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文初：官格的毁灭

“一入官场，则无人格可问”。

这是我在三味书屋做《知识分子的使命与宿命》讲座时提出的。有朋友认为这是对官员人格的侮辱，如果真有官员感觉侮辱，那倒是值得庆贺，至少说明官场虽无官格，但还有一点廉耻。可叹的是，更多的网友从文官制度、官僚体制角度为无人格之官场辩护。认为在现代科层化体制中，官员不能有人格，甚至不该有自己的独立判断，只能听命令。否则管理成本太大，社会成本过高，法令无法运作云云。

“一入官场，则无人格可问”，这是一个事实判断。但本文不准备纠缠于事实，而想深一步，谈谈相关的三个问题，1、中国官场究竟是否有官格？2、官场应否有官格？3、官场如何才能有官格？

一、中国官场是否有官格？答曰，没有。有的只是官格的毁灭、人格的堕落。

不必我来做事实铺陈，每个正常人都能为我提供事实依据。但更重要的问题是追溯这种官格毁灭的根源――为什么会是这样？我的答案是：“权力独占”。

尽管我们有过所谓“天下为公”的传说，但这个“公”并非我们现在理解的以公民或人民为主体的“公”；也非“公共领域”之“公”，乃是“公家”之公，所谓家族、部族的“公共”，“天下者天子之天下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说，土地、人民都是天子（王）的财产，而天子是代天管理着这片土地与人民。但“天”并没有归属，所以每个人、每个光棍都可以“打天下”（套用余英时先生的说法）。天下是可以“打”的，是“无数先烈用鲜血生命换来的”。自然，这个天下就应该归打天下者所有。这个原则似乎是中国文化认可的。以天下为一家一姓一党一派的私有财产，如同刘邦对他父亲炫耀的那样，也是一种荣耀。所谓的政治就是觊觎（问鼎）、抢夺（逐鹿）、征服（马上得天下）与控制（天命）。而伴随独占而来的控制之道，在中国文化中，尤其是在法家理论中，那就蔚为大观了，“法术势”之类的帝王之学，在在皆是也；厚黑学之类的“经典”，也几乎是人手一册；“血酬定律”的发现，据说也是对中国政治深层机制的开拓，故能“洛阳纸贵”。

权力的独占与控制，需要一整套体制保障，这就是官僚体系。但管理体系本身有自己的利益，对权力独占必然构成威胁，故控制官僚便是权力独占者的第一法则。而那控制手段，一言以蔽之，就是官格的毁灭，只有官员们失去人格，成为纯粹的“僚”，控制才能得以实施。

而丧失人格的首选之途，就是让官场腐化、堕落。

只有官员们堕落了，权力独占者才能安稳；官员也只有堕落了，自己的身家性命才能确保；这是中国式官场的用人之道，也是各种权术之书，法家者流所传授的“治国秘笈”。

以史为证：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故事，似乎写入中学历史教科书了。但教科书可能没有展现做皇帝者的内心的痛苦。其实，一旦黄袍加身，那权力顶峰之上的人就不得安宁了。一次晚朝，君臣一起饮酒，酒酣耳热之后，赵匡胤对石守信吐露真言：“我非尔曹不及此，然吾为天子，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岁未尝安枕而卧。”原因在“人孰不欲富贵，一旦有以黄袍加汝之身，虽欲不为，其可得乎？”以天子之贵却无法睡一个安稳觉，日日担心着权力的独占与控制。所以赵匡胤劝大臣们“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于是石守信“专务聚敛，积财数万”；而宰相赵普也是“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以广其居，又营邸店规利”。将军贪财，声色犬马；宰相开店，锱铢必较。于是上行下效，自然官场就整体堕落了。而这种堕落却正是皇帝们需要的，只要堕落才能确保独占之可能。

史家说石守信赵普之类行为是“自晦”以自保。作为权力独占下的官僚，要想保住身家性命，也确实只有“自晦”、“自污”、自毁人格。在中国，做官的秘笈大约就是贪墨腐化、自毁人格，别无他途。

秦始皇大将军王翦，率全国之甲兵六十万欲攻取荆州，始皇亲自送到灞桥。王翦临行时却向始皇索要“美田宅园池甚众”，说是“为子孙业耳”。出发之后，竟然连续派出五队使者向始皇讨要，连使者都觉得这样做太贪、太过火了。王翦解释说：“夫秦王怛而不信人，今空秦国甲兵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耶？”（《史记》王翦传）；萧何为汉丞相，也是为了避免“灭族”、为了“上心安”，乃“多买田地，贱贳（借租）货以自污”（《汉书》萧何传）。

