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克中：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名与实――为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而作之四

在回顾过去三十年的历史时，有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尽管什么是社会主义，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能给一个权威而准确的说法，“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提法，还是我们的理论性报刊杂志使用率最高的词。

其实关于“老社会主义”，在中国改革、苏东遽变以后在世界范围内就基本已经死亡了，仍然还坚守的就只剩下了三两个无足轻重的小国家了。当然，在俄罗斯和中国国内还有一部分人留恋着。如今的政府也宽容多了，在俄罗斯他们可以穿上老式服装，上街游行，表达怀旧的政治理念；在中国，比如据说是仍然坚持原有的社会主义生产生活方式的河南临颖县南街村，政府不但允许存在，而且还大加鼓励和支持，使之成为了河南旅游一景。我更建议各地方政府划出一些地方（首先要争得当地居民同意，最好是志同道合者，政府别用财政的钱去支持），让有此情结的人，特别是那些专家学者去搞实验。以色列有“吉布提”，日本有“天理教”，据说都是按照所谓的共产主义方式去生存的，还都生活得不错。我想，中国再有几个南街村，特别是学者型的“南街村”肯定也会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是媒体最喜欢的用词，我也时髦一回。我们有香港、澳门、台湾在实验资本主义，有几个“南街村”实验共产主义有什么不好？社会就应该多样化。我们不是批评美国搞单极化吗？无论世界或国家，单极化肯定是不对的，因为没有了对比和选择。

老的社会主义的那一页历史掀过去了，我们又能给后来的社会主义注入哪些新内容呢？我们知道，从前对老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有一个经典的概括：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在中国的渐进式的改革中，首先被否定掉的就是计划经济，接着按劳分配也不提了，因为经济主体完全多元化了，还能按劳分配呀？，于是就只剩下了公有制。

目前看来，新社会主义能够从老社会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就只剩下了公有制。但公有制也在被改造，尽管很勉强，很无奈，最后还是不断被私有制经济不断挤兑，目前大约还剩下百分之四十左右。这百分之四十也还因为垄断、腐败和效率低下，正面对着国人的指责，所以用公有制来界定社会主义的本质显然也已经名实难副了。

与公有制相联系的还有后来被邓小平屡屡强调的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共同富裕等。但是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这是所有社会的共同愿望，一个社会是否具有独特的发展生产力、尽快增强国力的优越条件，还有待于日后的实践来检验。

关于共同富裕，这里想多说几句。其实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的谈话，他还设定了一个前提――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动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

于是这里就有了一个问题：先富，要富裕到什么程度时才开始“带动”后富，也就是说这个富裕“度”划分在什么地方。比如我是先富起来的人，我应该在我富裕到什么程度再来帮助别人呢？是当我拥有一百万时，还是拥有一千万？，抑或是一个亿？；再有，用什么方法带动“后富”？是散财施舍？是共产平均？还是让后者为前者打工？最后，这个“共同富裕”的“共同”，是大家都一样的富裕，还是有差别的富裕？若是有差别，这个差别应该控制在多大的范围？这些问题，我想没有一个人能够确切回答得出来。这到不是低估了国人的智慧，而是国人在较真这些问题时低估了邓小平的智慧。

在我们过去的思维中，公有制是与共同富裕紧密相联系的。那时认为，只有生产资料为全体人所公有，人剥削人才能成为不可能，社会就实现了共同富裕。但三十年实践的结果是，生产资料公有了，却获得了共同贫穷，并且日甚一日。没有办法，才来改革。不管说一千道一万，改革其实只有一个字的精髓，就是恢复、引进“私”（经济学意义上的）字。大凡与个人利益即与“私”相联系的事，就立刻具有了动力，成功与效率也就有了，社会财富就像地下的泉水一样，喷涌而出，转瞬之间中国人就富裕起来了。但不是共同富裕，而是产生了贫富分化。那些心系公有制的人就开始怀疑改革，幻想着回到他们从前的那个社会主义去。其实问题不在于以“私”为核心的改革，而在于我们根本不了解什么是私，什么是公，以及私与公的关系。

我曾经说过，私是自从人类有了所谓的“财产”（或许就是一把石斧、一根木棍或矛之类的东西）以后就与之俱来的东西，如今社会科学普遍公认的所谓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和母系制，在历史上根本就没有存在过，完全是后人的臆造。公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社会中的主要所有制形态。公有就是大私有，是在古代中国被称之为“公”和“公”的身份的那个人的个人所有。那时也有“共有”财产，但那只是存在于家族、家庭、亲友之间的、临时的、少量的、补充、过渡性的东西。比如家族祠堂和祠堂用地，兄弟继承下来的、亲友共同获得的尚未分割的财产等。这是笼统的共有――姑且称之为笼统的共有制吧；股份共有制产生自商品生产，到资本主义社会才成为主体经济形态，这就是以股份公司为代表的所有制形式。

