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思想开放要靠制度改革

很多迹象表明，中国正在酝酿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去年，在为十七大作准备过程中，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首先正式提出要进行思想解放，来正视和解决改革开放中所出现的问题。然后，思想解放成为中共十七大报告的一个重要主题思想。在此之后，中共领导人尤其是胡锦涛本人在各个场合都强调思想解放的重要性。近来，思想解放运动的呼声正在向地方层面伸展。一些省委书记已经做出了积极的回应，要把思想解放作为推动进一步改革的前提条件。在社会层面，人们也正期望着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来临，希望这场思想解放运动能够给他们解惑，至少在意识层面明了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前途。

那么，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意味着什么？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今天，不难看到，思想解放实际上是30年前改革开放的前提。如果没有当年邓小平发动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很难想象我们能够看到今天的局面。同时，尽管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如果没有思想上的解放，也很难想象中国能够实现可持续的改革开放。不同形式的改革开放在很多国家都发生过，但像中国那样大规模的和持续的改革开放在历史上并不多见。在提出再一次思想解放的今天，人们又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什么是思想解放？为什么要再提思想解放？新的思想解放应当具有什么样的内涵？

思想解放运动的两个层面

任何思想解放运动必须具备两个层面的必要条件。一是意识层面的思想解放，二是在行动层面的思想解放。这两个层面必须互相配合，缺一不可，就是中国古语所说的“知”和“行”。首先是“知”的层面，如果不能在意识层面有解放，就不会有新的行动。进而，意识的变化必须表现在行动层面。没有行动，思想解放可能只会是空谈。在行动层面当然还必须涉及到行动的可行性。很多“知”只能停留在纸面，是因为这些“知”没有任何现实可行性。

30年前，邓小平所发动的思想解放运动就具备这些要素，或者说，在邓小平那里，思想解放是一种行动哲学。在意识层面，邓小平针对的是“凡是派”，就是教条派。邓小平并没有否定毛泽东思想，而是强调毛泽东思想在新情势面前必须得到发展。在行动层面，邓小平强调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可以说，邓小平的这一行动哲学指导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

3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改革开放促成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大转型。但转型不可避免地具有消极面，包括日益增大的收入差异，社会分化加剧，环境恶化等等。尽管没有人会预期转型所带来的仅仅是利益而没有负面效果，但如何应付这些负面效应则是必须回答的问题。当旧的指导思想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时，思想解放就成为必要。再者，转型意味着向什么转型的问题，就是方向问题。这个方向问题就要通过思想解放运动来给予回答。

社会转型带来的困惑

近年来，因为社会转型给中国带来的负面效应，很多人对现实和未来充满迷惑。左派提出要回到毛泽东主义。一些人就开始以反思改革名义，来全面否定改革开放。客观地说，怀旧主义既没有任何理性，也没有现实可行性。很多人也不见得真的要回到过去贫穷社会主义时代，他们的怀旧只不过是表达对现状的不满。当人看不到未来的时候，就会开始怀旧。这股力量并不小。有关部门也给予了很大的重视。表现在改革话语上，领导层已经明确表示不能否定改革，回头没有出路，只能向前看。但客观地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前”是什么？并不很清楚。在另外一端，从前的一些改革力量封闭起来，逐渐地变成进一步改革的阻力。他们从改革开放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久而久之就演变成了既得利益。他们的理性自然是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为维持既得利益。

这样，改革开放30年之后，改革开放本身的可持续性问题就提了出来。尽管有关方面在守住改革底线，避免倒退方面尽了不少努力，但又能如何解决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面向未来呢？这需要新的解放思想。

思想意识的开放性

去年十七大报告提出要不断探索和回答一系列重大的问题，如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发展社会主义？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里实际上在意识、经济和政治等多个层面涉及到了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内涵。其本质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开放”。思想解放就是“开放”。这里的“开放”当然不仅仅是邓小平当年提出的对外开放，而具有更为广泛的意含。

首先是思想意识的开放性。社会主义的方向是中国社会大多数都能接受的一个共识。但这个共识的内涵是什么？这需要研究和讨论。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核心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了大规模的争论，中国社会有了共识。但现在是官僚控制和垄断了意识领域。官僚体制本身无能在“知”的层面有所创新，又不容许社会创新，这是意识形态衰落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

但官僚或者官僚学者所能做的只是代表局部利益，而非国家的整体利益。毛泽东曾经说过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现在实践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官员的思想并没有跟上变化。官僚对意识的垄断和控制只能导致一些思想意识的急进化，而改革的共识可能只有通过理性的争论才能明了。

利益上与政治上的开放性

其次是利益上的开放性。这里主要指经济利益。经济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垄断状态。邓小平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但如果先富者垄断了利益，并且这些既得利益利用其利益优势和政治力量结合起来，把其利益法律化和制度化，造成垄断，那么共同富裕的目标就不能达成。现实的中国就是这种情形。可怕的并不是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出现了贫富分化，而是贫富分化的结构化和制度化。一旦贫富分化结构化，那么就很难有机会实现社会公平。“先富”和“共同富裕”之间并没有任何逻辑关联。只有利益的开放性，共同富有才会有可能。所以，经济利益要开放，社会的各个群体才能公平参与发展和公平分享发展的成果。十七大提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就是要走共同富裕道路。如果要达到这个目标，那么就必须打破现存经济利益垄断的局面。

同样重要的是政治上的开放性。这里主要涉及到政治参与问题。在中国的政治结构中，政治参与主要有两层含义，即党内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力量的政治参与。简单地说，因为执政党现在是个利益代表政党，社会利益的多元性使得党内政治参与成为必要。政治的开放性更为本质性的表现就是社会（包括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和各种社会力量）对政权的参与。在现有的参政机构上，例如人大和政协系统，尤其要注意的那些组织化程度非常低和那些不被容许组织起来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参与。除了社会对政治的参与，政治的开放性也表现为要分权给社会。

尽管不能说这些层面的开放性不存在，在一些领域，开放性已经呈现。但不可否认的是，开放性的实现程度低，制度化程度更低。开放性的实现要有待于进一步的改革。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导致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的出台。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必须表现在具体的改革举措上。只有这样，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才会富有现实的意义。

来源：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