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国荣：丘吉尔、小布什对比评传

温斯顿•丘吉尔，出身于一个不怎么景气的贵族家庭，用时髦的话来说，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如果将他的家谱一直往前追的话，他的家族和相当多的英格兰贵族家庭一样，曾经有过那么一段令人叹为观止的辉煌。从祖辈以来，伟大的约翰•丘吉尔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被人民拥戴为救星，后代当中有一个被封为马保罗夫公爵，此后又有一个被封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王子。

再往后，他的家族中还有人同征服者威廉一世并肩作战，一起著称于世。但在温斯顿出生之时，英格兰已经在议会改革方面完成了一系列大的动作，显示出与时俱进的风范和紧迫感。动作之大可从其结果来判定：选民人数从一百万增至四百万，那些有其名无其实的腐败选区遭到了清洗，并根据商业和土地利益的要求重新作了调整。这可能是导致温斯顿的父亲伦道夫勋爵（温斯顿经常听人称其父为保守党的“老一伙”）的政治生命短暂并且不怎么光彩的更深刻原因。据说，有人问起伦道夫勋爵所倡导的“保守党民主”究竟所指为何，其父答曰：“说实在的，我也不清楚。”当人问起勋爵他能把手中的权力坚持多久的时候，答曰：“六个月，我希望。”众所周知，这恰好也是古罗马人民所能容忍于独裁官的最长期限。真实的情况是，在这个期限到来之前，勋爵就仓皇交出了权力。

一般而论，对于一个政治家所能取得的成就来说，部分是由于其出身，部分是由于其天赋，部分是由于其所受的教育。假如没有某种天赋――杰出的天生能力，并伴有利用这种能力的气质――他就不可能构想出其伟大计划或实现这些计划。假如出身不好，他的机会就会大受限制，其成就的特点就会大为不同。假如没有教育，也就很难指望他认清楚他正在从事的事业的性质。就出身而论，我们将会发现，伦道夫勋爵留给温斯顿的与其说是一笔可贵的遗产，倒不如说是一个包袱，人们一般也认为，他有义务重振家族的辉煌，而父亲并不能给他提供什么支持，父亲几乎没有理会过温斯顿，直到伦道夫勋爵因梅毒去世那天，父亲在儿子的心目中仍然只是一个“遥远和理想化”的形象。正如温斯顿在他后来的《生死战》中所说：“名人通常都有不幸的童年。早年生活环境的重压、苦难的创痛、轻蔑和嘲讽会唤起明确的目标和坚韧的天赋，没有它，伟大的行动难以成功。”当温斯顿长大成人之时，他终于为能够摆脱家庭的阴影、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而长出了一口气。因此，在温斯顿的大业中，天赋和教育就不可避免地占据了突出的地位。在古罗马，人们习惯于称呼那些并非出于名门、而是凭借本人成就在仕途创造杰出的人为“新人”，我们也可以恰如其分地这样来称呼温斯顿。

我们一般所谓的教育在温斯顿身上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毋宁说在著名的贵族学校哈罗中学，他所接受的教育更激发了他不随潮流的独立天性。他曾在校报《哈罗人》上发表文章尖刻攻击这所学校的“阴郁气氛”以及各种管理方式的“陈旧丑陋”。尽管温斯顿是匿名“真理”发表的这篇东西，校长还是怒气冲冲地把温斯顿叫到自己的房间：“由于《哈罗人》中的文章是匿名的，我不会追查是谁写的。但如果更多同样性质的事情出现，我会忍痛鞭打你以尽我的职责。”校长的这段话使温斯顿意识到了写文章要用真名的重要性。当温斯顿后来真的因此遭受了一段鞭打之时，他告诉惩罚他的人：“我将会是一个比你伟大的人，”这句话的代价是他又挨了两个耳光。

很明显，少年时代的温斯顿已经表现出独立、躁动、顽强、挑战的性格。他周围的贵族子弟认为他是一个自我吹嘘、偏执傲慢的无赖。他则以咆哮回敬他们：“有一天，当你们还是无名小卒的时候，我会成为伟人，并将你们踏得粉碎。”在哈罗，温斯顿走的是自己的路。1892年12月，也就是温斯顿从哈罗毕业之时，有人注意到温斯顿没有吃例行的“告别早餐”就匆匆离开了哈罗，一个人坐着马车去了火车站，他急于摆脱那些老师们曾强加于他的专横的约束。正是从这一天开始，温斯顿走上了履行他的诺言的历程――成为一个伟人。

