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圭武：民主问题是什么问题

内容提要：经济是民主的基础，制度是民主的关键，文化是民主的实质；人是文化的动物，文化是人的灵魂；所以，没有民主的文化，就不会有民主的精神，也就不会有民主的实质；中国传统文化体现了一种单向度和等级的特征，是一种强势文化，实质是为强势服务，本质是反民主的；中国的民主化必须伴随文化的现代化，必须要求人们在意识深处体现一种平等、法治、诚信、人道、自由、自信等理念；由于几千年的文化沉积，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政治、经济等现代化相比较，任务将更为艰巨和困难；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根本出路在于开放和创新。

关键词：民主 文化 发展

经济是民主的基础，制度是民主的关键，文化是民主的实质。

只有经济没有制度，经济就会陷入高成本和低效率化，就会陷入目的与手段的分离困境而使自身呈一种异化状态。

同样，只有制度没有文化，制度就会陷入形式化和高成本化。人是制度建设和执行的主体，人的价值观是实现制度有效性的重要保证。制度与人相比，制度是被动的，人是主动的，所以，人是实现制度有效性的最终保证。而人是文化的动物，文化是人的灵魂。所以，没有民主的文化，就不会有民主的精神，也就不会有民主的实质。

所以，中国民主化的推进除经济发展与制度变革外，深层次实质体现的也是一种中国文化的变革。由于国民性受到两千多年封建文化的沉淀和熏陶，其根深蒂固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对其改造也将是十分艰巨的，这也就决定了中国的民主化将是一个渐进和艰巨的过程。

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反民主的。

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本文所指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指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表现出具有一定稳定性和主导性的一种文化形态。在现实层面，主要表现为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并融合其他文化的一种文化存在。几千年来，在中国人的深层意识里所表现出的价值观及精神状态，就是这种文化的具体表现。

中国传统文化有些什么特点？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

从一般价值导向看，中国传统文化体现了一种单向度和等级的特征，是一种强势文化，实质是为强势服务，本质是反民主的。具体表现主要有如下一些特点：1。有等级，无平等。平等是民主的必要条件，但无论是在家族层面，还是在社会和国家层面，中国文化都表现出强烈的等级性和不平等性。家族的等级性立足于血缘。而社会和国家的等级性是家族等级性的进一步推演。等级性的实质是不同等级的人具有不同的资源配置权，尤其是具有不同的剩余分配权。一般而言，等级越高，其所具有的分配权就越大，其享受的待遇就越高。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平等，只能是同一等级内部的平等，并没有全社会的平等。所以，有等级就必然无平等。因为平等应当是一个整体范畴，而不是一个局部范畴。2。有强势，无弱势。权利均衡是民主的一个基本特征，但中国文化本质是为强势服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虽然都具有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但相互间权利与义务是不对称的。对强者而言，是权利大于义务；对弱者而言，是义务大于权利。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反过来是绝对不行的。3。有传统，无创新。创新是民主不断深化的动力，但缺乏创新又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顽固特点。由于缺乏创新，所以中国文化实质是一种静止的文化，或是一种循环的文化。虽然有局部的变革，但充其量只能算是枝叶的修剪或是对整体的一种修饰。其修饰的结果往往表现为对原有本质的进一步深化，而不是实质的变化。这里中国文化没有创新根本原因不在自身。任何文化本身都是极具创新力的。中国文化缺乏创新，根本原因是外在力量的压抑，尤其是强势利益集团的压抑。创新意味着改变，意味着对传统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所以，创新总会遭到原有利益集团的抵制和摧残。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不均衡的社会结构造成的格局是：强势太强，弱势太弱。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创新除非对强势有利，否则，创新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4。有人治，无法治。法治是民主有序进行的基本保证。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本质是人治社会。人治社会反映在文化上，必然是一种人治文化。反过来，人治文化又促生和巩固了人治社会。德治是人治的必然要求。要实现人治的有效性，道德自律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周公在总结商殷灭亡的教训时说：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儒家认为：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这里修身是起点，中经齐家，终于治国、平天下。另外，统治者也是历来喜欢人治，而不喜欢法治的。因为人治为统治者提供了极大地掠夺空间，而法治则不能，因为法治对统治者也是一种约束。所以，专制制度与人治文化是相伴而生的。人治文化是专制制度的寄生物，专制制度是人治文化的进一步推演。5。有礼节，无理性。理性是保证民主有效的重要条件，但中国文化有“礼”而无“理”。中国文化在“礼”方面的表现是相当丰富的。中国人的一切社会活动，无不纳入“礼”的范畴。有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等。在中国古代，各朝都设有专门管理礼制的官职。在周代，礼制的管理属于宗伯，后世逐渐演变，就成了礼部。“礼”的实质是“利”。“礼”是形式和手段，“利”是内容和目的。在中国，“礼”体现的本质是不平等，是封建等级制度。“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成了统治阶级维护特权利益的提防。所以，中国的“礼”是一种不合“理”的“礼”。这种“礼”只会加剧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均衡，不断造成社会的动荡，其结果是既失去了“礼”，也失去了“理”。所以，“礼”必须建立在“理”的基础上；否则，只会产生局部均衡，不会产生整体均衡，只会产生短期效益，不会产生长期效益。所以，礼仪之邦不等同于理性之邦。从长远来看，理性是一个国家实现民主化的智力基础。民主化不仅需要“礼”，更需要“理”。

