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人权观念改变了人类文明进程

根据我很有限的历史知识，我估计过去五千年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的两千五百亿人口(此数是根据几个假定条件估算出来的)中，绝大部分都生活得很不幸。他们一辈子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填饱肚子。从出生开始，就在饥饿中挣扎。大部分活不到壮年就死了。所以一直到公元1820年，世界人口的平均寿命只有26岁。就算勉强有得吃了，又往往碰到兵荒马乱，妻离子散，流离失所。灾荒和病疫经常会发生。到十九世纪为止的人类，始终被马尔萨斯的人口受粮食限制的规则所制约，不能摆脱饥饿和疾病。从表面上看，这是由于科技不发达，但是据我看，人类绝大部分的灾难是人类自作孽造成的。否则的话，人类的发展可以加速好几倍。

十九世纪以后，人类慢慢地进入发展阶段，而且呈加速的趋势。最近的五十年是人类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不但彻底摆脱了饥饿，人口能够迅速增加，寿命也大幅度延长，享受的物质财富成十倍地增长。当然，人类的自作孽还没有完全停止，所以挨饿的人照样还有。但是从规模上看，越来越缩小了。现在还有很多人以为人们挨饿是粮食生产不足，其实完全不是。粮食再多，没钱的人照样挨饿。他们的问题是没钱，只要有了钱，再多的粮食也能够生产出来。粮食生产的后备力量非常充足。也不光是粮食，当今全球经济基本上是一个供给能力过剩的经济。有些贫困的国家，其所以贫困并不是没有生产能力，而是自作孽造成的。我们中国人对此最有亲身感受。还是这块土地，还是这些人民，二十多年来，生产增加了六七倍。原因是我们不再自己斗自己了。今后怎么样?就看我们是不是还要用各种理由制造出内斗的事端。这可不是容易的事。有迹象表明，一场内斗正在临近我们。

人类过去几千年发展非常缓慢，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十九世纪以前的停滞，和十九世纪以后的快速发展?我的回答非常简单。就是人权观念的出现，逐渐被确立，慢慢地得到承认，并且越来越巩固。当今的发达国家都是人权得到尊重的国家；而欠发达国家都是人权被蔑视的国家。为什么人权如此重要?道理并不深奥，只要没有偏见，很容易理解。

首先从最根本的人跟人的利害关系来分析。这种关系有四种不同的情况，即利人利己，损人利己，损己利人，和损人损己。从全社会的角度看，第一种情况最好，其他三种情况都有人受到损伤。要防止其他三种情况的发生，必须强调不得伤害别人，或者每个人有不受伤害，保护自己的权利。这就是人权的最初思想。这个思想并不复杂，但是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像不许烫发，不许穿高跟鞋，不许在公园里跳舞等等。他们没有伤害任何人，但当局却严加禁止。现在这些行为已经自由化了，但是一个人没有做任何损害他人的事，甚至做了有利于别人的事却说他犯了法。这样的事还经常发生着。孙大午案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还有一些民营企业家，他们为社会创造财富，解决就业，但是他们的企业被关闭，被没收。

如上所述，人类历史充满着悲剧。许多学者，政治家，都在思考怎样避免这些悲剧。有从政治层面着想的，认为人间悲剧是统治者的残暴造成的，所以主张统治者施仁政；有从道德层面着想的，认为人间一切坏事都是私心造成的，要避免对人的伤害必须取消私心，所以提倡反私；有从阶级分析出发的，认为罪恶来自阶级压迫，要避免悲剧的发生必须取消拥有资产的资产阶级，实现公有制;也有人认为问题出在对坏人打击不力，所以要让好人专政，叫坏人永世不得翻身。这许多想法都尝试过，实践过，他们统统都失败了。事实证明这些想法虽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没有抓住根本。根本是什么?答案非常简单，就是普通人常常被有权有势的人侵犯。要避免社会的悲剧就要提倡人跟人平等，反对有权有势的人凭权势侵犯普通人。这就是人权。

为什么提倡施仁政无效?因为如果万一统治者不施仁政就没有办法纠正他。有人想出了民主，让老百姓选举统治者。这个想法前进了一步。但是选举有其背景。残害人民的萨达姆在伊拉克也搞选举，而且得票率接近百分之百。难道老百姓真的愿意选一个残害自己的人当总统吗?显然不是，只不过被人控制，身不由己。民主选举是不错，但是首先需要有自由，有不被人控制的权利。这就是人权。