作为一篇评传，很难对温斯顿的这段经历给出确定的估价。但就其日后的大业观之，我们有理由作如下推测：少年时代的温斯顿已经知道或者意识到了旧式的英国教育引以为自豪的东西――把美德和德行本身当作目的――的弱点，而这种东西仅仅是以对古老生活方式的偏爱为基础而存在的。对温斯顿来说，这种传统德性与其说是教育的结果，还不如说是通过赞扬和惩罚而强行灌输到贵族中去的。如此产生的感情是经不住诱惑的，因为除了对这种德性自身的信仰之外，这种德性没有其他的基础。在哈罗，温斯顿总是极力违反学校的规章制度，或者随意作出最卤莽的大胆行为，作出少年英雄主义的壮举。有两次玩游戏时，他铤而走险，从几十米的高处跳下，几乎丧命。另有一次温斯顿跑到风鼓浪动的湖中游泳，“几乎已经丧了命”。他对自己的愚勇有一个现成的解释。此前，他曾被同学打过来的板球吓得跑到树后面躲起来，他为自己的“怯弱”感到羞愧，决心不再让同样的事情发生。他在体质上不具备传统英雄的特征，但他迫使自己扮演这一角色。“我最大的野心就是急切获得勇敢的名声。”温斯顿叫喊着。在他的小说《萨佛罗拉》中，他虚构的英雄萨佛罗拉问道：“你渴望勇敢的声誉吗？”回答是：“你必须拿你的生命冒险。”

他确实也这么行动了。温斯顿并不仅仅满足于勇敢的行动，他也想要所有的人都知道他的勇敢，并为之喝彩。他带家里的女仆游览哈罗中学就是一个例子，要知道，在当时，甚至没有几个学生敢于让自己的母亲拜访哈罗。我们不禁怀疑：在后来作为政治家的道路上，温斯顿会不会以同样的手法，为自己建造一座人为的“林肯式的小木屋”呢？但不管怎么说，在温斯顿的童年生活中，这为名叫埃佛雷斯特的女仆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了温斯顿的父母。她非常慈善和细心地劝戒并照顾了童年时代的温斯顿，从她病重到死去期间，少年温斯顿为她花去了所有的积蓄。死后，她墓地里经常出现的花束相信也是温斯顿所为，因为她在世之时唯一可能的亲人只有温斯顿。她是感激温斯顿的，在同样的意义上，温斯顿也是感激她的。这种相互感激的场面在温斯顿谢去首相职位后再现了：英国的普通人民感激温斯顿，他带领英国走过危难；温斯顿也同样地感激英国人民，不管他的行为如何不可理解，也不管人们如何挑剔于他，人民都从来没想过放弃温斯顿。

很难说温斯顿是不是个民主主义者，但他的努力的确证成了弥尔顿式的德性的伟大和眼光的锐利――“为英国人民声辩！”“或许是愚蠢，”温斯顿后来承认，“但我的冒险是为了得到最高的奖赏，听说没有绝对勇敢和绝对高贵的行为。所以，没有这条通道，情形就会完全不同。”

显然，荣耀和勇气并不是温斯顿引以为然的东西，而是他想加以证明的东西。他实际上是建议贵族们别再为美德而追求美德，而是为报偿而追求美德，就象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39篇中所说：政治家所追求的乃是“不朽的名声”。恰恰是考虑到温斯顿的政治家之旅，我们也不禁猜测，他是不是通过让人们首先注意到威胁到德性的各种可能的诱惑，而尽可能地预防这些诱惑的威胁呢？但严肃的问题依然存在：温斯顿显得更象是一个腐蚀者，而不是改革家！就象一位讽刺诗人所刻画的那样：

“这个红头发的家伙，脸色苍白，尖刻又刺人，

眼睛里闪烁着轻蔑的光芒，

死后到阴曹，也要被冥后推回阳间。”

事实上，温斯顿在英国政坛一直也没能改变人们对他的这种印象――“一个放大了的顽童”。或许，他根本就不打算改变人们的印象。克莱门汀，他的妻子，曾以首相夫人的身份劝告他说：“政治家的行为当让常人容易理解。”温斯顿对这一劝告表现出十足的恼火。无论如何，温斯顿是要坚持他自己的道路了。他以吉本的话作为他青年时期的小说《萨佛罗拉》的结尾：“历史……不过是记录人类的犯罪、愚蠢和不幸。”但一个值得关注的情况是：温斯顿在哈罗时候，最喜欢或者说唯一喜欢的科目正是“历史”。《萨佛罗拉》没什么文学上的价值。小说采用了闹剧式的结构，人物特征不足采信，对话虚假做作。但他说出了温斯顿的一切：他对辉格党的信仰、从国外回来建立民主、对政治全力以赴、赤裸裸的野心、对修辞和演讲力量的陶醉，――

