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日云：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

近年来，中国政治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民族主义的兴起。如果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它继续发展，它将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中国政治的走向，影响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

一、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表现

这种民族主义作为社会思潮，其表达形式主要在三个层面：

第一，一般民众所表达的对祖国的热爱与忠诚。在中国官方的宣传中，常用的词是“爱国主义”。但爱国是一种自然的感情，并不是一种主义（ism）。

第二，在全球化对中国影响日益深入的时代维护民族利益和复兴民族文化的要求。

第三，极端的或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想。其特点在于：（1）以对本民族、西方民族（包括日本）、中西民族关系的历史和现实的片面认识、虚假信息和由此而产生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为其判断、情感和态度的基础；（2）以过时的、僵化的理论来理解当代国际关系；（3）以排外仇外（主要针对日美）的方式表达对本民族的忠诚；（4）极端的、非理性的、好斗的态度和行为方式。

在前述三种表现形式中，前两者存在于一般公众中，它基本上是健康、理性和温和的民族主义，对中国的发展主要是积极的和建设性的。后者的主体是部分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虽然它也打着前两者的旗号，但它属于好斗的、排外的、非理性主义的民族主义。我们所说的民族主义的兴起主要指这种激进民族主义的出现。因为它最为活跃，在舆论界占有明显的支配地位。绝大多数民众和官员不是激进民族主义者，但他们的思想也程度不同地受到激进民族主义病毒的传染，并容易被后者所左右和利用。

这几年，这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做了许多事情，让人们感到非常震惊和担忧。所以，在这里，我们主要来谈谈这种形式的民族主义。

二、对几种解释的回应

首先要回答的是，这种民族主义为什么会出现？或者说，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为什么会采取这种形式？

在解释民族主义兴起现象时，人们经常谈到几种一般原因：

其一是说，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因为全球化带来的对中国民族利益的威胁。但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中国，利益驱动的民族主义是比较弱的，而宣传导向的民族主义是很强的。学生是最缺少利益基础的群体，他们是民族主义的中坚。而全球化受损最大的群体，民族主义情绪并不特别强。因为，在中国，没有独立的公民组织，没有信息的自由流通，所谓“利益”是官方宣传中的国家利益，普通民众并不知道自己在对外关系中的具体真实的利益所在。而民族主义者的许多做法，是损害民族利益的。

其二是将其归结为文化或文明冲突的产物。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主流是世俗文化，没有宗教信仰的支持，所以对外来文化的距斥并不会特别强烈，更不会产生好斗性的反应。既使中国传统的宗教，也是具有宽容性的多神教，而不是排它性的一神教，所以对以其它宗教为母体的文化不会产生很强的敌对情绪。中国人一向对外来文化持比较温和宽容的态度。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在80年代中国刚刚开放时，与西方文化的差距更大，但在当时，开放是政府极力推动的，所以在民间也没有出现剧烈的文化冲突。目前，大多数年轻一代人，包括民族主义者，都喜欢西方文化。而大多数文化民族主义者，在对外关系上，表现得都比较温和。

所以亨廷顿将中国与伊斯兰两种文明并列视为西方文明的主要敌人，这是对中国文明特点的不了解。中国文明不是西方文明的敌人，而是竞争者。

有的人按其他民族的经历，将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解释为民族认同和民族情感的增长。但是，中国并非典型的民族国家，也就是说，不是按民族边界建立的国家。中国是多种民族、多种文化和复杂地域的统一体，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中华民族”。在西方人的语言中称其为“帝国”，是世界上一系列帝国解体后仅存的“帝国”。所以，中国的民族认同并不需要通过厘清民族边界来增强内聚力，也不应与对其它民族的敌视相伴随。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对不同肤色、种族、宗教、文化的区分并不太在意。他们的民族观念比较模糊，族群区分的意识很弱。普通中国人，即使那些民族主义者，在私人的交往中，一般都能与外国人和平相处，不会因为某人的民族身份而产生歧视或敌视。

