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中国三十年各派社会思潮

徐友渔：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我非常高兴再次来到“三味书屋”跟大家探讨一些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我在各种场合，包括许多大学、国家图书馆都做过讲座，但这里给我的印象最深，很亲切就像回家一样。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中国三十年的各派社会思潮”。2006年曾被大家叫做“中国的改革反思年”，从2006年以来，大家都在从各个方面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进行着反思。而现在刚过了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纪念日，我们也确实需要从各个方面对30年的改革开放进行总结，这意义是很重大的。总结中国的改革历程，可以从历史的层面、经济的层面、教育的层面，或者是公民社会形成的层面等等进行总结。我今天是想从思想文化层面来做一些总结。但是我觉得从思想文化层面来做总结，并不是把思想与工业、农业、经济、医疗作为并列的一个门类来做的。因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急剧的变化过程，或者更准确的说是经历了一个急剧转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中国的社会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随着人们利益的分化，思想也产生了分化。代表不同的思想利益、，反映不同社会问题的东西就非常之多，非常之丰富。总结30年来的思想变化时，大家可能是把它作为总结改革开放的一个门类，但我并不这么看，我觉得思想变化处在更高的层面上，整个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各种利益，都会反映到思想上来。我是从这种角度进行思想总结的。

首先我想解释一下什么叫“社会思想”，其实长期以来中国并没有一种叫做“社会思想”的东西，中国唯一的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因为长期以来经过官方宣传机构认可了的、批准了的才是思想。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及思想文化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觉得中国一些有公共关怀的、有独立自主精神的公共知识分子，开始独立地观察中国社会，并对中国社会问题做出独立的判断。因此现在可以大言不惭地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有了自己的思想，当然这种思想可能不像毛泽东思想那样崇高和伟大，但毕竟是自己的思想。它的影响力不会很大，因为它不会见诸于主流媒体，但是我觉得它的优点在于真实性很强，主流媒体不讨论、要回避的问题，它都在讨论。

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邓小平在南方巡视以后，强力推动了第二次改革。在邓小平南巡之前，改革有停滞的趋向，要不要改革开放？又引起了很多的争论，这种争论从来都是左派挑起的，他们总要质疑中国的改革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所以他们在90年代初的时候就提出“要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不要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这种争论不休的情况，实际上使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受到了极大的干扰。邓小平后来干脆就来一句“不争论”。这句“不争论”我觉得从客观效果上是非常好的，我也是非常拥护的。因为在中国总有这种惯例，一旦争论起来，凡是先进的、进步的东西，总是争不过保守和守旧的东西。所以一句“不争论”就让改革开放可以排除干扰继续进行。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看，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引起了非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集中表现在贪污腐败、社会不公正，以及涉及医疗、教育、食品安全、社会保障等各方面。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到底应该怎么解决？随着中国社会转型越来越复杂，不论知识分子还是一般人的看法都与以前不一样了，有了各种各样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分歧是不可避免的，争论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邓小平非常英明、非常有用的“不争论”，实际上是管住了党内的意识形态争论。虽然党内那些左的人还不断地写“万言书”，不断地企图扭转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但总的来说邓小平的“不争论”管住了党的意识形态争论，而把那种对改革开放的合法性进行根本性挑战的力量强压下去了。这是一方面，而且这也是我非常支持的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是，社会上有那么多的问题。人们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看法，不可能没有分歧、没有争论。人们实际上也对这些问题进行争论，只不过这些争论没有出现在最主要、最显赫的媒体上，其实我们日常的报刊、杂志也充满了这种争论，这些我称之为中国的社会思想。而且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具有深刻性和全面性，这种思想也非常丰富。中国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应该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实际上在这二三十年以来，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看法，已经形成了不同的观点，甚至不同的派别。我今天想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些思想派别。

这些社会思想，80年代已经有了相当的成熟并自成体系，它们从不同的立场、观点出发，提出不同的争论，这些不同的看法和争论，其实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每天也都在感受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这些形成了理论、形成了体系、形成了流派的思想，它们是怎么看待中国社会的问题的呢？它们的看法与我们的感受之间，有多少差距或多少契合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今天就跟大家讲这些，当然为讲的更系统一点，我想还是从这30年社会思想的变迁，从最开始到现在，我来做一个比较全面的总结。我把这30年社会思想的流派、分歧、争论，分为五个方面的问题。

改革开放初期：奠定改革开放的共识

很多人包括在座的一些朋友，都不是非常了解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的思想状况。我自己从80年代开始就参与当时社会上的思想文化活动，也属于其中某一个思想派别的一员。我自己当时就有很多观察，客观地说，除了我自己的专业，研究西方哲学以外，我也把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想当作自己的专业，也积累了很多材料，写了不少文章。所以我想与大家分享。

现在好像人们很容易忽视的一点就是，改革开放实际上有个前提，也就是必须有一个思想解放运动，没有思想解放运动，中国只能按照以前毛泽东晚期的那种左的错误路线走下去。所以必须有个思想解放运动，这是中国搞改革开放的前提，而思想解放运动有个客观的社会背景，就是中国社会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解放出来。当初文革结束，把“四人帮”抓起来以后，整个中国弥漫着一种普天同庆的气氛。无论是官方还是老百姓，大家都相信官方的一个说法：打到“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我们就获得了第二次解放。那时候人们天天念叨的就是这句话，总以为中国从此就会走向一个美妙的时代，而文化大革命那种无法无天、法治遭到践踏、经济濒临破产的状况应该是一去不复返了。

