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亚特里・斯皮瓦克： 民族主义与想象

【内容提要】本文是作者在清华大学的演讲，共分为五个部分：民族主义与情感、语言与民族主义、国家与地区、一个印度故事与结论。本文探讨了民族主义形成的基础、根源以及被种种力量虚妄地挪用的事实，民族主义是通过“重新记忆”建构起来的一种集体想象的产物，是一个具有欺骗性的范畴，而文学想象的任务就是要对语言、母亲、民族这类形象作坚持不懈的“去超验化过程”；进而指出，“新的比较文学”要联合各种社会科学，使一个国家的公民结构远离民族主义，要改变国家再分配方面的侧重点，要创造区域联合而非只是走“国家外”或“非政府”之类的路线。本文最后指出，高校的人文学科教育应当得到加强，以使文学想象可以继续对民族进行去超验化的进程，并在全球化局势下，支持地区主义的国家的再分配权力。

【关键词】

民族主义 语言 想象 对等原则 去超验化

本篇演讲原先曾在“联邦文学语言协会年会”（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Commonwealth Association of Literatures and Languges）上宣读。该协会由原来的英联邦国家组成。严格说来，它具有后殖民的性质。碰巧这次年会在印度召开，因此，不仅会议是后殖民的，而且我作为一个印度人在印度发言，也是事实。请在我一小时的发言过程中记住这一点。

一、民族主义与情感

联邦协会主要是由文学与语言教师组成。在我们的课堂上，我们经常探讨想象是如何使对情感的表述成为可能的。我认为，通过关注其他人的文本中的这一问题，我们或者能重新安排我们自私的欲望。因此我审视了想象是如何可能产生民族主义的，而非理所当然地认为民族主义的定义就是如此――它开始于13世纪的但丁，或16世纪英国的莎士比亚，或在19世纪将农民变成法国人，或者是始自17世纪德国的威斯特伐利亚，再经过18世纪在欧洲的酝酿，最后于19世纪蔓延到我们这里。这些都是历史的叙事。下面我要谈的是情感，因为这是关于集体是如何形成的、甚至作为历史叙事是如何被引用的，就好像它们毫无争议地成为我们的共同记忆一样。

对母语的爱，对你那一方土地的爱，是如何凝结成民族主义的呢？民族主义是对公众领域的直觉的条件和结果。在从最私密的到像现在这样的公众商讨中，作为负载本地文化的承担者，或者作为给予那些需要保护者以关心的人，妇女沦为一种工具，使民族主义得以合法化了①。如果我们给“民族主义”作一个宽泛一点的阐发，作为对一个位于特定空间的国体（a spaced polity）的忠诚，那么该国体在意识形态上并不一定要编码为一个国家（nation）②――譬如，如果我们想想“粟米”（millets，法律上受保护的小宗教团体）和氏族（qawms）③――我们就会发现更早的利用妇女的故事了。我们可以想起不计其数的人物：在门第世系和国家的最顶端，有在伟大的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蒂劳柏迪（Draupadi），虽然那时“民族”（nation）还很遥远；对卢克丽霞的强奸标志着国家（res publica）的建立，那是一个公众的事物――罗马共和国，尽管民族主义打破神圣罗马帝国的时间仍旧俯伏在历史的胸脯上；诸如此类④。

就在我写作的时候，我嘴里哼着一首名叫《麦波・帕坦》（Mebar Patan）的小曲⑤，那是一百年前我们家族的人写的。小曲沿用的是拉其普特人（Rajputs）的固定编码模式，拉其普特人是印度西北部的一个很骁勇的族群，他们抗击印度的穆斯林皇帝，内中却又很多暧昧之处，因此穆斯林又可被看作是英国压迫者的一个暧昧模糊的类似者，尽管与那个在别处被相同的民族主义者所赞慕的伟大的英国文明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那点强悍的遗留物，那种拉其普特与穆斯林之间的对立，仍然以这样的方式残存于印度西北部⑥。《麦波・帕坦》小曲是我童年的一部分。它是由我母亲和我祖母唱给我的，仍旧透露出战时勇武的气概，这很明显是关于保护母亲和妻子，以及在敌人兵临城下之时呼吁战士离开肉欲之床的。我问我自己：难道这些词句给我的童年留下了什么印象吗？无论答案如何，民族主义可以以多种不同的方式被修改，但是其修辞最经常潜伏在再生产异质规范性（RHN）⑦的假设中，就像合法性本身一样，这是人所共知的。你是自然的呢？还是被归化的？想象进一步并且是有选择地操纵着民族主义，其目的是要指出本族人和邪恶的外国人。而这种工具是“我保护你以换取你的服务”这一模式，属于劳动中的性分支。民族主义一定要缚系于一个人出生的种种境况上――对它的赞美，它的扩展和收缩，它依据迁移、婚姻和作为古老的出生的历史⑧而作的重新编码。这是我的家乡，它一定是安全的。如果我不知道它，那我也一定要找到答案。