人们还经常谈到历史的原因。的确，自鸦片战争后一百年中，中国受尽了外国的侵略和欺侮，这种历史经历给中国人的集体记忆留下深刻的创伤。但是，如果说现在民族主义者只是在算历史老帐的话，他们为什么不痛恨俄罗斯而痛恨美国？因为俄罗斯对中国的伤害至少不比日本差，而美国在这段历史中，是帮助中国最多的国家。我这一代人都记得，上个世纪50―70年代，中国人是国际主义者而不是民族主义者。那一代人都高喊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都熟唱《国际歌》，也深信马克思那句名言：“工人阶级没有祖国”。80年代，中国与美国、日本有过一段蜜月时期。为什么那个时期人们就忘记了历史上的仇恨，而90年代以后怒火又重新燃起呢？

我对我的学生说，你们的爷爷受过日本人的伤害，有的与日本人战斗过，他们的亲人可能被日本人杀害，有的人身上还有日本人留下的伤疤，但他们已经与日本人握手言和。而你们的父辈又推进了中日友好。为什么到你们孙子一辈，仇恨的火种重新燃起呢？你爷爷对我爷爷怎样怎样，于是就和他孙子没完没了。

最常见的，是将民族主义的兴起归咎于日本右翼势力的行为和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民族主义者也不断宣染西方的遏制战略，并把自己打扮成反对西方遏制战略的斗士。的确，这里有部分的真实，对这些，中国人需要作出一定的反应，但中国激进民族主义者的反应却远远超出了应有的限度。就目前形势而言，中国在与日本和美国的关系上所出现的所有冲突和矛盾，都属于友好国家之间出现的麻烦，需要理智和耐心来解决。那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因为这些麻烦而将日本和美国视为仇敌，不断想象着一决生死的战争，这远远超出了正常的反应范围。

实际上，在我看来，民族主义者整天挂在嘴上所谓美国的霸权，西方的遏制，日本右翼势力的表现等，只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另一部分是夸大的甚至是想象和编造的。而真实的那部分，又有一部分是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为西方和日本右翼势力提供了依据，助长了它们的发展。

我认为，所有上述因素都在推动中国人民族认同的增长和民族主义情感的复兴，但仅仅这些因素，不能解释激进民族主义的形成。也就是说，不能解释激进民族主义者的观念、情感、态度和行为方式。

要理解中国这一代民族主义者，不能机械地照搬一般民族主义理论。我们需要观察他们的行为，了解他们所处的环境，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努力去理解他们为什么会那样想、那样说、那样做。

三、爱国主义教育与民族主义

这里我们先来看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受到的是什么样的教育，从而了解他们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是怎样形成的。

如果不了解中国的教育，就不理解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的认识和判断从何而来，他们的愤怒从何而来（在中国，他们有一个外号叫“愤青”）。

这种教育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学校教育；二是大众传媒的宣传。

在我的学生时代，接受的主要是无孔不入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和宣传，爱国主义居次要地位。党要我们时刻准备着，肩负起解放全人类的使命。但进入90年代以后，宣传教育的重点转向爱国主义。今天中国民族主义的核心力量，就是这十几年爱国主义教育的产物。

在我们的学校里，一个人从小学开始直到读博士，都要开设政治教育类的必修课程。在大学阶段，这类课程大约占全部课时的近五分之一左右。这类课程的内容大体上分为三部分：一是传统的意识形态；二是为当前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政策辩护的理论；三是爱国主义教育。其中爱国主义教育是官方所提倡的，也是教师们愿意教的，同时也是最能够打动学生的心，从而产生效果的。这种教育也广泛地渗透到其它课程中。爱国主义教育还通过其它各种形式的课外活动而得到加强，由学校里的党和共青团组织以及受他们领导的学生会组织的大量活动，大量的是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题的。

一个国家对青年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并没有错，问题是，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有着很大的缺陷，它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我们这一代年青人。

爱国主义教育最好的材料是中国的现代史。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中国受列强侵略的历史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题。但这种教育给学生的历史知识是按政治宣传的目的加工过的，因而是片面的、歪曲的。

