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歌：政治学研究的方法论探讨

主讲人： 孙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法学部政治学博士。主要著 作有：《主体弥散的空间》、《亚洲意味着什么》、《求错集》、《竹内好的悖论》等）

时间： 11月26日（周日）下午2：30

地点： 北京大学资源宾馆1308 乌有之乡书社

下面是讲座录音的文字整理稿，经主讲人审阅：

孙歌：今天我希望讨论一个很新鲜的问题，我们怎么理解政治，这其实是我从现在开始要做一个比较主要的研究题目，让我有这样一个研究动机的原因，恐怕我想和大家到这里来跟我一起讨论的原因是一样的，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历史现在正在加速，它每天都在变，在这个变化当中我们需要思考我们自身的存在价值，我们需要来想一想我们和我们这个社会的关系。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个人也曾经历过一些思考的阶段，比较抽象地说，或者说我思考到目前为止而言，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的社会，特别是普通老百姓一直在回避的，这就是怎么理解政治。

我想大家都有一个很熟悉的思维方式，我们不介入政治，为什么？因为第一政治不是我们能操控的；第二，政治很肮脏，所以不介入政治的学者是清高的学者，不介入政治的国民是干净的国民。我想这样一个基本的思维方式恐怕从九十年代初期开始一直到今天，在我们社会里面是一个潜在的思维定势。这样想对不对？我想已经有一些思维定势产生出来的结果可以让我们观察到，比如说就学术界而言，把学术和政治对立起来，把学术和思想对立起来，这样一种思路，大家没有谁会觉得有问题，大家会觉得这样做有很多的理由，有很多的正当性。为什么？一旦学术和政治搅在一起，学术就变成了意识形态的工具，我们大家是不是这么想？我猜多数人会这么想。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其实是非政治性的，所以我要从这儿开始谈起，当我们想到政治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它离我们很远，因为我们觉得政治其实是政权所拥有的那样的一种操纵的力量，所以它和与政权无关的人好像没有关系。但是如果这样理解政治的话，我们实际上是在政治范围内做所有政治运作而自己不知道，而且我们在这个运作过程当中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会对既定政治结构扮演消极的受众，甚至是对政治里面某一些不正确的部分，但是由于它成为强势，我们就成为共谋者，因为任何政治运作其实没有受众都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所有个体都是政治个体，在现代社会里，在政治这样一个舞台上只有演员没有观众，每一个人都不例外，哪怕是你以不参与政治自居，你其实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你已经进行了一种政治选择，这个选择就是你默许已有的政治结构，而不去促动它，让它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刚才我在来这儿的路上打了一个出租车，因为堵车司机一路发牢骚，一直吵到我下车为止。我很想把我刚才这个经验作为一个例子。我一上车就对司机讲，我说我要走三环路，我要绕开中关村这一段路，司机说没有用哪儿都堵，你就死了那条心吧。然后他一路开一路发牢骚，他说他拉过很多人，从全国各地来的，最后发现就是北京的车最堵，为什么？

第一，北京缺少一套有序的制度，缺少一套有序的管理程序，他说北京警察都是猫在树后头，来拿照相机偷着照你，这就没边儿了，而比方说杭州就是光明正大地出来罚，但是罚得很有限。

第二，北京司机缺少最起码的秩序感觉，为什么上了长安街就不堵车，是因为在长安街上大家可以各行其道，可以按照秩序来运作。但是在别的地方，比如说往北大走的这条路，大家就拐来拐去，他指着前边说，你看你看这几个又加塞，又插过来了，一会儿他还得拐出去，拐来拐去秩序就乱了。

我觉得尽管他跟我讲的是交通状况，但是我完全可以用这样的在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有的经验去体会什么是政治，其实这个司机讲的是政治的两方面：