从现实层面看，中国文化反民主的特征也是十分明显的。1。权威主义。权威主义是民主的死敌。权威主义产生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物质上的贫穷和落后；二是精神世界的不确定性。由于落后和不确定性，人们必然就有追求和向往。而权威是与追求和向往相伴而生的。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落后与愚昧是一对孪生子，所以，中国具有产生权威主义的肥沃土壤。对个人来说，权威主义表现出两极的特性。一方面，个人需要和崇拜权威；另一方面，自己也梦想有朝一日成为权威。在中国，权威主义意识经过几千年时间的不断强化，已进入到国民的深层意识结构中，其对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影响将是深远和巨大的。2。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是民主的重要阻碍。机会主义将直接提高民主的成本，并有可能使民主陷入一种“囚徒困境”。机会主义产生的一般原因是：经济人假设、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等。但在中国，机会主义的诱因除了以上因素外，还有着更为深刻的根源。首先，小农经济所体现的人与自然的博弈不同于工业社会由社会化大分工所体现的人与人的博弈，前者更容易诱发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其次，封建专制体制所体现的人治传统是催生机会主义的天然政治温床。再次，中国文化所体现的功利主义和现实主义色彩是加剧机会主义的文化乐园。正因为有如此雄厚的现实基础，所以中国机会主义的泛滥也就是一种必然。3。平均主义。平均主义本质上也是反民主的，因为平均主义是对权利的一种不尊重。平均主义产生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人类社会的不确定性；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由不确定性所导致的平均主义是一种原生平均主义，这是人类所共有的，它不因民族、国家、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差别而有所差别，体现的是一种普遍性。由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所导致的平均主义是一种派生平均主义，它与特定的民族、国家、文化、环境等因素有关，体现的是一种特殊性。在中国，一方面存在原生的平均主义；另一方面，有着产生派生平均主义的更为雄厚的土壤。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中，不均衡一直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首先是经济的不均衡。经济的不均衡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产的不均衡：一方是高度集中的完全垄断；另一方是高度分散和小规模的无序竞争。二是分配的不均衡：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足之地。其次是政治的不均衡。主要表现有：天下权力集于一人之手，等级制，权力缺乏制衡，上下级之间权力不对称等。再次是文化的不均衡。主要表现是以强势为中心。不均衡必然导致人们对均衡的渴求，越是不均衡，人们对均衡的渴求度就会越高。从结果看，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最终表现就是不平均。所以，人们希望均衡，往往就会演化为对平均的追求和执着。4。血缘主义。血缘主义在中国的泛滥是一件人所共知的事实。血缘主义本质上也是反民主的。因为民主要求以能力为准则，但血缘主义体现的是一种以基因为准则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远近是与所含相同基因的多寡成正比例的。血缘主义的原则可以泛化到血缘圈子以外，如朋友之间的称兄道弟实质就是血缘关系的泛化。血缘主义是人类社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自组织均衡，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但血缘主义不利于社会的法治化建设和社会的平等化建设，最终将不利于社会的民主化和现代化建设。在中国，血缘主义根深叶茂，破解血缘主义将是一项长期和艰巨的任务。5。功利主义。功利主义也是推进民主进程的重要阻碍。民主是一个自然过程，出于功利的目的就有可能导致民主只有形式而无实质。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功利主义是一个普遍范畴，中国也不例外。但在中国，功利主义表现得更为现实和具体，中国的功利主义是一种更为现实的功利主义，这种功利主义是与农业文明紧密相关的。中国现实功利主义的主要表现是：重经验，轻理论；重短期，轻长期；重局部，轻整体；重特殊，轻一般；重人情，轻法律；重迷信，轻自信。这种更重现实的功利主义很容易导致民主发展的“囚徒困境”。

