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稼祥：三打白骨精：东方专制幽灵的三个躯壳

说句心里话，我最近几年不想在任何地方开会和演讲，实际上刘老师已经邀请几回，我都拒绝了。这次实在是推辞不掉，因为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三味书屋是北京最早的民营书店，是坚持最久的思想讲坛。我觉得我要不来这支持一下这个就……（笑）我们应该算是同志吧。我觉得他们（三味书屋李世强、刘元生两位主人）应该称得上是莱蒙托夫所说的“当代英雄”吧（莱蒙托夫，俄罗斯帝国诗人，曾替普希金被害直言而流放高加索，《当代英雄》为其小说代表作――编者注）。英雄不一定要有惊天动地之举，但要有不绝于缕的坚持。相对那种依靠一霎那情感激愤做出的壮举，这种坚持显得更难。我们的民族是世界上生存最久的民族，未来可能是重登世界顶峰的一个民族。我们的民族是个多样化的民族，什么人都有，汉奸也不少，像刘老师、李老师这样坚持到最后一滴血的人也很多。今天坐到这儿的人，我们心里都怀有共同的东西，要么是一个夙愿，要么是曾经有过的一些郁闷，要么是种追求，要么有种怀想。这不仅仅关于中国的现状，也关于中国的未来。

我今天要讲的问题，是由《中国不高兴》所引起的。有一种白骨精或者幽灵，实际上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只要是人，都会有这样一种冲动和欲望――无非是权力极大化和利益极大化。它们本身并没有错，我们不要谴责它们，否则就回到假道学上去了。关键要看冲动和欲望实现的机制，我们要让它们走上正确的轨道，就跟赛马场的跑道一样。正是这些长存于我们人类心中的欲望和冲动，从政治学上导致了东方的专制主义和西方的扩张主义。什么叫权力极大化呢？首先就是个人要统治的人达到极大化，变成无数的人；然后是个人要统治的监狱是无限的，比如亚历山大；再次是个人生命要无限地长，“与天齐平”，于是才有秦始皇不断到东海边寻灵丹妙药。这就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和西方扩张主义的追求。

在座的包括我在内，有很多追求民主、谈论自由的人，我观察后发现，他们到单位上做了小领导以后，比共产党还专制，更听不得意见。追求民主的人，并不一定很有民主作风。民主机制、民主运动和民主作风、民主思想都不是一个东西。有些名字我都不提了，他们曾经很出名，在一些小单位搞专制搞得鸡飞狗跳。如果没有民主的机制的话，我们不相信任何人嘴上说的民主，这是绝对靠不住的。毛泽东有一篇伟大的著作叫《论愚公移山》，说要像愚公挖山一样，不断去挖，直到把封建主义挖走。他说得听众是心潮澎湃啊，充满了对未来的向往。但邓小平1978后上台还在说，主要问题还是封建主义嘛。一直到今天，我们也不能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今天讲座名字叫“三打白骨精”，指的是什么呢？《西游记》里，有个漂亮姑娘给她的丈夫送饭，被孙悟空发现并打死了。她其实没有死，飞到半空中，又变成老太太了，第三次又变成老头了。简单地说，最早的那个小姑娘就是我们国家的君主主义，或者说“天子”、“君权神授”这种意识形态。但是中国的君权神授是不完整的、残缺的，跟西方不一样。完成这项工作的主要是刘邦，我待会就解释。第二个出现的老太太就是辛亥革命，我们甚至可以说是法国大革命，像畸形变异了似的，让全世界的君主专制都染上比现在甲型流感还要厉害的传染病，给全世界的君主专制都宣布了死刑。君主专制将要死还是已经死，这是现在还没清楚的问题。那么，辛亥革命基本上就是“一打白骨精”，把它打翻在地，袁世凯等人曾经还魂，后来都又失败了。那么白骨精换了一个妆，变成了老太太，这个“老太太”是谁呢？就是全权主义，包括斯大林主义以及中国的旧体制毛泽东主义。苏东剧变加上邓小平的改革，就是“二打白骨精”，宣布白骨精这个躯壳的死刑，但是现在又冒出了第三个的老头。老头出来的标志就是1996年，就是以《中国可以说不》为标志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个变形虫，在不同的地方可以变成任何的东西，跟鸡肉在一起煮就是鸡肉，跟猪肉在一起煮就是猪肉。民族主义并没有自己独立的品格。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中国要想走向民主、自由、宪政，一定不比我们《西游记》的“九九八十一难”简单。现在人们说西天没有经了，只有鬼，只有妖魔。当然，我们说的民主也不一定是西方的民主。民主和权力欲一样，都是潜藏于我们每个人心中的东西，不是西方人发明的。当我们自己追求权力的时候，它就是个幽灵；当你反对别人统治的时候，心里就有民主的音乐了。

