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维稳社会成本高企值得关切」正文
维稳成本高企让社会不堪负荷，已经越来越成为共识。但通常所称的维稳成本，主要还局限于经济范畴，维稳成本的另一种表现即社会成本，似鲜有论及。
最近一则新闻被广泛误读，或许是维稳的社会成本尤其是社会心理成本的折射。
5月27日，公安部全国安康医院工作会议结束。媒体报道称，会议内容之一，是强调对精神病患者的收治要严格把关，没有公安机关办案部门的审核同意，对不是精神病患者的人员，一律不得收治。此则新闻甫一问世，即引爆巨大争议，会议主办方不能不第一时间站出来辩白：该报道不准确，强制收治是一种特殊的行政强制措施，其对象不包括正常人在内。
会议内容被误读，应该是事实。但让人玩味的是，为什么仍有那么多人深信不疑,以至主办方的辩白并不能说服他们，争议并未平息？
公众的执著，来自日常的生活经验。换句话说，纵使会议内容并无强制收治正常人一说，但日常生活中，正常人“被精神病”确实不乏其例。只要被认定为麻烦制造者，就总有办法收拾你，“被精神病”是最简便的一个办法，因而最为某些地方政府和官员所乐用。
在这里，所谓“精神病”显然不属于医学概念，而蜕变成了对付所谓“刁民”的刀把子。如此“刀把子维稳”凸显一个值得警惕的趋势，即维稳可能扩大化的趋势。
这方面的最新案例，是山西娄烦对全县“危险”人员进行分类管控。只要属于管控，即意味着对人身自由一定程度的限制，这种限制的惟一依据本来只应出自法律。但娄烦的分类管控并未说明其法律依据，管控范围则不仅包括所谓身背大案型、涉毒人员型，甚至连并无案底的所谓 “极度贫困型”、“矛盾纠纷型”，亦赫然在列。
从这里可以看出，维稳扩大化可能包括两个要素。第一是维稳内涵的扩大，不仅关涉政权稳定、社会秩序稳定，甚至某些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官威，也可列为维稳目标。维稳是个筐，啥都往里装，装得最多的，说不定还是某些地方政府和官员的特殊利益。
维稳扩大化可能的第二个要素，是在维稳手段上缺少必要制衡。似乎只要属于维稳，就不需要考虑法治的尊严了，就可以撇开正常渠道，使用只有紧急时期才能使用的种种非常手段了。
诚然，因为转型期社会问题的复杂，尤其因为公平公正长期供给不足，社会性的精神紧张或难避免。有报道称，中国精神病患者上亿，重度精神病患者则达1600万之巨，这确实对社会稳定构成了挑战。但精神问题归根到底还是要靠精神的办法去解决，靠国家机器这样的硬力量来解决精神问题，把精神病患者统统视为社会稳定的假想敌，效果恐怕会是加剧社会的精神紧张。公众对全国安康工作会议内容的误读，部分地就是这种精神紧张的自然反应，即过度管控诱发的焦虑乃至恐惧。
各地不时发生的恶性事件，印证社会性的精神紧张，不宜于再以任何极端手段去刺激。刚性维稳正在挑战社会心理所能承受的极限，尤其应该受到严重关切。属于刑事的问题，固然必须依靠国家强制力量去应对，但国家强制力量不是万能的，属于精神的问题，属于人心的问题，一定只能回到精神的层面，回到人心的层面，即用更多的关爱、更多的保障、更多的自由、更多的公平才可能解决。
发展有发展陷阱，转型有转型陷阱，同样，维稳也要避免掉入维稳陷阱。所谓维稳陷阱，就是对手段与目的的本末倒置，把本来只是一时手段的维稳当做了目的，导致维稳扩大化、产业化，从一时的权宜之计趋于凝固、趋于常态，使维稳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不断攀高而至无从遏制。万事有度，维稳亦须有度，即须合于法度，合于法制和法律。惟其如此，从刚性稳定走向动态稳定的愿景，才不至流于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