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惠岩：回顾与展望：发展中的中国政治学

【内容提要】中国政治学的发展，离不开学者自身的努力，更离不开现实的需求。长期以来，政治学界坚持着这样一个指导思想：既要注重基础理论，又要密切结合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实际。回顾当代中国政治学的成长历程，理论与现实的广泛互动始终是其发展的主线。展望政治学的发展趋势，有利于我们正视政治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找准政治学学科的定位，增强政治学学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关键词】政治学 基础理论 政治发展

中国政治学自1980年恢复以来，走过了25年的历程。在这期间，通过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中国政治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学科体系日趋完整，学术规范日臻完善，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层次不断深化，研究方法不断成熟，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政治学的蓬勃发展不仅为政治文明建设和政治发展作出了重要理论贡献，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持，政治学的学科地位和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促进作用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承认。但我们还需要看到，在政治学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回顾政治学的成长历程，展望政治学的发展趋势，有利于我们正视政治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坚定政治学学科发展的正确方向，找准政治学的学科定位，增强政治学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一、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方向

我们所说的政治学的发展方向问题，是指在当代政治学的研究中要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使政治学的研究符合现实政治发展需要。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问题，是我们始终关注的问题。当代中国政治学之所以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长足进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从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正确的发展方向，从而将理论研究与现实需求有机地结合起来。张友渔先生在政治学恢复之初曾经指出："我们研究政治学是为了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强国，我们要建立并加以发展的是社会主义政治。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社会主义的政治关系和政治规律。它是社会主义的，同时又是中国的，即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政治学。"[1]（P149）张友渔先生的这段话指明了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方向问题。自从政治学恢复以来，在政治学的研究中，我们始终遵循了这个指导思想。结合当前我国政治发展实际，我们仍要继续坚持这一指导思想，做到政治学研究既要注重基础理论，又要密切结合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实际。注重基础理论研究，一是在继续关注政治学的一般理论问题基础上，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二是对目前我国政治与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诸如政治文明、和谐社会、政治责任、政治公平等问题，也要从理论层面进行重点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作出合理解释和说明。同时，当代政治学研究又必须注重实际研究，必须立足于社会现实需求，积极回应我国现实政治中的重大问题并有针对性地进行实证研究和对策研究，为中国改革开放服务，为政府决策提供智力支持。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现实的发展既对政治学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也提供了丰富的研究选题。这既是政治学科发展的机遇，也是政治学发展的根本推动力。

政治学研究必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政治学的发展必须立足于社会的现实需求，脱离了社会需求就会导致政治学研究的空洞化，我们必须要坚持这个正确的研究方向。现在有些青年学者偏离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正确方向，热衷于西方理论研究，习惯于用西方的价值观来评价中国的现实政治问题。这种用西方的标准来研究中国的政治学，显然是方向有误。当然，我们并不能由此认定这些学者在动机上存在问题，实际上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对学问的理解是非常真诚的，问题在于他们弄错了学问的方向，脱离现实而去追求所谓的纯粹学术。其实，学术精神说到底就是一种对理论的追求和热爱，而理论则是用一定的观点和方法对事物的系统的解释和说明，因此任何理论都是言之有物，而不能是抽象空洞的。西方政治学的发展也是与时代密切相关的，无论是柏拉图、洛克、哈耶克，还是罗尔斯，他们的学说都是其时代问题的浓缩和回应。因此，没有所谓的纯粹的学术问题，任何学术都是特定历史条件的反映。这些学者的问题，就在于他们忘记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割断了历史，弄错了空间。这样的研究，不仅解释不了中国的问题，甚至连西方的思想也不可能真正读懂，结果把原本鲜活的东西都弄得僵死了。

政治学是政治性强而又敏感的学科，这个学科的发展不是由学者单纯化的研究使其发展的，更重要的是社会需求，才能推动这个学科的发展。因此，对于学者来说，坚持政治学必须为现实服务是最基本的学术意识，无论对于学科发展还是个人的学术成长，方向问题都是根本性的。中国政治学要发展，既要靠学者自身的努力，更要靠现实的引导。离开了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这一根本的学术环境和目标，研究的理论再"高深"、再"玄妙"都是没有用的。

二、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历史回顾

当代中国的政治学是在学术与现实的广泛互动当中发展和进步的。现实政治的发展变化为政治学提供了研究素材，国家政策的重大调整指引着政治学的选题方向，政治学的研究成果反过来又对现实政治的发展提供着重要的理论支持。所以，回顾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历程，必须抓住理论与现实互动这样一条基本的线索，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脉络。