为什么这种幽灵在东方是专制主义，而到西方就变成扩张主义了呢？难道中国人和西方人人种不同、血液不同，所以灵魂不同、精神不同？我不是唯物主义者，但我认为东方专制主义的起源，与我们成长依赖的地理、气候环境有一定关系，使中国自古以来不得不走上通往大国的道路。卡尔・魏特夫（德裔美国汉学家，法兰克福学派学者――编者注）在专著《东方专制主义》里，通过“治水社会”来论证东方专制主义。他认为，东方的社会，尤其是诞生于河流流域的社会，都需要农业灌溉。而由于一条河不能被几个国家分割，否则上面的人就占有先决条件，可以利用上游的水量来控制下游的生存，上下游的战争就永远不能终了，直至灭亡。因此他认为，一个安宁的灌溉社会，国土面积应囊括全部河流流域，从上游一直到海洋。只有这样，它才足以能够调节水量的多少，实现对洪涝灾害的管理，所以中国自古以来最权威的政府，都是善于治水的政府，比如大禹治水成为我们民族最早的君主合法性来源。

从此2000多年，我们政府都把治水看做巩固统治的一个机会，1998年抗洪救灾也是政府在寻求合法性。你看我们多棒啊，没有我们能行吗？我们呼风唤雨，调剂南北，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从这个意义上了来说，抗震救灾是专制主义的起源；同时，专制主义也是抗洪救灾最有效的手段。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民主社会救灾抗洪还不如专制主义。除了洪涝灾害以外，我们还有干旱灾害。当然，地理环境的原因不是唯一的，待会我还要解释其他原因。

农业社会一旦在大区域内发生大灾害后，就出现大量逃荒、要饭的流民。而只有在一个比较专制的体制下面，一个大的国家才能在自己的版图里面，调剂丰欠，可以建立太平仓。一旦发生灾害，政府就把粮食放出去；一旦丰产卖不掉以致谷贱伤农，就把粮食收回来。政府就给人感觉是扮演了上帝的角色，用一只看不见的手调节这个国家，所以人们对这个政府感恩戴德。这是东方专制主义的一个坚实基础。

东方专制主义还有个更大的基础：我们民族是比较早进行农业定居的民族。这样子的话，第一点是我们每一个区域基本能做到自给自足，对商业的要求程度非常低。你要把我老家安徽铜陵县封闭起来，没用！它稻子可以生产，麦子可以生产，村民可以织布，顶多缺点盐，到外面捣腾一些也就行了。不像艾奥里亚，像古希腊群岛，甚至意大利群岛，因为土地太贫瘠，那里的人根本就不能把肚子填饱，它只能生产橄榄这样的东西，或者用泥土制造一些陶器交换粮食，它们太依赖于商业。所以我们重农抑商的政策是行得通的，经济上我们自给自足，但政治上、军事上是不安全的。

在冷兵器时代，人们主要靠肌肉和残忍获得胜利。我们这个种粮食的民族就相当于食草动物了，一只羊和一只老虎对抗那肯定没戏。研究表明，我们汉人的肠子要比西方人的长一些，而羊和牛的肠子也比豹子和老虎的肠子要长，因为这样更易于对本来就不丰富的养分，不断地反复吸收。肠子更长，脾气越温和。为什么中国喜欢喝烈性酒，而西方人喜欢喝葡萄酒呢？因为烈性的民族希望喝一点柔性的酒来显示它的烂漫，比如法国人。咱们这群“绵羊”平时不敢发脾气，喝点烈性酒就什么都不顾了，说老子豁出去了――这是很短暂的，而且大部分处于没有记忆的状态。

在战国以来长时间的冷兵器时代，我们是不断的被匈奴等游牧民族侵犯的民族，总是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帝国来维护安全。孔老夫子教导我们“远庖厨”，连杀猪都还不能看，看杀人怎么行呢。战国赵国时，李牧就用示弱的方法，成功把匈奴骗了，打胜了一仗；秦始皇更是在蒙恬将军的军国主义体制下，实现中国最早的大一统。但这并非一劳永逸，紧接着还有契丹，还有“五胡”、蒙古、女真、辽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帝国体制的诱导下，所有的皇帝都想实现满足自己统治欲的条件。今天的欧盟轮值主席等官员，如果我们可以不断弹劾他、轮换他，他就不需要像秦始皇一样想吃长生不老药了。中国古代当皇帝的甜蜜感觉，我估计在座任何人都没尝过，一旦尝过后，你也会跟他们一样，为了维护自己权力而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是一个悖论，所以秦始皇在追求长生不老的道路上丢了性命。

