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礼伟：“左”“右”政策的轮替之道

2008年末，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离开因受金融海啸影响而倒闭的工厂，提前踏上返乡的路程。未来的日子写满问号。

就在离他们的路途并不远的五星级酒店和1万米高空中，一位因不断旅行而有些疲惫的经济学家，正在构思该如何阐释这一大规模“腾笼换鸟”现象而又不引发社会的反感。毕竟，市场经济的规律就是要让附加值低的产业退场，而充斥着盘剥现象的劳动密集型工厂也屡屡受到知识界人士的恶评。想到那位正在北京书斋里奋笔(应当是奋指敲击)抗议资本主义的自己的理论冤家，经济学家脸上露出了一丝优雅的苦笑。看来关于该如何评价弱势群体与资本之间的关系，他俩仍将激烈地争论下去。

寒风分别从右侧和左侧向返乡农民工脸上袭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曾给他们带来过上好日子的希望而现在又忽悠了他们，长期以来的户籍制度使他们向工业奉献体力的同时却又无法成为市民群体中的一员。作为当代中国最大的职业群体，最近他们听说政府正在积极解决因燃油税改革而暂时失业的15万收费人员的再就业问题，稍稍艳羡和向往了一下之后，他们继续规规矩矩地走在返乡的路上。

由于无力改善子女的受教育状况，他们的下一代可能仍然将是农民工。

据国际劳工组织估算，受金融海啸影响，2009年末全球失业人口将增至2.1亿，一场感念马克思、凯恩斯而强烈批判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制度的风潮也随金融海啸而起，德国人在抢购《资本论》，希腊人举行了城市暴动，各国左派知识分子纷纷发表了尖刻的言论。

左和右

关于中国弱势群体艰难处境的主要根源，国内左、右两派有不同的解释。左派认为是由于资本不受约束和市场本身的缺陷，特别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而权力可以用来纠正市场。右派则认为是由于权力不受约束而扭曲了市场，错不在市场而在权力。

左和右这两个观念阵营，在许多议题上都是针锋相对的：右派重视自由、效率，左派重视平等、福利；右派主张经济自由，左派主张经济民主；右派强调限制政府权力，左派强调扩大政府责任；右派赞同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左派警惕自由贸易和国际资本；右派重视国家政治民主，左派关注国家经济安全；右派比较忽略市场的消极面，左派比较忽略权力的消极面。

左派用下岗工人、进城农民工的不幸故事来控诉自由资本主义，认为市场是贫富分化之源。右派用同样的例子来指斥权贵资本主义，认为权力剥夺了人们在市场上的正当权利。左派赞同政府干预和混合型经济，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平等和正义；右派赞同自由市场和私有化，认为人们只有在拥有经济自由的前提下才能拥有政治自由，只有做大蛋糕才能真正增进福利。

左派和右派辩论时的神情都很严肃。右派主张市场可以把一切利益关系都调节好，自由竞争能自动建立均衡，政府的干预应仅限于货币干预而不是财政干预；左派则回击说这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庸俗的经济自由主义。双方的学理资源基本上都来自西方，这使得中国的左右之争很像是西方大学课堂上左派教授与右派教授的辩论，给人一种不真实感。

中国的左派和右派的言说体系中都存在一些尴尬之处。

先说右派，例如右派常常批评权力介入并扭曲市场，但在国际市场上，由于西方国家在国家权力、制度霸权方面的优势，对发展中国家实行不等价交易，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乃至工人的身体进行控制和盘剥，同时还在自由贸易方面实行双重标准，该搞保护主义时还是照搞保护主义。在此情形下，右派应秉持其反对权力介入和扭曲市场的一贯原则，像左派那样对全球化、自由贸易提出批评才是。又如右派推崇一人一票的自由选举，但这样投票的结果，可能会把主张平等、福利的左派选上台。泰国的知识分子、城市白领已经害怕一人一票了，不知中国的右派会有多大的胸襟来看待他们嘴上主张的一人一票。

左派在中国也有诸多尴尬之处。例如西方的左派批评经济自由过多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中国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又如左派的传统是维护公平，但对于中国国企的垄断地位，中国的左派保持了缄默。中国左派所主张的“经济民主”必然涉及工人的谈判权，而这要以结社自由、言论自由为基础，当外国左派可以争选举权、言论自由权、结社自由权，中国的左派却在这个问题上突然失语。当外国左派在催泪瓦斯中反抗资本主义的时候，中国左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却并没有付诸具体行动。中国左派提出的“经济民主论”还包括通过国有企业的市场收益来为国民增加福利，但国企盈利如何福利了中国人民，现实中也缺乏充足的证据。

上与下

在中国的左派、右派的分野之上，其实还存在着一个位居上端的第三方，这就是权力部门。权力部门是左还是右？权力部门拈花不语，露出了神秘的微笑。1992年邓小平曾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根据邓小平的这个论断并结合当下的情形来看，我们要防止的是经济上过于右而政治上过于“左”。

为什么要防止经济上过于右？依笔者之见，近10多年的经济政策，基本上是以亲市场、亲资本的政策为主。当全世界左派攻击全球化时，中国一直在勤恳地拓展跨国贸易和引进国际资本，闷声发全球化的大财。有些名声不佳的跨国资本，甚至可以说就是被别的国家的左派给赶到中国来的；而某些私有化案例的速度，也不亚于当年苏东国家的休克疗法。不过中国经济政策的亲市场倾向并没有创造出一个规范的市场，规范的市场不会有那么多“神秘的大佛”在自由圈钱。10多年下来，我们的社会保障体制依然薄弱而基尼系数居高不下，这种偏“右”的状况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会引起左派的强烈批评。