“他的激情、他的情感、他那与七千听众交流时的真正的灵魂；它们互相激励着。”摆在萨佛罗拉房子里的书正是温斯顿读过的书：《金银岛》、《所罗门王的宝库》（他读了十二遍，据他表妹说，温斯顿相信里面的情节都是真的）、格兰特的《美国内战史》，他还大本大本地背诵弥尔顿、麦考莱的诗歌和散文；当然，也少不了柏拉图的《理想国》、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萨佛罗拉是个烟鬼，喜欢马球，不喜欢跳舞（温斯顿也一直对跳舞的意义何在表示无法理解，这一点常被人引为笑谈）。在紧要关头，他却打瞌睡（这一点也反映出温斯顿后来对斯大林和苏联所表现出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迟钝），早晨他躺在床上看信。“象许多高度兴奋的人一样”，萨佛罗拉渴望赞美和同情。他是一个孤独的人，很少有亲近的朋友。受情绪沮丧的困扰。他对早死有强烈的预感。他的宗教观“仅仅是规则的大杂烩；很少重复，几乎不可理解，从没人研究过。最后，他希望他能象绅士那样履行职责。”萨佛罗拉非常勇敢，甚至在面对炮火时也不计后果：“我向命运挥挥帽子，”他叫喊着。关于萨佛罗拉的家庭背景，我们知道得很少，只知道他出身高贵，受到他那慈善而忠诚的保姆的照顾。书中没有提及萨佛罗拉的父母。

这是一个佛洛伊德的故事吗？这恐怕不好多说。不过有一点很清楚：萨佛罗拉，一个魅力十足的演说家，一个有超凡本领的民粹主义政治家，是个被无情地驱使着走向命运的人，他的命运是在危难时刻挽救国家，不管他自己是否愿意。这就是温斯顿在青年时代虚构的世界。这一世界几乎完整地溶入温斯顿日后的经历当中。在20世纪的第一个年头，温斯顿获得议员的席位，他准备超越他小说中想象的英雄。

到目前为止，或者就我们的直接分辨能力而言，温斯顿在仕途上的最大推动力量和支撑力量来自他的辩才。辩才似乎是他的第二天性，他的议会辩论中所具备的魅力十足，以至于有人抱怨说：“不是丘吉尔在支配言辞，而是言辞整个主宰了丘吉尔。”也就是说，辩才似乎成了他的第一天性。就其演讲所表现出的说服力和煽动力而论，正如一位作者所指出的，他“足勘最伟大的演说家之列，丘吉尔是英国的德摩斯提尼，德摩斯提尼是雅典的丘吉尔。”甚至在日常生活中，温斯顿的谈话都充斥了感染力。比如：在谈到对拉丁文的厌恶时，他说：“除了写写字母之外，别指望我做更多的事情。”当目睹无吃无住的贫民四处游荡时，他希望议会重新考虑谷物的分配办法，他的开场白是：“同胞们，跟肚皮争辩确是一件难事，因为它没有耳朵。”在一次公众集会上的演讲结束之后，他嘟囔着说：“真是奇怪，说服三万人比说服一个人还要容易。”（不过我记得，这句话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有一字不差的记载，记忆力确实是温斯顿值得引以自豪的另一项本领！）在他第二次掌管海军事务时，一位勋爵的子弟经人引荐前来求职，温斯顿看了之后就先说话了：“他由喉管一直到下身，全部献给了大肚皮，这么一副身材怎么能为国家效力呢。”对另一个大事吃喝的纨绔子弟，他说：“请允许我深表歉意，我不能和一个牙床比心房还灵敏的人共事。”（我们怀疑，温斯顿是不是在兑现他在哈罗中学时的诺言呢？）战争期间，温斯顿深为德军将领的能力所慑服，而对蒙哥马利，他评论说：“除非给他十三个军团，否则他不敢往前移动。”

但无论如何，温斯顿深知，作为一个“新人”，他在议会的成败最终取决于他的言词能否说服选民、他的见解能否打动选民，或者说得不好听一些，取决于他能否讨好选民。至少，温斯顿明白，在说服与讨好、甚至撒谎欺骗之间，没有一条固定的、人人可分辨的界线。在《马尔巴勒》中，温斯顿记载说：“上院的第二次辩论引出了马尔巴勒在议会上最让人难忘的表演。尽管他已知道什么是应该干的，什么是他想干的，但他的辩论是变化多端的。象在战场是一样，他确实很快地改变了方向，在他的对手面前张开了一个策略网。他使坦率为虚假服务，而且，假装不情愿地脱口说出了全部真像，他使他的攻击者犯下了十足的、莫名其妙的错误。在一种不可能是完全装出来的感情冲动下，他透露了战争政策。他不仅引起了反对党的误解，也引起了整个上院的误解。同时，他在引起国外敌人产生误解方面也起了作用，因为这次辩论是公开的。因此，他按照自己的想象为正确的战略和共同的利益而行动。他的斗争环境使他习惯于不断地为了朋友本身的利益而欺骗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