提倡无私对不对?可以直截了当地回答，不对。有私心的人提倡无私，是叫别人无私，从而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地侵犯别人的私。即使真真做到毫无例外地人人无私，这个社会并不美好。人都没有了私心，人还追求什么?人活在世界上为了什么?人们以为自己无私可以服务于别人，让别人改善处境。可悲的是别人也已经不再追求自己的利益，你为别人着想，别人并不领情。无私的社会是一个非常滑稽的社会。我们简直无法想象。不过一部分人有私，另外一部分人无私，倒是能够互相配合的。问题在于谁应该当无私的那部分人?谁应该当有私的那部分人，倒是一个难题。其实这个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倒是能够解决的，那就是承认人可以，甚至应该有私心，但是不得侵犯别人的私。或者说，私是平等地赋予每一个人，不允许一部分人有特权可以侵犯别人的私。而这就是人权。

施仁政和无私是中外古今典型的政治号召。因为行之无效，后来有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认为通过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可以达到人类的共同理想，平等自由，个人获得解放。可是事实上这个理论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当然，失败得如此彻底并不都是马克思的错误， 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政策。而是各种各样的独裁者后加上去的，不过他的理论的确有根本性的错误。首先他没有想到，公有制不可能让全体公民共同参与生产资料的经营管理，只能由少数人代表公众来实施，结果把真正的所有者排除在外，变成了旁观者，经济权力的集中导致政治上的独裁。其次，他没有想到私有制果然有问题，但是公有制的问题更大。因为大家对公共财产漫不经心，缺乏责任感，官僚风气盛行，企业普遍亏损，效益低下，社会弥漫着懒惰气氛。生产萎缩，民众生活困难，连粮食都不够吃，成为短缺经济。这和私有制经济的蓬勃发展相比较，确有天壤之别。所以后来发展的趋势不是公有化，而是世界性的私有化浪潮。当今还在坚持公有制的几个国家，已经途穷末路，经济不能自立，全靠国际援助过日子。而经济蓬勃发展的都实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即使还在名义上坚持共产主义，暗地里都实行了相当彻底的私有化。

至于搞无产阶级专政，更是匪夷所思。全世界都高呼民主的时候，竟然有少数几个国家公然要专政。专政的理由是不对坏人专政，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好人就要倒霉。这里有几个问题。首先是如何区别好人坏人?按照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无产阶级都是好人。这种说法显然站不住脚。无产阶级里和别的阶级一样，既有强盗小偷，也有贪污腐化分子，更不用说残害百姓，杀人不眨眼的专制魔王。其次，什么叫”乱说乱动”?坏人不可以乱说乱动，难道好人就可以乱说乱动了吗?事实上专政的实践是有些人可以为所欲为，不受制约，被专政的人则被剥夺了基本权利，没有发言权，没有申诉权，人身自由被剥夺，甚至连生命都没有保障。结果是冤狱遍全国，跟秦始皇时代差不多。人权恰恰和专政不同，它强调人人都得到同样的法律保护，谁也无权置身于法律之外，谁也没有不遵守法律，侵犯他人的特权。

人类历史充满着杀戮，阴谋，背信弃义。造成这些冲突的原因无非是争权夺利。但是说到底是争权，夺利还在其次。因为如果没有权，光有钱，这钱也会保不住。而只要有了权弄几个钱原本不在话下。权具有垄断性或排他性。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皇帝，一个部只能有一个部长。如果争夺的是绝对最高权力，争权必定是你死我活的，没有调和的余地。我们看看宫廷里发生的事就会深信不疑。最高领导权的归属是通过最残酷的斗争获得的。最高领导人和他周围同事的关系就是谁能够保持或者夺取这个位置。彼此的怀疑不论如何信誓旦旦也消除不了。开国皇帝都要杀功臣，因为不杀他们自己就有可能被杀。夺权要靠结成死党，靠威胁恐吓，当一切手段都用尽之后最后必定是靠赤裸裸的武力。所以有经验之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种关系维持了几千年，一直到人民共和国，其本质没有丝毫改变。要改变这种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必须改变一方掌握生杀予夺之权，一方得不到任何保护的状态。新关系应该是权力的平等，任何人不得任意侵犯别人的基本权利，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同样的法律保护。这就是人权。由于人权的确立民主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已经不大有被阴谋搞下台的危险。但是他们也放弃了特权。如果有人到法院状告他们，他们得乖乖地接受法官的质询。谁也没有不遵守法律的特权。