第一，政治需要以国家为单位进行一套有序的操作。这个部分一会儿我还要讲，其实这部分还要进行区分，要区分政治与行政。

第二，政治是需要整个社会成员来维持和推动的，换句话说，如果有素质好的政治国民来参与运作，那么这个社会政治上的损耗就会小，如果素质很差，那么这个社会的政治就会有非常大的内耗。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其实政治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事，是我们生活里面息息相关的，是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所以我想有一句话大家都熟悉，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它是一个互动。我刚才讲的这些问题其实还不是政治学的问题，我讲的是政治学之前的生活经验问题。因为在现代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和社会的变化有直接关系，所以我们才会面对在一个一个历史关头我们作为国民如何选择这样的问题。

我再讲一个例子，我刚刚从庐山开会回来，开会之后我们有两天旅游时间，当地社科院就把这件事承包给了一个旅行社，我们这一天运气非常不好。旅行社在早上要领我们去到景德镇和另外一个叫做婺源的地方去参观，有两台大巴，其中有一台出了故障，我们坐在没有出故障的大巴上，但是它不发车，而且导游不做任何说明。后来我们就下车去问才知道另外一台大巴出了毛病，什么时候能修好，不知道。有没有解决办法不知道。可是所有乘客大家都不是很着急就下来，就在大巴周围开始散步，结果一个小时过去了大巴没有修好的迹象，这时候我们就提议为什么我们要在这儿等，这已经构成违约，我们有权利要求用改变计划的方式来补偿，有几个人支持我们就去要求，要求了之后这个旅行社勉强同意说，那好我们现在领你们增加一个景点临时去一个地方，结果我们就去了仙人洞，当年毛主席做诗的地方，这是因为我们坚持要求，这个目标实现了，如果我们不要求我们会一直等在那里。实际上只有不到一个小时时间，我们去看了一下回来了，大巴又开始出发。

我们下一个目的地是景德镇，但是司机搞错了路，结果去不了。导游拖了很久才给了一个说法，因为我们今天时间不够，大家觉得景德镇和婺源这两个地方必须要放弃一个，想来想去还是景德镇放弃，明摆着是在撒谎。于是后来有人提出了抗议，那么他道歉了。我就问在车上的一个学法律的年轻学者，我说在法律上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对待？他说那要看契约，要看一开始这个事情是怎么签的约，我们才能够来讨论他违约了没有。那这又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经验，在这个经验里边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这样几点：

第一点，在一件事情运作的时候，这件事情所有的参与者不管它是否有权利，比如说旅行社和游客的关系其实是不对等的，尤其在今天旅游市场如此混乱的情况下，我想大家都有受骗上当的经验，而旅行社绝对不给你一个公正的说法，游客没有知情权，大家也很含糊，就说能看到一些就可以。但是在这件事情里头你可以注意到，即使你处在一个比较不利的位置，你是一个受骗的游客或者说你像行李一样被运来运去，你仍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去改变事情的状态，也就是说当你的要求是合乎程序的时候，你可以部分地为你自己争来正当的权益，这是要争取。如果不争取，实际上我们去不了仙人洞，而且同样如果你要发现旅行社有了违约的行为，你可以考虑在你的抗议底下他会道歉甚至赔偿。

第二个因素非常有意思，是法律的功能，我们现在有法律万能这样一个迷信，我们大家都觉得，我们现在是法治社会，连小偷都可以打官司把见义勇为者告上法庭，那现在还有什么事不可以诉诸法律？是这样，但是法律限度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法律先要看条文，而且他要看法律程序里面所规定的那些内容，程序没有规定的事情法律都不能管。于是我们看到在现代社会里边法律和政治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对照关系，政治和法律不是对等的。从刚才我讲这样两个例子入手，我想我们大家至少可以有一个感觉，政治其实离我们不那么远，可能有些朋友会说，你举的都是日常生活的例子，我们讲的政治是国家机器的运作方式，这叫政治，你说的那不就是生活里边的一些事情吗？这里边不涉及到政治问题。严格地说，这种对于政治的理解是不准确的，因为我们不能设想一个国家的政治运作是高高在上的，和社会生活脱节的，一个国家的政治运作它有一套自己的机制，这个机制是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胞。所以如果我们有政治的本能，其实不意味着我们每天去评论我们国家的政治，而是意味着我们在我们生活过程当中去积极地争取、积极地参与，让每一件事尽可能地向观众合理有效地，对多数人来讲是有益的方向发展。

