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好民主才是好东西

作者:张维为发布日期:2008-02-28

「张维为:好民主才是好东西」正文

近来肯尼亚、黎巴嫩、孟加拉、菲律宾、格鲁吉亚、尼日利亚、斯里兰卡等发展中国家,危机频繁,动荡不止。为什么这些国家的民主没有带来人民所期盼的和平与繁荣,反而成了各种危机的成因呢?它们的民主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又能从中汲取什么教训?对此,我们有必要了解一点西方先哲对民主问题的思考。大师就是大师,经过多少岁月沧桑,他们的观点今天看来还是令人感慨万千。西方不少人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政治先哲关于民主提出的许多忠告。也许我们要提醒他们。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了解一些西方先哲的观点,这将有利于我们弄清发展中国家今天民主困境的根源、了解西方民主原教旨主义的盲点,并使我们可以更好地为中国的民主建设做一些前瞻性的思考和布局。

烂民主只能是坏东西

谈民主是要追溯到古希腊的,因为那是西方民主的发源地。当时希腊的雅典城邦实行了民主制,男性公民(不包括女性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奴隶)通过公民大会来决定宣战与媾和、法庭终审等重大事宜。古希腊的伟大思想家苏格拉底,因“腐蚀青年思想”之罪,被这种制度判处了死刑。他的学生、古希腊的另一位思想巨人柏拉图对此愤愤不平,认为这是“暴民”统治。这位比孔子晚124年出生的西方先贤一直认为:人的智力、品行和能力是有差异的,而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否认这些差异,预设所有男性公民不分良莠.都行使N样的政治权力,结果导致了“暴民”政治。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柏拉图还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如果你病了.你是召集民众为你治病呢?还是去找医术精湛的大夫呢?你一定会去找医术精湛的大夫,那么治理一个国家,其责任和难度远远大于一个大夫,你该找谁呢?

这个问题代表了柏拉图精英主义政治理念,长期影响了欧洲政治的发展。从今天的标准来看。柏拉图的精英意识也许过强、民众意识过弱.但他提出的问题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多少国家就是因为只强调简单的选举程序选出了恶人而走向了灾难。最典型的当属德国,希特勒的纳粹党利用德国人民对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不满,采用民粹主义手段,轻而易举地在1933年获得了37.4%的选票,成为德国议会第一大党,以理性著称的德国人结果选出了仇恨人类的希特勒执政,最终不仅给德国带来灭顶之灾.也差一点毁掉了整个西方文明。如果柏拉图活到1933年的话,他一定会说。我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切。

西方一些国家现在把本应该是内容丰富、文化深厚、操作精致的民主大大简化.连经济发展、教育水平、法治社会、公民文化这些优质民主的基本要素都变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只有“程序民主”才代表真正的民主。结果导致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劣质民主层出不穷:贪官污吏通过贿选当政易如反掌.大批政客只知道争权夺利,永远以民主的名义,行使民粹主义、部落主义和黑金政治之实.他们的国家也因此频频陷于动荡甚至战乱之中,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历史证明:只有优质民主才是人民之福.劣质民主只能是人民之灾;只有好民主才是好东西,烂民主只能是坏东西。

中国的政治改革一定要拒绝烂民主、建设好民主。像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的国家,本来就有上千年的精英治国的传统,我们应该从中国的实际和传统出发.积极探索并逐步建立一种既能保证德才兼备的人才脱颖而出,又能使他们的权力受到全面监督的新型民主制度。这大概也是柏拉图当年提出的问题的启示吧。

中产阶级和法治因素至关重要

古希腊还有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叫亚里士多德,他对什么是优良政体也有深刻的见解.他认为一个优良政体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中产阶级占多数.二是法治的确立。他认为中产阶级比任何其他阶级都倾向稳定.他们不会像穷人那样容易图谋他人的财物,也不会像富人那样容易引来别人的觊觎,所以中产阶级是优良政体的基础。亚里士多德非常强调法律的作用。他认为一个城邦只有能够维持法律权威时.才能说明它已建立了优良的政体。如果民选领导人没有法治的规范,就极可能成为独裁和暴君。他的这些思想对后来西方民主制度的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世界的经验来看,没有一人一票而有法治和广大的中产阶级,一个社会可以运作得很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香港。而光有一人一票,没有真正的法治和广大的中产阶级,民主的品质一定不高,出现劣质民主的概率极大。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些陷入民主困境的国家,其根本的原因几乎都是中产阶级太少、法治太弱。比方说,肯尼亚最近的大选出现了争议,既没有具有公信力的司法体系来裁决,又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支撑社会的稳定,于是不同的派别和部落就开始了厮杀。纵观世界民主的发展过程,发展中国家建设民主的最佳切入点。不是一人一票。而是大力发展经济和教育、不断壮大中产阶级、努力推动法治建设。中国正在走这条路,2020年我们的中等收入者将占人口多数,这将对中国民主建设产生极为深远的意义。

谈民主是不能忘记法国激进思想家卢梭的,他最早提出了“主权在民”的思想.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为民主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志士。在其名著《社会契约论》中,他也提出了一个今天似乎被人们遗忘的深刻问题。他假设一个国家有一万公民.那么每个公民所能享受到的主权就是万分之一。如果这个国家的公民是十万人.那么他的主权就是十万分之一.也就是说,一个人手中这一票的影响力,一下子就小了90%。由此而推论.国家越大.公民对自己国家的影响力就越小.民主效果也就越差。卢梭本人对此也未能提出真正解决办法,但他认为比较理想的民主社会应该是小国家、小政府、贫富差距也不要太大,以免引起对抗。在我们这么一个十三亿人口的超大型国家里实践民主,我们的制度设计中一定要认真考虑和回答卢梭当年提出的这个问题。

不是为民主而民主

最后还要提一下哈耶克.他是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大师。他把民主严格界定成一种决策程序、一种手段而非终极价值.他认为终极价值是人的自由。哈耶克反对民主多数的滥用.认为即使是多数同意的决定也不一定具有合法性(比方说大部分人决定要分掉小部分人的财产)。不管你如何评价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学说,但他在其名著《通往奴役之路》中对民主建设提出的一个忠告值得注意。他是这样说的:“我们无意创造一种民主拜物教。我们这一代人可能过多地谈论和考虑民主,而没有足够地重视民主所要服务的价值。”看看今天这个世界,那些极力在全世界推销西方民主的人.几乎都是民拜物教的信徒.总认为一人一票,就可以解决世界的所有问题.结果把多少国家搞得四分五裂,但自己对别人连一声道歉都不说。这种傲慢与愚昧导致了近年美国政治软实力的直线下降.

连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最近也感叹:美国在世界的信誉从没有像今天这么糟。哈耶克关于民主所服务的价值高于民主本身的观点,对我们今天的民主建设仍有启发。我们进行民主建设过程中应该首先考虑民主所要服务的价值。这个价值应该是国家的良好治理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我们应该从这个价值出发,来设计我们的民主制度.而不是为民主而民主.更不能为了迎合西方国家的认可而去投其所好。我们一定要以中国人的眼光.为解决中国人面临的问题来研究和实践民主,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中国的国运昌盛和人民幸福。30年的经验已经证明.

中国走自己的改革开放之路,虽然也有诸多问题,但总体效果比那些跟着西方亦步亦趋的发展中国家要好得多。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已经走出了自己的路.整个世界为之惊叹。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我们也会逐步地走出自己的路,并最终赢得世界的喝彩。(作者是瑞士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本文发表于2008年2月25日《环球时报》11版国际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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