对于大量从事生产劳动的普通人而言，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没有紧张到你死我活的程度，但是每个人的劳动果实能不能安全地获得，在过去是很没有把握的。因为当官的，有权有势的人很容易通过巧取豪夺把别人的劳动果实占为己有，而被剥夺的人没有反抗的权利。在这种规则下，获取财富最方便的方法，不是去创造财富，而是攫取别人已经创造出来的财富。这就解释了何以几千年来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进步非常缓慢，而人跟人斗，搞阴谋诡计的研究非常发达。人的聪明才智都用在了内斗方面。十八世纪以后人权观念慢慢地被确立，侵犯别人财产的行为越来越不容易，成本越来越高，而创造财富的收益能够得到保护，于是大家的注意力逐渐从彼此算计，调整到创造发明，科学技术得以空前地发展。所以说人权的确立是科技能够发展的条件。附带说一句，文明社会和野蛮社会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武力起多大的作用。文明社会里武力不起作用，起作用的是论理;而在野蛮社会里，武力有最后的发言权。挂着警察，公安，军队，法院等有武力做后盾的机关招牌的汽车可以不守交通规则，横冲直闯。因为讲道理没用，他们有最后的发言权。

当每个人都具有平等，自由的权利以后，财富的创造是顺理成章的事，不用第三者操心。这里用得着经济学里最起码的一条道理，即平等自愿的交换必定能够创造财富。它的逻辑解释如下:如果交换是平等自愿的，必定对双方有利，至少不会对交换的任何一方造成损害。因为人都有自卫的本性，对自己有害的事不会同意。除非自己在别人的胁迫之下，这就违反了平等自愿的前提。一件事对双方有利(或至少对其中一方有利)而没有人受损，必定有财富的增加。如果财富总量没有增加，则一方得益另一方就会受损。这原是最简单的逻辑。但是一百年前的经济学对此无法理解。那时候把财富等同于物质。物质不改变财富就不可能增加。交换以前和交换以后物质没有变化，所以财富也不可能增加。他们不懂物以稀为贵。物从多余的地方交换到稀缺的地方，价值就增加了。他们不理会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人们辛辛苦苦交换，其目的就是为了谋利。如果是等价交换，交换没有利益，参与交换的人都发疯了?他们忽略基本事实，去迁就自己顽固的陈腐观念。

当平等自愿的交换普遍地实施起来时，社会财富得以全面增长。这就是我们亲眼看到的中国最近二三十年里发生的事。再回想一下交换使社会财富增加的前提，人跟人平等，每个人有参与交换的自由，人可以选择交换或不交换，也可以选择交换的对象，人追求自利是正当的，个人对物的所有权得到保护。这些条件任何一个被破坏，交换创利的结果就不可能完全实现。我们改革的下一步就是使这些条件进一步完善和巩固。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对个人财产的侵犯，往往还是以国家的名义;我们也可以看到交换的不平等，以强凌弱，像农民工拿不到工资等等。总之是人的基本权利的不平等，人权的未能到位。

中国改革以来，一方面大家享受的物质财富大大地增加，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许多丑恶现象，感到对市场经济的不满。但是应该区分正常的市场和扭曲的市场。有些人把丑恶归罪于人的自利本性。这就错了。丑恶并不是自利造成的，而是妨碍了别人的自利，或者说，是因为损人利己。市场应该是利人利己，如果大家按照这个原则来做事，绝大部分的丑恶就不存在了。当然，财富并不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交换能使我们物质丰富起来，但是未必一定感到幸福。物质只是幸福的条件之一。我们追求的应该是幸福或者快乐。这光有财富是不够的。物质丰富加上人际和谐大体上相当于快乐。所以和谐是值得大家注意的一个目标。达到和谐的起码条件之一是对人权的保护。不谈人权，权势者能够欺侮平民百姓，想有和谐是南辕北辙。

由于人权观念的确立，人类社会从内斗为主转向以生产和创新为主。人类发展的轨迹起了根本性的变化。近二百年的人口增长率和过去一千多年相比，加快了12倍，而平均寿命的年增长率加快了50倍。这样的变化不能不说是文明历程的根本性转变。这个转变的原因，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人权的确立。应该讲，这个变化还远远没有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