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包钢：协商民主恳谈与现代社会科学方法

怎样使协商民主恳谈科学化，怎样利用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来做，而不停留在过去座谈会形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浙江省温岭市泽国镇已经创造了非常宝贵的经验。下面我们着重介绍泽国的经验（参见《学习时报》，2005年10月24日）。需要说明的是，民主协商的方法有多种（参见《学习时报》，2006年2月13日），我们这里只讨论协商民意测验的方法。

泽国协商民主恳谈的特征

泽国协商民主恳谈的第一个特征是抽样。随机抽样是把统计学原理运用到社会调查中的一种科学手段。在泽国2005年、2006年的协商民主恳谈中都采用了抽样。随机抽样的目的是要通过一个良好样本的选取, 科学性地反映所抽取的总体。随机抽样体现了协商民主的平等原则，即所有的人都有被抽到的可能性，人们在统计意义上是平等的。

第二个特征是事先提供说明材料。提供说明材料的用意在于信息的透明性。事先公布与讨论主题的有关材料，让参与者事先得到这些说明材料，可事先与周围的百姓讨论，也有机会自己先消化和思考，从而有助于提高讨论的质量。泽国2005年、2006年民主恳谈提供了非常详细的、公正的、中立的说明材料。非常可喜的是，2007年泽国镇在举行老城区拆迁民主恳谈的时候，也提供了一个拆迁户意见征求稿，虽然这个说明材料稿还不是很完备。

第三个特征是，采取大、小组分开开会的会议形式。几百人的大会，先分成十几个小组，一个小组约十个人，每一个人有充分的时间发挥自己的意见。小组会议是为了让每个人充分发言，体现平等发言的机会，这是协商民主的另一个重要原则。几百人的大组会议上，每个组交流其讨论成果并与专家或政府官员对话。它的一个好处是人们可听取不同人的看法，不同人群的看法有助于老百姓扩大他们的视野，改变他们以前的一些想法。特别是专家或政府官员的问题解答可以消除不少误解。

第四个特征就是采取主持人制度。由大学老师或中学老师来主持会议，非常中立，可以克服老百姓不信任感。也可以充分鼓励参与者的讨论。主持人制度很重要，但有时很多地方搞民主恳谈、座谈会往往是由领导干部来主持，召开几个人征求意见，这种传统形式当然可以征求到某些意见，但是并不能得到一些真实的意见。而且有时由于干部在场，不能产生很激烈的争论，通过主持人制度可以克服这些缺点。此外，在小组讨论时，采用了编号制，主持人和记录员只记录每一个编号的发言，每一个人可以大胆发言而不怕政府官员事后打击报复。在泽国的民主恳谈中主持人制度被广泛使用。

第五个特征就是两次问卷。通过问卷的形式来定量地反映参与者的看法。协商性民意测验的方法要做两套问卷: 在讨论前做一套问卷，在讨论后再做同样的问卷。同样的问题检测两次，通过比较前后两次的变化，就可看出协商民主讨论所带来的结果。第二次的问卷结果可以作为决策的根据。这是一个由抽样产生的、并通过大小组会议讨论后得出的、统计意义分析出的民主的科学的根据。泽国在2005、2006年都使用第二次问卷的结果作为政府决策的依据。2007年泽国在老城区改造问题上也使用两套问卷的方法，但是作了一些修正。第一次问卷是在抽样的基础上的问卷，也就是抽取了一部分人，对是否要拆迁、如何赔偿做了一个调查。第二次问卷是让所有人、 拆迁所涉及到每一家都来填这个表，这样就真实反映了每一户人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是在中国实践过程中，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被修正的一种情况。