在热兵器时代，获得财富手段包括枪炮、很好的路上运输工具、以及海上投递武装力量的工具，我们这样的农业国根本不具备这个条件。在冷兵器时代，我们的威胁主要来自草原；在热兵器时代，我们的威胁则主要来自海洋。我在《果壳里的帝国》一书中，把我们这种重农抑商的国家叫做“煎饼帝国”，经济像摊煎饼一样摊过去；而经济增长要发酵，我把那些帝国叫做“馒头帝国”。“煎饼帝国”讲求零和博弈，农业经济基本上就是零和博弈的经济：比如粮食大丰收，结果人口就会增加，土地也会相对减少，有些地方产量又不够，有些人处于饥饿的边缘，一些流民为了寻求土地开始造反，又打了一仗，消灭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并重新划分土地――中国2000多年历史都是这样的。因此，清王朝的生产力没比汉朝有多大的发展，2000多年基本在原地踏步。你如果没有经济增长，你就是被动挨打，煎饼帝国不能抵挡馒头帝国派来的军舰。

历史上那些巴掌大的小帝国，大多是馒头帝国，像雅典帝国、威尼斯帝国、热那亚帝国、米兰帝国，以及后来的葡萄牙、西班牙、英格兰、荷兰，它们在短时期内都能统治世界，尤其是意大利这个城邦帝国，把世界拖进了热兵器时代。在中国历史上，专制主义就成为一种幽灵了，幽灵老是呆在古堡里，永远都赶不走。现在《中国不高兴》一书不仅想加固中国的古堡，还要建造世界的古堡，说中华民族不做世界老二，要做世界老大，这要达到法西斯的程度才有可能实现吧。

很多人说，我们民族就是爱用专制主义统治自己，没有一点扩张的欲望。美国学者写的《世界文明史》，写到中国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一句话就是，中华民族是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从来没主动侵略过任何国家。其实，中华民族并非没有侵略的欲望，咱们也打过高丽，打过越南，也曾经征服过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关键的因素是，要保障国家内部安全，我们首先必须建立一个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然后汲取必要的财政。前几年，胡鞍钢和王绍光等中央财政汲取派学者，主张资源集中和收税，就反映中国2000年以来的思想。维持一个庞大的帝国，首先要养一支庞大的军队、警察机构和公务人员，来维持整个官僚体系。据说咱们现在每年要耗几十亿来养网络评论员，就是网络警察。

我有一个“权威落差”理论，这是我几个首创性的理论之一。大概意思是，一个国家的权威距离，与它的权威落差成正比。权威距离就是中央政府到达边疆的平均距离。权威落差包括三个方面：人民权力集中在中央政府手里的程度，地方权力集中在中央政府手里的程度，中央统治集团的权力集中在某个人手里的程度。毛泽东体制是中国有史以来权威落差最大的体制，权威落差接近于1，再大一点就没有活路了。咱们现在说“三个代表”，毛泽东时代是“三个代替”：政府代替人民，中央代替地方，毛泽东代替全党。从“三个代替”到“三个代表”是个进步。因为是国有制要容纳社会资源，所以它的权力必须达到最大。这个假说非常有用，因为它可以说明民主化改革的危险。民主化改革可能导致权威落差的下降，从而可能导致国家崩溃或民族独立。那么解法是什么呢？我在《果壳里的帝国》里有一点说明。

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权威距离和权威落差可能达到来均衡状态，也就是权威距离再扩大一点的话，同质的收益等于甚至小于0。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和军队没有扩张欲望的原因，在于扩张的边际效益递减，并减少或消除了扩张冲动。明成他刚上台就把越南打下来，结果那里的税几乎没收上，军费又很昂贵，最后越南人一造反，他就把越南放弃了。因此，我们的和平主义是权威落差和权威距离达到均衡状态造成的。而现在，《中国不高兴》作者的扩张冲动就非常强。现代化的手段大大增强了统治手段和效率，即使统治全球也可能边际效益不递减。全球任何地方，飞机一下就到达了，导弹飞得更快。所以，我们现在专制主义的危险应该说远远大于古代，专制主义的幽灵更加得意洋洋。冷兵器时代只要流民造反，他就有可能打胜仗；现在老百姓一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