新中国政治学在1952年之前有过短暂的存在，随后就效仿原苏联而取消了。这一中断就是30年。直到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谈到"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2]（P180-181）之后，中国政治学开始恢复，大致经过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1980-1986年是政治学的恢复和初建时期。1980年中国政治学会成立，标志着政治学的恢复。1983年国家教委批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建立政治学专业，期间又在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建立了政治学硕士点和博士点，标志着开始高层次的政治学专业人才培养。这个时期面临着两大任务：一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二是为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际需要研究中国现实政治。其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是政治学恢复之初的首要任务。为此，关于政治学的概念、研究对象、学科体系以及政治学专业的教学计划等，成为这个时期政治学界关注和共同探讨的问题。尽管这个时期的讨论并没有就所有问题达成一致的认识，但是它激发了人们对于政治学研究的兴趣，因此对于中国政治学的迅速恢复和顺利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在广大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涌现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主要以学科基本原理方面的著作为主。如：赵宝煦主编的《政治学概论》，王惠岩著的《政治学原理》，王松主编的《政治学基础理论》，王邦佐、孙关宏、王沪宁等主编的《政治学概要》，云光主编的《社会主义政治学》，丘晓主编的《政治学原理》等。同时，为了政治学专业教学的需要，对政治学各分支学科和基本理论专题也展开了研究和探讨，取得的成果如：周世逑主编的《行政管理》，夏书章著的《人事管理》，黄达强、刘怡昌主编的《行政学》，许崇德著的《国家元首》，龚祥瑞著的《文官制度》，邹永贤主编的《国家学说史》，徐大同主编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何华辉、许崇德合著的《分权学说》等。

中国政治学恢复之时正面临中国社会的重大转折。"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2]（P327）社会政治改革的客观需要决定了中国政治学一开始就要面向现实问题，当时学界思考和探讨问题都是与国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根本工作密切相关的。关于"国家职能"的探讨，在理论上明确并深化了组织经济和文化建设上升为这个阶段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职能的思想共识，为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提供了政治理论的支持。这一时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调查组编纂了《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中央党校理论部推出了《改革的现实与思考--体制改革调查报告集》等体现讨论成果的汇总性著作。关于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讨论，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82年的宪法在这方面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体现这一问题的成果主要有谭健主编的《政府机构和干部制度改革问题论文选》、吴敏著的《干部制度改革与民主》等。此外，"一国两制"问题在这个时期也开始进入学界探讨的视野，学界提出了许多积极的理论和对策，为祖国的统一大业的顺利实现作出了重要贡献。

党的"十二大"之后，为了适应从根本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政治学界的探讨逐渐深入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涵义及其相关问题的范围。到1986年，政治学在这一领域重点探讨的问题有："政治体制的含义"、"改革的必要性"、"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等。这些问题在讨论中逐渐丰满和明确起来，为党和国家出台和贯彻新的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至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并且明确指出了改革的目标。以此为契机，中国政治学界在此前理论积累的基础上展开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大讨论。此后，作为改革问题认识成果的著作迅速涌现，如：李英华等编著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理论探讨与争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体制改革研究述要》，吴大英、刘瀚主编的《政治体制改革与法制建设》，王志刚主编的《政府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谭健、杨百揆著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研究》，田森主编的《政治体制改革探索》，李忠杰等著的《政治体制改革论纲》，李会滨、郑邦兴主编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等。

1987年至1989年上半年的政治学议题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大背景密切相关。关于"新权威主义"的争论，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经济和政治模式的选择问题，相关著作如刘军、李林主编的《新权威主义--对改革理论纲领的论争》。"腐败问题"也是这一时期的热点问题，这是由于当时"双轨制"的存在以及体制和监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为权力滥用提供了机会。后来政治学界借鉴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寻租"概念来解释腐败问题就是从这时兴起的。这一时期的主要成果有：王沪宁、竺乾威等编译的《腐败与反腐败：当代国外腐败问题研究》，周继中著的《中国行政监察》，"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编辑部组织编写的《腐败--货币与权力的交换》，刘红潮主编的《外国廉政之道与腐败之风》等。此外，这个时期也是中国政治学基本理论研究和学术规范建设不断深入的时期，政治学界以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理论为根本的指导思想，就政治学的基本范畴、理论与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代表性著作有：王沪宁著的《国家主权》，杨丙安等编著的《政治伦理学》，王科编著的《政治心理学》，赵震江编著的《分权制度和分权理论》等。

1990年以来的政治学发展以党的"十四大"为分界线。"十四大"前夕，政治学领域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进行反思和批判，重新审视了"多元政治"、"精英政治"、"多党制"、"三权分立"等概念的理论内涵和历史背景，最终形成了比较一致的认识：在中国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绝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要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绝不能否认共产党的领导。体现这一共识的成果主要有：田夫等主编的《执政党的党风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编的《在理论战线上坚持马克思主义》，荣剑、杨逢春著的《民主论》。在这一时期，还出版了徐大同主编的《20世纪西方政治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