一旦这种贪墨好财之风形成，则不贪之人、廉洁之士就无存身之地。“官场”“官场”，官场首先是一个“场”，场有场力，场力之类，就是这种官场风气，它无形中会制约着官员们的行为。《晋书》记载，“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山巨源，虽曾隐身不问世事，所谓洁身自好，但却接受陈郡袁毅所送的百斤丝贿赂，藏之阁楼。原因是“涛不欲异于时”。同是“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据说是“贪吝好货，广收八方田园，积钱无数，每自执牙筹，昼夜计算，时人讥之”。南郡太守刘肇贿赂王戎细布五十端，被有司纠举，晋惠帝却替他开脱，说“戎之为行岂怀私苟得，正当不欲为异耳”。

不贪不墨，独守清廉，在这样的风气中，就会成为官场中的“异类”。而这个“异类”，如果要在官场中生存下来，除了同流合污之外，别无出路。否则，要么自己退出官场，要么被踢出官场。自己洁身引退，也许还能自保；而如果是被踢出，那就身家性命由不得自己，“被自杀”、“被贪墨”、“被违法”之类的官场游戏也便开始登场了。

所以那些稍有操守、又希望能借助官场有所作为者，为了自己的理想，就必须牺牲自己的人格，成为这个腐化群体中的一份子，与之同流合污。有时，还得主动些，免得被“异类”，显得“不积极”，被疑心。西晋名将杜预，有灭吴之功，被封“当阳侯”，且是公认的忠正之人，但在镇守荆州时，却“数赂洛中贵要”。别人问他为什么，杜预说，“吾但恐为害，不求益也”。

“吾但空为害，不求益也”，也就是说，我没有升官发财之类的想法，但求不要被人家“做掉”就是了。做官做到这个地步，真是令人痛心与同情。官场之腐化堕落已经成为一种“强力场”，处其中者，没有选择余地。奔走之徒，在积极地促进腐化贪墨；消极自保者也在以腐化贪墨为保护色。稍有人性的自然备受煎熬、备受惊恐、备感孤单，倍感痛苦。终日处威胁战栗境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而其结果也是命中注定：人性的消失，人格的萎顿。而那些无人性、无人格之徒，倒是过得悠游自在，富贵荣华享尽，声色犬马流连。如果不在乎那些“暴民们”的自杀式报复，那么，在中国，谁是最幸福的人？答曰，是这个腐化的官场。他们可以分享独占下的权力，控制所有的资源，无所不能无所不及。唯一的成本付出，只是人格的丧失而已。

二、官应该有官格，官格是当今社会官员唯一的自存之道

“官场无人格”是事实。但承认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就要认同它。以为官场不需要人格，事实如此就应该如此。“官场无人格”，并非官场就应该没有人格、没有官格。就算是从官僚逻辑，而不从民众权利角度思考，官场的人格、官格也是保障官场成为一个场（有效管理，权力占有）的必要条件。要长期占有权力，必须有有效的控制，而有效控制是无法以这种整体腐化实现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句话官场人人知道，但人人都不在乎，因为腐败正是独占制度的需要。但这句话背后还得加一句，那就是――“绝对的腐败导致绝对的崩溃”，这句话官场心知肚明，但却是是不说的。权力独占的最后结果就是绝对腐败而来的绝对崩溃，这可以说是中国政治循环的老套路了：财富积累，富不过三代；政治治理，一治一乱。历史总在走循环套，无法逃离。这，难道就是中国的宿命？汉族人的宿命？

但官场又有谁在乎呢？兴亡天下事，关他们官僚们什么鸟事？！“今朝有酒今朝醉”，“人生如白驹过隙”，“在我死后，哪管他是洪水滔天”，“过把瘾就死”……这就是腐化官场的腐化心态，一种末世狂欢般的纵欲与狂乱，腐化社会的腐化世情。反正“兴也百姓苦，亡也百姓苦”，兴也罢，亡也罢，“好官我自为之”。

但这种建立在“百姓苦”基础上的狂欢纵欲已经开始行不通了，公民意识的兴起、民权运动的出现，尤其是一批不畏死、不愿活的“暴民”们的自杀式报复行为，已经向官场宣战――“与汝偕亡”。那些丧失人格、丧失官格者，就将在这样的暴力维权运动中与他们所凌辱的暴民们同归于尽。昨日湖南永州法庭发生的枪击案，虽然目前原因未明，但可以确定，这种自杀式报复行为，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始，“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呼声将会怒卷中华。