老社会主义的公有是笼统的共有，即那种无法清楚地界定个人在共有中的份额的共有。因为无法确定个人的财产分额，当然个人也就不能自由行使个人所有权（支配、使用和收益）；如果这时又缺乏实施共有的必要制度和程序（这太重要了！），那么共有对个人来讲就是空的。所以这种共有是过渡形态，临时状态，最终要走向“公有”，即被某些个人攫为私有，或走向“无人所有”，即它不属于任何人，任何人也不关心它的那种状态。所以希望通过公有，达到社会共同富裕的目的，只能是南辕北辙。历史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谁要是不相信或不服气，还尽可以去实验，但千万别把整个国家拖进去。

私有从经济方面讲，解决的是社会发展动力和效率问题，从政治方面讲是人的解放、自由发展问题――谁能相信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会成为社会上自由的人？那么共同富裕要谁来解决呢？政府。政府存在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包括政治的和经济的。在私有条件下凡是产生了社会财富分配严重失衡，并造成社会不稳定、动乱的责任都在政府。私有制没有原罪，搞不好的罪过在于政府。中国人必须认识这样一条真理，否则我们的历史道路将还不会平坦。那么政府应该如何解决公平呢？从理论上说非常之简单：政府从富人那里多拿取一些补充给社会和穷人就是了。至于拿取多少，那就看政府愿意把效率和公平保持在什么水平上了。拿多了肯定就没有了效率，也损害了公平；不拿或拿少了肯定就没有了公平，最终也就损害了效率。当然政府千万别让利益集团控制了，要是那样的话，维护社会公平就无能为力了，神仙也救不了了。

当前社会出现的财富占有两极分化情况，已经引致了社会的不安定。这是如何造成的？许多人有意无意地将其归罪为市场化改革和私有化政策。可是在我看来恰恰相反，是私有化不明确即暧昧的私有化进程造成的（群众将其称之为“开左灯向右转”）。因为你不明确，于是就给某些有权力的人、掌握国有资产的人以及不良商人以可乘之机，在坚持公有的招牌下，相互勾结，使出百般花样，化公为私，攫为己有，上海陈良宇腐败集团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之一；因为你不明确，所以对所有应该改制企业的职工的权利和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就保护不力，侵吞国有和集体资产的事就层出不穷。一方面是盗窃者有恃无恐，另一方面是广大群众的无奈、抱怨、抗争和上访。因为你不明确，就很难意识到伴随着私有进程，政府应该为维护社会公平做些什么。比如，对官员、暴富集团财产的监督是否到位？对科学、公平、合理的税制、税负的制定、实施和监督是否跟上了经济发展的步伐？社会保障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了穷人的社会地位？财政转移支付是否仍然重建设轻民生，“会哭的孩子多得糖”？等等。犹豫之中，就错过了许多的大好时机，迁延日久，问题越孳生越多，反而更难于解决了。面对这社会的种种问题，下岗工人、失地农民以及无权无势的一般民众就会对改革产生怀疑和动摇，他们就会怀念从前的老社会主义――要穷就大家一齐穷。但是对国家而言，这绝对不是一条光明大道。现在到了应该彻底给民众讲清楚的时候了。

总之，社会主义到现在为止，从理论到实践都已经说不清楚了。邓小平的关于姓“资”还是姓“社”问题的不争论主张，在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绝对是智慧的表现，否则中国就不会有今天的改革成果。任何伟大的人物，只能完成他那个时代或历史阶段交给他的历史任务，接下来的历史要靠后人自己来书写。怎么写？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社会主义说不清楚了，那么在“社会主义”之上再冠以“有中国特色的”是否还能说清楚呢？当然，我也看了某些理论家们的论证，我从中得出的印象是：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所以我们做的、发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自然就具有了“中国特色”，――或许这也是一种说法，但不知世界认同否？

2008年3月8日

我刚写完这篇文章，忽然看到《南方都市报》记者写的一篇文章：南街村真相：权力经济的荒唐与可怕。文章说，支撑南街村这个共产主义实验村的两个能量巨大的“隐形外援”，是国有银行和外来的大量廉价劳动力。南街村欠国有银行的贷款高达16亿之多。从村主任王全忠的遗物中发现了2000万元的现金和多本房产证。在其追悼会上有几个女人抱着孩子以“二奶”名义要求分割遗产。又说，早在2004年南街村集团的财产就已经全部属于了“三大班子”的12位自然人股东所有了；而村民虽然住上了92平方米的楼房和使用上一般家用电器，但他们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一旦某人触犯了“村规民约”，这些东西就可能被剥夺，等等。

说实在的我真的不希望我的理论立刻就有实例来验证，特别是南街村，我希望它的寿命更长些，因为我还希望那些有共产主义情结的专家、学者、官员们去进一步实验呢。当然，他们大概也不会因为这个而灰心，也许由此更加坚定了信心也未可知，因为他们的历史观使他们相信，这绝对又是人的问题，是个人的品质出了问题，而不是制度问题。他们至今为苏联出了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里钦终于把苏联送终了而痛惜不已 。他们相信要是没有这些人，苏联绝不会解体，中国也不会有什么改革和今天的贫富分化，“社会主义 ”还会昂首阔步地前进。

2008.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