所以我刚才举的这两个例子，其实都是在谈我们作为一个公民如何成为政治公民，其实在北京街道上有效地维持交通规则，和我们在旅行社公然违约又想把它糊涂过去的时候，我们戳破他这样的计谋，这本身已经蕴含了最基本的政治要素，这个政治要素就是我们进行公共性的，而且是有实效的努力。至于这个努力本身以什么名字来命名，其实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这个社会应该有它自己的秩序，而且有公共的职责。

下面我想进入政治学最基本的话题，关于什么是政治，这个问题几乎很难用概念来直接回答，因为关于政治的定义实在是太多了。有一点我们必须要理解就是政治学原本不是中国的学问，政治学作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科，这是一门进口的学问，和社会学、经济学一样，所以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东方国家来说，这件衣服穿在我们身上其实不那么合适，这是一个大的前提，我们必须要了解。为什么我说这件衣服不合适？是因为政治学其实最早是欧洲人的学问，它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一直延续下来，他讨论有政治能力的人如何治理自己社会的问题，而有政治能力的人不仅仅限于政府。但是这样的一个讨论其实并不涵盖欧洲的所有公民，也就是欧洲社会所有个体，即使在公民社会成立之后，其实我们还不能够说政治学所讨论的是一个所有人都参加的政治过程，它仍然是关于国家治理这样一个最基本的操作方式。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在历史上其实不是用同样的方式来讨论政治，尽管从孔孟时代开始其实就在用另外的方式在谈政治，我们知道那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式，是把个人道德修养一段一段地扩大，一圈一圈地扩大，最后扩大到国家，扩大到天下，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讨论政治。这和西方政治学最基本的形态是冲突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近代以后，我们的国家基本的运作模式应该说在结构关系上是参照西方近代以后民族国家模式的，所以西方政治学所讨论的很多基本问题就和我们发生了关系。这里边有了参照的可能，在这个前提下我们重新来讨论什么是政治的时候，仅仅依靠孔孟的说法就不够，因为我们今天社会不是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一个链条建构起来的，这里边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我想这是政治学里面太复杂的问题，我个人也没有能力把它讲清楚，我只试着讲一部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几个问题点来和大家共享。

首先，在西方政治学里面，政治和行政是被区分开来的。行政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制度，制度一旦被制订出来就靠一套运作不断地再生产，由于能够再生产，国家和社会才能稳定，因此所谓行政制度实际上是一个相对固定的东西，到了它被废除和修改之前它相对是稳定不变的一套运作机制。比如说交通法规，交通法规其实就是一套行政制度，我们现实生活里存在着大量的行政制度，那么行政制度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会僵化为一种实实在在的东西。比如说大家最熟悉也最痛恨的一种现象就是官僚主义，在现实生活里每个人都会被官僚主义所难为，比如说你要去办一个事情，你要去做一个申请，你申请材料可能一层一层在官僚那里压一个月两个月，到最后把你的事情耽误了，他才批下来，然后告诉你说那没有办法，我们有制度，我们必须要根据这个制度来执行。不是说制度不好，也不是说所有按制度运作的程序都是官僚主义的，但是我们知道官僚主义和行政系统的僵化有直接的关系，当我们发现行政已经变成了目的，而不是手段的时候，官僚主义就有了它产生的土壤，什么叫行政变成了目的？就是制度本身变得不可以解释，不可以富有弹性，它变成了一个绝对的前提，在这种情况底下制度就僵化了。可能有的朋友会说这不是我们中国的问题，中国的问题恰恰是制度不被尊重，我同意，这恐怕是我们中国政治里面，中国行政系统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我们大家经常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策下来以后，政令不行，本来很好的一个政策，下来以后层层有自己的权势，层层有自己的空子可以钻来钻去，政策就被蒸发了。但是即使是这样，行政制度的实体化问题在我们这儿仍然是一个问题，它的表现多种多样。比如要办好一件事情，经常需要几个部门配合，而我们常常看到由于各个部门不配合，互相扯皮，事情无法办理，被拖黄了，或者搁置了。大小官僚想要推诿责任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