当公民们以生命的代价来维护自己人格尊严时，那些丧失人格的官僚们，就必然是第一批陪葬品。“当禁止法律保护吾身，就是驱逐吾身到野蛮人之中，他是将棍子交给我，叫我保护自己”。在《法律与人格》中，我曾引用耶林《为权利而斗争》中的话。在以前的《文明与暴力的思考》中，我也多次提醒，这是一个复归自然正义、最后的正义的时代，如果官员们可以任意践踏法律，剥夺公民权利的话，那就是公民们做自己法官的开始。

就算是为了官员们的安全、为了官员们的自救，也应该提倡官格一说，官格的维护是保障官员们个人安全的防护伞。处于明处的官员们，不管以多大的武装力量保护起来，也无法逃脱群众的制裁，逃离“人民战争的海洋”。

自然，会有人哀叹，权力独占不是个别官员们的责任，乃是国家制度。处目前体制之下，官员们不可能有人格，严格的官僚制度就是要剥夺官员人格的制度，官员只是听命而已。确实，官员们能够有人格吗？官员们能承担这份责任吗？

三、官员如何抱有官格？如何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

事实上，如果对于西方科层制有所了解，就不会以中国的现实曲解科层制，认为依据管理逻辑，官员们就不该有自己的独立意志与人格尊严、不应该有官格，官员们只是官僚机器中的一个部件，所作所为只是“等因奉此”，听令而已。但这是对科层制的“中国化”误解，也是替那些丧失官格、失去人格的官僚们的曲意辩护。科层制之下的官员们，并非必然丧失自己的独立判断能力与行为意志，而是具有极大的运作空间。

以实施文官制度较早的英国为例，科层制虽然设计了严格的等级，官阶的高低不可逾越，但官吏的地位都是独立的，其执行职务都是根据法律。尽管每个下级官员都必须遵守执行上级的命令，但这种奉行命令，并不是因为命令出自上级，而是因为上级的命令是依法发出。倘使上司命令不依法发布，或依法发布了而有违法之处，下属没有奉行的义务。《英国政府》一书说，“在英国，法律不许人们借口于命令而做不法之事。任谁都没有服从不法命令的义务。所以一个士兵依将帅的命令，向无辜群众开枪，而致引起死伤者，该士兵实犯了杀人的罪。总之，凡依别人命令而做不法之事，皆不能以之为辩解的理由，纵令受命令人有服从发令人的义务。”

萨孟武先生在引用这段文字时（以上文字其实都是转述萨孟武先生的著作），加上一段评语，说：“英国法律承认每个官吏有其独立的人格，并希望每个官吏不盲从上司的命令。盖唯如此，而后国基才能巩固。……这比之独裁国家，独裁者一旦死亡，全国就陷入瘫痪之境者，当然不同。希望官吏有独立的人格，不要以服从为尽忠，服从而违法，还须受刑法上的制裁。”

文官制度、科层制并不否认官吏的人格，反是建立在官吏的独立人格基础之上，这正是科层制的真谛所在。官僚制也并不必然反对民主，反之到可以支撑民主的运行，中西官僚制度之别，关键在于法律地位的认可，是否一切以法律为准绳。

在中国权力独占的现实之下，法律自然是若有若无、若存若亡。以命令代法律、以政策代法律之类，政策、法律、命令不分反倒是司空见惯。但这种状态的出现，制度虽是其祸首，而官吏们却是其实行者，是帮凶，无法逃脱责任。事实上，在中国，虽然权力独占状态一时无法改变，但政策、法律与命令的区分还是存在的，其各自的效力也有不同。毕竟，至少在形式上，我们还是强调依法行政，强调党政分开，强调不以政策代法律、以命令代法律。也就是说，在实际操作中，官吏们拥有较大的空间，可以“依法而行”，可以“从法不从令”，拒绝那些非法的、违法的政策、命令之类的强暴干预，维护法律的独立与尊严，维护自己的官格与人格。

没有多少侥幸了。官员们如果以服从命令为借口违背法律，无视公民们的权利与人格，剥夺他们应得的法律保护，虽国家法律不会惩治你们，但那些受到官僚之害的公民们，那些充当自己法官的“暴民们”会替法律履行惩治之责。

“从法不从令”，这是官员们维护自己人格之正途，也是维护自身安全之正途，更是目前这个日益暴力化社会中官员们的自存之道、自救之道。

维护法律就是维护自己的官格，维护法律就是维护自己的生命安全。毁灭官格，不仅是法律之毁灭，国家之灾难，也是官员们人格的毁灭，自身的毁灭。

取祸之道，莫此为甚。

2010-6-2，永州法院惨案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