民主要求个人应具有一种民主人格。民主人格本质上应体现平等、慈善、诚信、自信等方面。但中国文化落脚在人格上，主要表现为一种双重人格的架构，这种双重人格本质上也是反民主的。具体表现是：1。主子与奴才人格的两极统一。当一个人处在强势地位时，主子人格占主导地位；当一个人处在弱势地位时，奴才人格占主导地位。在封建等级制下，同一个人，对上级而言，他是弱势，对下级而言，他又是强势；同时，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也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中。所以，在权力不均衡的等级制环境下，一个人只有实现主子人格与奴才人格的有机统一，才能为自己创造一个好的生存和发展条件。2。柔弱与残暴人格的两极统一。主子与奴才人格内生柔弱与残暴人格。当一个人是主子时，残暴人格占主导地位；当一个人是奴才时，柔弱人格占主导地位。由于同一个人总是处于一种奴才与主子地位的不断互换中，所以，同一个人也总是处在柔弱与残暴人格的不断转换中。从中国历史来看，柔弱与残暴的有机统一是中国农民人格的一个显明特点。一极是柔弱，一极是残暴，不均衡的社会制度使二者得到了有机结合，并统一于一个主体之中。同时，残暴与柔弱又互相补充。残暴是对柔弱的一种自我平衡和补偿，柔弱又诱致和促生着残暴。3。面子与里子人格的两极统一。面子是一个人的形象，是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属于精神产品的范畴；里子是一个人真实的自我存在。面子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大景观。在实际功能方面，面子体现了一种社会对个人的现世约束。中国社会为什么会对面子具有较强的需求偏好，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缺乏将来约束；二是缺乏现世约束，如人治氛围浓烈；三是社会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现实主义及功利主义趋向。面子情结体现在一个人身上，就是：一个人既看重别人的面子，主要原因当然是为了自己的里子；但为了自己的里子，一个人又不得不看重自己在别人面前的形象。从经济学角度看，面子就是一个人的品牌，其最终落脚点是利益。所以，中国人爱面子，也是一种利益博弈的均衡需要。4。自尊与自卑人格的两极统一。封建等级制和贫困等原因促使人们形成自尊心与自卑感都很强的双重人格。一方面，处在弱势时，会加重人们的自卑心理；另一方面，处在强势时，又会衍生出强烈的自尊心态。另外，自尊与自卑人格又互相包涵和转化。主要原因是：一是由于自卑更多是由外界条件所致，所以，对自卑者而言，这种自卑感并不是内生的，而是外生的。自卑者的深层心理是：别看你强，只要条件相同，我也会和你一样。所以，外生的自卑只会激发内生的自尊。二是自卑本身也是自尊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三是自卑是追求自尊的心理前提条件。有了自卑感，才会促使人们不断地追求实现自尊的行为。5。内圣与外王人格的两极统一。内圣体现的是一种理想的人格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