这种政策偏向在国际政治层面也引发了连锁反应和向右偏转的“比赛”，欧洲的若干政治领袖强调为了应对来自中国的竞争，他们的国家也必须低福利开支，压低最低工资，节制工会，采取有利于富人的税收政策。这种政策偏向还使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出现紧张：西方要么因中国的竞争压力而向过于右的方向偏转(这多半要受到民众的强烈抵制)，要么只能是试图阻断中国经济的全球化，把来自中国的低工资低福利竞争压力干脆利落地化解掉。

这种政策偏向与中国右派观念阵营的一些人是有关系的。右派中有一些人，我称他们是权贵自由主义者或极右翼自由主义者，他们和权力、资本结盟，成为后两者的合用代言人。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尽管“主流经济学家”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赞成经济自由和市场经济，但他们并不完全是一路人，他们的区别在于对权力的态度：前者和权力的关系融洽，是权力的咨询师；后者对权力有强烈的警惕，是权力的质疑者。权贵自由主义者主张经济自由但又依附于权力与资本体系，成为了某种主流发展政策的最坦率的倡言者和辩护者。

在既得利益集团辩护士中，既有左的权力保守主义者，也有右的市场自由主义者；而他们的论敌也是一个左右兼有的阵营，既有右的政治自由主义者，也有左的经济民主论者。

我们会发现：多年来在通向权力的道路上，挤满了一些来自左派阵营的知识精英和来自右派阵营的知识精英，尽管他们可能互相之间不打招呼，甚至还互相敌视或看不起，但他们面朝权力时的谦恭与欲望是一模一样的。

由此我们也就能够明了，世界各国的社会问题其实都不能以左右观念划线，只能按利益分殊划线。一般来说，权力―资本体系中的上层以及一些依附型的各门派知识精英组成了一个宽泛的利益圈层，而社会下层的工农(他们也可能自成一个利益圈层)、社会的中等阶层如民营中小企业主和白领职业者、属于右派的政治自由主义者、属于左派的经济民主论者等等可能会结成另一个宽泛的利益圈层。这两个圈层的关系显然是上下关系而不是左右关系。前一个，你说它是左还是右？后一个，你说它是右还是左？所以，以左右框架来分析社会问题难免有些机械、有些教条。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还告诉我们，草根人民之苦，莫过于同时受到国际资本和国内资本的共同盘剥，受到权力资本化、资本权力化的双重侵害。权力与资本的混合统治(权力不仅接受资本的供养而且权力本身就资本化了，资本不仅接受权力的保护而且资本本身就权力化了)，使到这些国家的发展呈现黑箱化、扭曲化的局面，使得反对资本的左派和反对权力的右派不得不联合起来进行抗争。这种情形也说明左和右，并不一定是水火不容的关系，他们都可能为弱势群体说话，只是开出来的药方有所不同。

路线图

左和右不是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关系，左和右更不能极端化。在欧美当代政治生态中，中左、中右逐渐成为两大主流，极左、极右都很边缘化。

欧美国家有让左右两派轮流当政的现象，通常是经济景气不好时选右派当政来发展经济，经济景气好的时候选左派当政来扩张福利，当然，也曾出现过“左右共治”的现象(例如在法国)。而在中国，虽然没有左派当政和右派当政的说法，但确实存在“左派政策”和“右派政策”的选择问题。就经济政策而言，在政绩冲动与发展渴望的驱动下，长期是亲市场的“右派政策”当道，这就激起了左派的不满。

笔者认为，我们至少可以让“左派政策”和“右派政策”交替使用，相互补充。就目前情形而言，确实是“左派政策”(如草根福利、生态保护、减少贫富差距)少了一些，因为这些左派政策的政绩效应不明显，政府缺乏选择这类政策的冲动。只有当社会危机出现时，“左派政策”才会被动出台。西方在“左派政策”和“右派政策”之间取舍，是由选民决定的。我们在“左派政策”和“右派政策”之间取舍，往往是由危机推动的，并最后通过一个具有长期执政志向的高层理性决策圈来做出选择。

需要说明的是，“左派政策”和“右派政策”同样不是敌对关系，前者对公正的追求有利于社会总体效益的提高，后者对权力的限制也有利于维护民众的福利。

如果追根溯源，西方的左派(不包括极左)和右派(不包括极右)其实是自由主义这个大传统下的两个分支，它们是相互竞争也是相互补充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中国情境下也是能够成立的：为了加强“国际竞争力”而长期压低劳动力价格，这是左派应当愤怒的事情；弱势群体的市场权利被权力侵害，这是右派要关心的事。教育产业化了，老百姓不堪重负，这是左派要问责的事；教育没有市场化，民办教育受到歧视，这是右派要关心的事。不能把民生问题都推给市场，所以左派对政府的问责是必要的；但也不能把民生问题都推给政府，所以右派对市场效益的追求也是必要的(因为可以为改善民生奠定坚实基础)。此外，右派的政治自由主张可以使社会各阶层、各集团的利益诉求都受到关注，而左派的企业民主(扩大职工在企业事务中的发言权)则可从微观方面保障职工权益。

归根结底，作为社会人口大多数的中层和下层民众在政治上要有发言权、影响力和行动力，才能使政府认真贯彻左派的公平、福利原则和右派的自由、效率原则。改革开放那么久了，农民工为讨回一点微薄的薪水仍然要经历种种辛酸的过程，这说明合理的权力关系才是社会和谐的第一前提条件，无论左派右派，都应把它当作自己政策设计的核心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