让我们解开“对……的热爱”一语吧。归根结底，这种眷恋和维系，这种“对……的爱”，更像是一种“在……中的舒适感”。那么，对于母语和那一方土地的热爱，是在什么时候变成民族主义的呢？它又是如何变成的呢？让我们稍做修改：是什么时候，一个人在其母语中感受到的舒适、在其简陋的位于人行道旁的那一块地方所感受到的舒适――作为纽约人，我将再加上消防龙头或者教堂的门――将其自身转变为民族主义的呢？又是如何转换的呢？让我们进一步刨根问底，以便把问题弄清楚。这种最底层的舒适并不是一种积极的、正面的情感。当只有此物、别无其他时，其运作不过是一种“那里状态”（thereness），与动物只有一步之遥。当它被夺走时，它是一种无助、失去方向和依赖的感觉，诸如此类，但此时还没有产生连贯的“民族主义”。在一种极端的情况下，团结一致、通过将什么东西（如宗教话语）重新发明为一种可以宽恕暴力的伦理学而创造出一种共同的事业――但决没有民族主义。我们是如此习惯于“欧洲之外没有私密之物”这一陈词滥调，以至于我们无法认识它，正是这种深刻的、基本的、共有的失去舒适的令人不安的保证，才使得人们团结起来的。这是一种对于共有的“私密”事物的相信，在这里，私密的可能性并非来自于某种公众感。妇女、怪异者和男人未必是按照公众―私密之线来划分的。尽管随着“同居于一地”、“在自己的母语中被理解”等状态的断裂会伴有暴力发生，这种暴力又加固了团结，它不能抓住一种公众领域，一种在有特定空间的国体中将会容纳所有人（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的领域。

这种无来由的“私密”被想象成基石，民族主义是对这种想象的重新编码，尽管在民族主义“本身”，正如黑格尔所概述的那样，这种集体重新记忆的“私密”的出现是公众的一个反义词。在上面简述过的无来由的“私密的”舒适和对私密与公众的理性两极化之间，存在着一条性别和阶级的鸿沟。那些利用民族主义构建自己的那一套理论的人，可以研究一下这条鸿沟；可以通过想象将它调动起来，无论是好是歹：那个小孩在唱歌。导向民族主义的脉动是：我们必须控制我们公众领域的运作；并且，往后，我们也必须控制别人的――尽管这并非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这种对基本上未理论化、但盼望已久的公众结果的确信，因为一种独特和更好的感觉――因为生来就是那样――而更加稳固了，这种感觉来自从语言和空间的基本舒适的滑动。在此我不想演练最富有黑格尔特色的有关公众领域的观念，无论它们带上了什么样的民族主义色彩。我只想简要地指出，我这里提供了一种对民族主义的解读，它允许我们看见为什么（尽管只是在公众领域出现后才可能）它无法与公众空间的建基性逻辑协调一致。巩固对民族主义情感上的信念的方法并不是理性的。 如果民族主义巩固自身的方式是通过对最私密之物的召唤，那么民主，在其最方便和最可确定的形式下，是通过最琐细的公众共相（universal）――每个都等于一――来巩固自身的。这种未受理性选择保护的毫无价值的算术，即使在没有受到更坏的力量操控的时候，也可以受到民族主义的操纵。既然这不是一场政治演说，我就点到为止了。我只想请大家记住在民族主义的史前和历史中，这种无来由的私密和公众―私密的展现过程。