说到许多人“文革”时期遭受的苦难，我想把它形容成一场噩梦或一场浩劫是毫不为过的。大家常举的例子就是刘少奇，他作为国家主席都被迫害致死，那么中国还有什么法治可讲？但最典型的例子是张志新，她是辽宁省委宣传部的一个干事，只因为她不同意打倒刘少奇，不认为刘少奇是叛徒，就被判处死刑，而且她的死是非常悲惨的。当初在辽宁省执政的是毛泽东的侄儿毛远新，就是他要求判处张志新死刑的。张志新是一个十分忠诚的共产党员，为了避免发生她在刑场上喊出“共产党万岁”的尴尬情况，在行刑前，她的喉管就已经被割断了，就不让她在临死之前喊出口号。“四人帮”垮台以后，《人民日报》有一篇文章叫《谁之罪》，就问的是这个问题，它最后就说是“四人帮”的罪，但未见得是“四人帮”亲自杀掉张志新的。那么这个事件，就要一直追问到整个大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制度上来。

当粉碎“四人帮”、我们获得所谓的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时候，人们欢欣鼓舞，都觉得中国的未来将无限美妙，但事实上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我自己的感受是，“四人帮”垮了以后，什么都没有变，渴望的很多东西都没有出现，因为当时整个社会思想文化跟以前基本上是一样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当时说“四人帮”的罪行是什么呢？说“四人帮”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分子。因为根据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理论，根据毛泽东特别提倡的阶级斗争理论，中国最大的危险、最凶恶的敌人是资产阶级。既然“四人帮”是大坏蛋，那么它就一定是资产阶级。所以，当初批判“四人帮”的同时也在批判邓小平，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批判邓小平跟批判“四人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同时进行的。批判刘少奇时说的是因为他要复辟资本主义，批判林彪时也说的是因为他要复辟资本主义，批判邓小平也是这个理由，结果到了批判“四人帮”时理由还是他们要复辟资本主义。虽然我们把“四人帮”宣判为是我们的敌人，而他们作为敌人的属性仍然是资产阶级，他们犯的最大的罪过就是搞了资本主义。所以按照这条路走下去的话，中国仍然要沿着反资本主义的道路走下去。这样的话我们结束“文化大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把“四人帮”抓起来有什么意义呢？中国所谓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和往前走又是怎么回事呢？所以在我们改革开放的初期和起点上，这场思想解放运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四人帮是什么问题，文化大革命是什么问题，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什么问题？在这方面有个人我特别佩服，但宣传的太少，他就是当年的元帅，后来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叶剑英。他是第一个在党的工作会议上站出来说：“还把‘四人帮’说成是资产阶级是不够的”他明确说：“四人帮是封建法西斯分子。”我觉得这个词特别准。像刚才讲的迫害刘少奇、张志新致死的那种悲惨的案件，如果说是封建法西斯我就觉得特别准确。所以叶剑英在党的工作会议上提出：思想解放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义的思想残余。叶剑英在他的讲话里还说：列宁说过，我们不仅要宣传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要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因为民主主义跟封建法西斯思想，跟“文化大革命”中的全面专政那一套东西完全是针锋相对的，中国现在应该提倡的是民主主义，而不是打倒、反对资本主义。他说我们不但要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要宣传民主主义思想，我们要破除封建主义所造成的迷信，从进步中把我们的思想解放出来。所以思想解放不是把我们从资产阶级思想里解放出来，中国还远远没有达到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那时对中国来说还是个很遥远的东西。

我对那时候的情况比较了解，因为我当时在北京念研究生，我的导师也参加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还有我们所长邢贲思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辩论中也是冲锋陷阵的，所以当时党内整个情况我也是比较清楚的。除了叶剑英有这种思想以外，还有很多在文革里受过极大冲击的领导人都有深刻的反思，比如文化大革命前的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他也感到这是最大的问题，而且他对这个问题认识得非常深刻。李维汉先找胡耀邦进言，胡耀邦说这件事可能要邓小平才能拿主意，然后他就去跟邓小平促膝谈心，非常诚恳地谈了几个小时。他诚恳地对邓小平说：“我们中国共产党这么多年走了这么多弯路，犯了这么多错误，造成这么大的危害，其思想根源是封建的东西，是法西斯的东西，是跟专制联系在一起的东西，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所以我们思想战线反对的应该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封建法西斯的残余。”邓小平非常同意这个说法，最后形成党的决议和共识。

但是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曲曲折折，而改革之初的这个共识未见得就始终贯彻了30年，尤其是现在。其实在30年的前期、中期，甚至后期经常出现的主旋律仍然是反对资产阶级。所以我觉得特别有必要把改革开放之初的时候，全党全国形成的共识重新提出来，这样我们才能看清楚这30年走过的曲折道路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还想要说的一点就是在中国，实际上极左的思想，封建专制的思想，甚至法西斯的残余思想力量是相当大的。我刚才介绍的改革之初的共识，我敢肯定地说，在这30年里完全没有得到始终贯彻，甚至在很多时候主旋律还是反其道而行之的。

80年代：五大“派别”，百家争鸣

现在中国思想界、文化界一提到80年代都是用一种无限缅怀的口气来说的。当时的思想文化形势，可称为“文化热”，那时候文化确实特别热。现在读书界在回忆的时候都知道这个情况，那时候好像全民都在看书，刚入校的大学生要排一整夜队到新华书店去买各种各样的经典文学作品。这样说可能是夸张了一点，但当时的思想文化界还真有一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味道。或许这也是人们的一个心理作用吧，因为人们总是喜欢把以前的东西加以美化和缅怀。但是不论怎么说，80年代在思想文化上确实有其美好的一面。

80年代期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思想文化的独立探索和发展，而且这种探索和发展在社会形式上有保障。比如当初最大的思想文化活动是怎样进行的呢？它不是以社科院、清华大学或者北京大学为单位，而是完全打破了这种界限，由一群非官方的、意气相投、思想认识一样的一批人结成团体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