学生们从这种教育中形成的历史画面非常简单，就是善良而软弱的中国人被强大而野蛮残忍的西方列强所侵略和欺侮。由此产生的是极度的不平衡心理，激发的是愤恨的情感和复仇要求。在这段历史上，中国朝廷和统治者曾非常傲慢，无理拒绝西方国家平等交往的要求；非常愚昧，不了解外部世界，拒绝接受已经形成的一些国际交往的准则；非常自私，完全从自己的利益而非民族利益出发去处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有时无理制造事端；非常不理智，经常扩大争端，激化与外国的矛盾等。这些在我们的历史教育中，都被淡化了甚至从正面去歌颂。而外国对中国的友好交往的积极的一面，却被淡化处理了。

在没有宗教信仰，意识形态信念也很淡漠的情况下，年轻一代头脑中形成的历史知识、历史观念，对于他们认识现实问题起着重要的作用。民族主义者动辄援引历史，他们的历史观决定了他们对现实的认识和判断。

中国的大众传媒对公众进行的灌输，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另一途径。

在今天的时代，公众是通过媒体了解外部世界的，媒体是公众的耳目，他们所了解的外部世界是通过媒体折射出来的影像。但我们的媒体是受到严格控制的，所有的信息特别是政治性的信息，都经过精心的加工过滤。民众通过媒体接受了许多失真的信息，这些虚假片面的信息的积累，使他们对外部世界，对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产生了一些根深蒂固的偏见。

我们的媒体控制了民众的信息来源，从而控制了了民众的判断，操纵着民众的情感。对国内事务，人们还可以通过自己的经历和观察来部分地摆脱媒体的影响，但对历史和国外事务，普通公众基本上依赖完全在官方控制下的媒体。

比如日本与中国建交后，对中国进行大量援助，占全世界对华援助的约60%，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但以前很少有中国人知道这些。最近几年，很多人都知道了，但是，他们是通过关于日本停止对华援助的报道知道的。这使他们又增加了愤怒。所以，通过媒体的巧妙控制，就出现一种戏剧性的效果：援助没有带来感谢，停止援助却带来了愤怒。

当年北京地铁二号线通车时，北京人兴高采烈去坐地铁。驻华的日本大使馆也很高兴，但他们采访了上千市民，没有人知道这是日本援建的。

所有中国人都知道南京大屠杀，但很少有人知道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大屠杀。顺便说一句，即使南京大屠杀，我直到大学毕业也没有什么印象，因为从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几十年里中国的教科书和媒体都不宣传它，只是90年代起，它才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题材。所有中国人都知道西方人强占了中国的香港澳门，但很少有人知道俄国人夺走中国一百多万土地，并将外蒙分裂出去。中国的版图原是一片桑叶，俄国人将其变成了一只鸡。

这种教育使年轻一代形成特定的价值观念和政治态度。

在这种教育中，不能从历史经历中得出积极的教训，不能从先辈付出的血的代价中，升华出对和平的爱，对人类的爱。实际上，我们的教育根本就缺少爱和平爱人类的内容。对国家的爱往往是通过对其它民族的恨表现同来的。

仇恨教育贯穿在我们几十年的教育中。在50―70年代，意识形态教育的主要手段，是通过煽动阶级仇恨，来加强对党和领袖的爱。这种教育非常成功，红卫兵就是这种教育的产物。近些年来的爱国主义教育也延用了同样的方式，它通过激发民族仇恨，来唤起爱国情感。这种教育也非常成功，它在年青一代内心里植入了仇恨。有的学者称这些民族主义者是吃狼奶长大的。他们动不动就用纳粹主义的语言侮骂其他民族，轻松地谈论战争。他们都激烈地反对美国这些年所进行的每场战争，但他们并不是和平主义者或人道主义者，他们反战只是因为反美。而在台湾问题上，他们同时又是激烈的主战者。在对外关系出现麻烦时，他们经常将战争甚至核战争挂在嘴边。

这种教育在民族主义者内心植下了对特定民族的厌恶情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特点之一是情感型思维，其情感很容易支配其观察、判断和思考。当人们厌恶一个民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