这一连续性提议，不论是史前还是历史中，都在暗示：我们是从似乎“最自己”（ownmost）的一步想到似乎是具体的共有的抽象概念的，例如进步。而且确实是某种进步。但是这整个结构也总是可以得到的，是共时性的而非必然历时性的。如果我们这些人文学科的教师们因此就只是理性地思考这种进步，我们将无法完成追踪和训练想象的任务。实际上，如果我们将想象力训练得很好，或许我们就能够着手探讨作为进步的民族主义的公众谋略如何被拼凑到一起的细节。如果我们只是将想象看作是一种培养同情心的私人品德，我们将不能面对这项集体性的任务。在我们训练时，我们必须为了“我们有多少？”这样的问题而训练，如果确实有此必要的话。

有人确信：人类会朝着更严密地控制人民和世界的方向运动，这要么是进步的，要么会朝着更大的公众精神方面运动，这种信念与为了反对科学论争而向我们推出宗教属于同一类假设。这种对进步的确信，这些论争，忘记了文学和艺术既不属于理性也不属于非理性。换句话说，这些进步的故事必然要忘记想象。在其所有的前现代和现代的形式中，具体的文艺想象能够支持并促进民族主义决不再是什么秘密了。它与重新记忆这一任务联起手来，以最壮观的方式操纵无来由的私密，使它服务于私密―公众的分离。我们听说有这样一种观点：被剥削的民族只会产生民族寓言。这主要是因为大都市民族（metropolitan nations）都已经把自己的民族寓言假定为它们“真正的”基础⑨。艾哈迈德（Aijaz Ahmad）对此种论调以阶级的名义进行了勇敢果断的抨击。如果我们经常出席如雨后春笋般的、由美国人占多数的全球化研讨会，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很多的此类证据。

如果重新记忆是民族主义形成的一种普泛的正式方法，那么经常提供隐喻阶级（the class of metaphors）的就是再生产异质规范性了，民族的形象或许可以与这种隐喻阶级联系起来。

叙事上普遍的时间化（temporizing）⑩使得个体和集体生活成为可能。当我们出生时，我们就出生于计时（timing）的可能性――时间化之中；或者我们就是这种可能性。我们如何抓住这种可能性呢？只能通过时间化――思考并感受某个以前，通过某个现在，在某个后来到期。我们的母语学习似乎与此是同时代的，因为我们也是生于其中的。既然它在我们之前有一个以前，我们从其取得了“已在状态”（already?there?ness）。而且既然我们可以给它赋予意义，我们便可以把我们自己思考进将来的到期。这种给与取的思考，是关于时间的地道的故事，“身份”的强加必须被容纳其中。既然通常似乎都是我们的母亲把我们带入时间化之中，于是，我们的时间化行为就经常标示出那一特定的、对渊源的直觉，其方式是通过将母亲进行编码和再编码，通过借助投资或者操纵女性空间来计算可能的未来。民族的女儿地位是与这一再编码密切联结在一起的。朝向将要到期的未来进行时间化的另一个例子，是女性用她们的子宫盛纳着民族的未来。这来自于婚姻这一显见的叙事。

语言、母亲、女儿、民族、婚姻。这些就是我开始谈的主题，我们现在开始讨论吧。

文学想象在当代的任务就是对这类形象的坚持不懈的“去超验化过程”（de?transcendentalization）。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把这一图形当作文本来研究，我们就可以将其保持定格在想象界，而非将其看作是驱动公众领域的不可名状的文化“现实”――盛纳国家的公民结构。“文化”是一个玩弄权术的能指（a rusing signifier）。如果你献身于“文化”民族主义，而把你的“公民”民族主义献身于八国集团，那么，可能的（但不必然的）情况是：你在“文化上”被选的国家（nation）与再分配的社会正义作对。可能，甚至是很可能的，但不是必然的。如果民族主义与地域（location）混为一谈的话，民族主义在这里将不会提供什么衡量的范畴。换言之，NRI――非定居印度人（the non?resident Indian）――或者PIO――印度裔人（person of Indian origin）（二者都用来描述都市里的流散者）――并非必然是好的或者坏的。该问题与下列事实混在一起，越发纠结不清：民族主义左派、社会运动民族主义者以及“全球主义的民族主义者”（the global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