概念，一律“一票否决”。笔者敢肯定，对我们党应当大胆吸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优秀成果的观点，他们也是反对的，只是中央讲了话，不好再明着否定而已，只好转而批判所谓“普世价值”。

“少说多做”乃至“只做不说”

政治体制改革真的不那么紧要了吗？非也。恰恰相反，随着改革的深入，浮现出来的越来越多的深层次问题都和政治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有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些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政治体制不改革，不但这些问题无法解决，还会继续积累下去，汇成危机。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试举几例：

例如，我国将拿出总数为4万亿元的资金，应对金融危机。4万亿资金怎么用？很显然，这不光是对党和政府调控能力的考验，更是对政治体制的考验。一系列事实表明，由于我国历来权力高度集中，部门手中掌握着大量的资金。国家有了钱，这是好事；但是，没有一套完善的公共财政体制，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权力寻租的行为。千军万马“跑‘部’‘钱’进”的现象，不就是体制不健全的直接后果吗？众所周知，在4万亿投入的决策公布以后，“跑‘部’‘钱’进”已在走向高潮。不难预料，这4万亿在用来应对经济危机的同时，弄不好也为腐败现象泛滥提供了沃土，加重了政治风险。

笔者多次呼吁“用民主的方式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不是无的放矢。如果不能从体制上保证广大公众和人民代表对政府和部门人权、财权、事权的监督，谁能保证若干年后，围绕这4万亿，不会有腐败案件浮出水面？若此，老百姓还信不信“执政为民”？

又如，这些年来，干部制度改革方面出现了不少探索，有些成果卓有成效。但是，不知为什么，对最本质的授权民主问题，我们总是有意无意加以回避，因而总体上缺乏推进的力度。虽然不少地方已经出现了乡镇领导班子直选的尝试，不但老百姓积极性高，而且成果显著，我们却宁肯用“公推公选”来代替它。应该承认，比起过去一个人、少数人说了算的情况，“公推公选”是一种进步。但是，就其本质而言，“公推公选”把选举权、被选举权都限定在干部的范围，是“官选官”，严格说来并不属于民主的范畴，和普通党员、百姓都参与进来的“公推直选”不在一个档次上。而且正如我们看到的，它仍然摆脱不了“由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所必然带来的问题，拉票、贿选、做政治交易等现象愈演愈烈。可以断言，不对干部制度进行更带根本性的改革，干部用人问题上的腐败现象还会进一步加深，公众对执政者的信任度会进一步下降。

再如，我们不能不承认，既得利益问题已经在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显现出来。从根本上讲，任何个人和群体都有自身的利益。民主的前提就是认可各种利益诉求，为它们之间的相互博弈提供平台，党和政府则站在公允的立场上进行协调。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由于过去权力划分不合理、权责界限不清晰的政治体制，使得一些部门利益和既得利益有发展和扩张之势。一些既得利益已经发展到了严重损害公众利益的地步。我们可以惮于各种各样的顾虑不改革或延后改革，但既得利益却不会为自己划定一个限制自身发展的边界。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犹豫不决、止步不前，一个无法避免的前景就是使既得利益得以进一步强化、固化，既得利益集团越来越由一种可能成为一种现实。这种情况，任其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可见，政治体制改革不但不应弱化，而且越来越从各个方面(而不是个别方面)和在更深的层次上(而不是表面上)证明着自己的极端迫切性。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清醒的。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不是一劳永逸，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把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准确、充分地表达出来了。

在笔者看来，政治体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被意识形态化了，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在一些人观念里，一说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放弃我们过去的做法，向西方政治模式看齐。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左，还是右，认识上都显示出惊人的相似性，只是在价值判断上相反而已。“左”者怕提政治体制改革，以为这会动摇党的地位；右者则一听政治体制改革便兴奋，似乎共产党终于开始思考放弃领导了。

依笔者看，问题早已不是政治体制改不改的问题，而是应当深入到政治体制运行的每一个环节，研究具体怎样改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谈论的是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如何改善，党政关系如何理顺，政府职能怎样转变，党内民主怎样推进，社会民主怎样落实，现有的政治参与平台怎样利用，怎样搭建新的平台，如何积极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等等，而不是仍然浮在表面，笼而统之地谈政治体制改革。在这个方面，笔者赞成“少说多做”乃至“只做不说”的方针。毕竟，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不是任何懂行不懂行的人都能插得上手、插得上嘴的。

但是，决不能反过来，认为少说或不说，便说明不是那么紧要了，可以放一放了。应当摈弃一切犹豫。只要执政党还是一个对国家和人民有责任感的党，就应当义无反顾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不给那种误党误国的“麻木症”以任何市场。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