上述五点总结了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来搞协商民主的主要特征，这一方法可以在一天时间内获得非常大的高质量的信息。而缺乏现代社会科学方法的民意调查弊病多。例如，某市组织部每年花60万做对政府各部门进行公民评议，发放调查问卷上万份，涉及13个区县，并由组织部出面主持调查工作。但下面某些社区则敷衍了事，问卷质量成问题。而且与人民联系紧密的部门，群众可以作出评价；与人民关系较远的，如党务工作，老百姓不知道，很难评。大规模浪费金钱的万人问卷，其结果并不可靠。这种追求规模的万人问卷是基层民主改革中的一种病态行为，它既不符合真正民主的原则，也不符合社会科学民意调查的最基本的准则。如果采取协商型民意测量方法效果可能更好。第一，可以省钱，不必搞万人问卷，只需抽样几百人就可以了；第二，可以大大提高民意调查质量；第三，可以增强民意调查的科学性；第四，由随机产生的参与者可以在统计意义上更准确地反映某个市区的全貌。

不采取现代科学方法的诸原因

当前，要完全按照社会科学方法非常难，基层实践能采纳一部分，改善一部分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了解，或者不懂社会科学的一些方法、意义、特征。例如, 为什么要分大、小组，为什么要抽样。很多人只是用传统的文化习惯来对付来自上面的举行民主恳谈的要求，并没有理解到社会科学方法背后所蕴含的特殊含义，价值和方法。

第二，协商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缺乏社会科学者的支持和帮助。目前，不少大学学士、硕士、博士对协商民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撰写了不少优秀的论文。但是一旦他们毕业了，就去从事其他职业，把所学到的协商民主理论知识全丢掉了。而在基层实践中，各种民主恳谈的创新需要社会科学者的帮助使之规范化、程序化。但基层得不到这方面的帮助。澳大利亚不少社区专配一名大学文凭以上的社区工作人员，主管社区参与、社区联络。中国可以学习这个经验，在社区工作中配备这样的人材。同时在社区服务的教学大纲中，增设协商民主理论和方法、大众参与等课程。当中国社会学和大学教学系统与基层协商民主实践结合起来，中国协商民主的发展就有一个人才资源的保障。只有这种联系，才可以建立中国社会科学的公共性传统，使中国社会科学在重构基层组织的执政能力上发挥作用。

第三，社会科学者自身缺乏社会科学素养。很多学者虽然学的是社会科学，写文章的时候也可以看到社会科学的背景。但是在做事，待人接物时社会科学的那套东西又没有了。社会科学方法并不与人生实践融为一体，构成人生的一种生活方式。

第四，既有的政治文化排斥社会科学方法。是否采取某种方法涉及到体制、权力和利益，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方法问题。既有的权力机构和政治安排，特别是政治文化习惯抵制了现代科学方法的应用。比如，乡村自治已有村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不少村干部眼中，村民代表具有合法性、代表性，所以毋需再搞抽样。此外过去座谈会所形成的那套政治文化已构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领导一开会了，即使在私人企业开个会，还是那套老方法:“哎，找几个人来，找能说会讲的”。这种政治文化习惯于指定方法，视抽样为麻烦。

第五，社会科学方法本身也有问题，需要完善。特别是在中国怎么样把社会科学方法本土化，这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问题。“本土化”意味着对社会科学方法做一些补充，调整和修正。比如说抽样方法不是绝对真理。在涉及到跟人们利益有关的一些民主恳谈, 我们必须采用比例制的推荐办法, 保证利益各方都来参加会议， 未必一定要采用抽样。村里要搞民主协商，一定要考虑到村民代表大会这个既有机制，完全纯抽样，避开既有村民代表，这是做不到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最佳的方法是把既有体制和抽样结合起来。2006年笔者在扁屿村进行的民主恳谈就是确定村民代表来参加。然后又按社会阶层来抽样，抽取妇女代表, 打工者，老年人或五保的代表。

更为重要的是，协商民主本身在多大意义上是一个科学问题。本文始终反复强调社会科学方法，假定科学化是一个值得我们去追求的一个目标。但是这个前提本身对不对？协商民主旨在沟通，理解。在多大意义上它可以是科学的？当然必须说明一点，在中国我们怎么强调社会科学方法，都不过分，因为我们太少这方面传统了，才刚刚起步。 （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