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国家战略能力与大国博弈

提示语：中国发展要靠国家战略和国家战略能力的提高

[嘉宾简介]张文木，法学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著有《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印度国家发展潜力及其评估――与中国比较》等。

[按语] 我们的教育往往给人一种错觉，似乎生产力的发展、财富的发展才带动国家的发展，带来国家的崛起。其实财富是生产的结果，而国家财富水平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国际分配规则及该国在这个规则中的地位的结果，而分配规则的形成多是大国强力较量后的结果。大国间的博弈从某种意义上是国家战略能力的博弈，而不是财富多寡的博弈。

一、人民支持是国家战略能力生长的基础

本质上说，国家战略能力是从实践，尤其是从残酷的实践环境而非鲜花美酒和书斋中成长起来的。在中国历史上，蒋介石最早走拉美模式的。拉美模式的特点是依赖外国资本，通过官僚体制把外国资本引入国内，然后牺牲工农的利益满足国内的资本，发展官僚阶层和所谓的精英阶层，使他们从买办利益中获得财富，结果是越发展国家越贫困，工农损失越大，最后工农纷纷破产，许多人走向格瓦拉式的道路。当时人们认为受三座大山压迫，是蒋家王朝体制不行。确实是这样的，它所保护的政权都是剥削政权。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都重视农民问题，但蒋介石后来在农民问题上反水了，他突然支持地主和官僚买办阶层，原因是他的政权建立在乡绅的基础上，还有另外一些基础是海外的资本。自从蒋介石背叛工农，他就失去了北伐时那种挥洒自如的战略能力。

国民党时代的中国是亚洲最早的，也是规模最大的拉美道路的试验国，蒋介石建立的政权属于对外资讨好，对内工农高额剥夺的拉美式政权。结果，中国发展成了恶性循环：为了发展就必须大量引进外资，“依靠外国输血”，越发展工农破产越厉害，因“发展”而衰退，是蒋介石时代的中国垮台的真实原因。所以说，那时的“星星之火”是主要是蒋介石点燃的，而外资更是火上浇油。

国共分裂迫使共产党和最基层的农民结合，这反使共产党获得远比国民党深厚的成长基础。20年代初，共产党本无意挑战国民党，只是想跟着国民党先实现资本主义以后再实现共产主义。共产党那时候也特别书生气，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多是做学问出身的，多数没见过流血，一见血就犯晕。陈独秀等都整天忙着到处谈判。蒋介石“四・一二”杀戒一开，共产党才清醒过来，才知道政治是带血醒的，马克思主义也是要带刀子的。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后就上了井冈山，决心抓武装，说这个世界是枪杆子打出来，在这方面蒋介石是共产党的先生。

进山以后毛泽东和农民打成一片，他不光给农民喊口号，还给农民送土地！他走到哪里就把地主的土地分给穷人，于是不愿失地的农民愿意跟共产党打天下。后来，共产党走到哪里，就开展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和土地革命，大家共同的理想就是要为建成美好的社会主义而奋斗终身。

如果我们将同期的印度与中国作一比较，就更应当感谢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也更能明白国家战略能力的高下对国家发展的重要作用。印度尼赫鲁当了总理后，温文尔雅，他拒绝社会革命，想通过和平的方式共同进入一个新世界，结果是，即使到现在印度的发展也为庞大的私有制所累。印度的基础设施极差，铁路、公路等设施非常陈旧，因为生产资料是私有的，到处是大地主，而农民多被高利贷所困扰，农民没有投资能力，农业没有发展的潜力，国家的发展也就因此没有动力。中国1952年土改成功后，就将印度抛在后面；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印度再次落伍于中国。印度的情况越来越糟糕。它从1950年至2003年的外贸只有两年的几亿卢比的顺差，其经济对外形成绝对依赖型关系。现在有人说印度是软件大国，实际上印度发展的都是儿童玩具电子之类的电子产品，而核心生产力和战略电子产业几乎没有发展。战略电子产业出口从1997年到2000年这3年每年分别只有1亿卢比的收益。

中国1952年比较彻底的土地改革和1956年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使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化为一体。土地到了国家手中，大大降低了国家发展的成本。这对刚起步的第三世界国家非常重要。当时，国家要修一条公路，生产队马上让地，这条路就过去了。我们把基础设施建完，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建立后，计划经济的主要任务也已经基本完成。我们的国家也基本上成为一个国民经济统一的国家。可以说，没有毛泽东领导的生产资料所有制革命，我们的许多高速公路，更遑论今天的青藏铁路，仍会像今天的印度那样，因产权不清还长期被搁置在图纸上。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搞市场经济，通过市场经济我们参与经济全球化，国家富强了起来，与此同时，我们国家战略能力也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正在一步一步地提高。

二、大国间的博弈是国家战略能力的博弈，而不是财富多寡的博弈

中国在世界上曾拥有中世纪文明的超级大国的地位。有资料显示，在1700年的时候，世界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占23.1%，日本占4.5%，欧洲占23.3%，美国就是0。到了1820年，中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占32.4%，日本下降为3%，欧洲下降为26.6%。1700-182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在世界中也是最快的，中国为0.85%，欧洲为0.68%，日本最低为0.21%。这是中国最辉煌的时期，此后厄运接踵而至。1840年，中国被英国打败了。1890年中、日之间的国民生产总值分别占世界的13%和2.5%，可到1895年中国却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了。到19世纪末，中国人从欧洲启蒙学者学习的样板，一下子成了“东亚病夫”。

当时欧洲较低的国民生产总值分布是国内资本主义发展，即“因发展而不能发展”的结果。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欧洲国内两极分化，并由此阻碍了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为此，这些国家必须对于国内的穷人这部分有所弥补。但国家既要保证资本的效率，又要保证公平，那钱从哪来呢？就只有从外面抢。先从非洲抢，再从拉丁美洲抢：把拉丁美洲的黄金和非洲的黑奴以极残酷的方式抢来后再拿去卖。这还不够，1840年它就来到东方。当时我们文明程度不低，文化也发达，如果不信大家可以看看欧洲启蒙学者的书，还有黑格尔的书，他们对中国的制度可是推崇备至，可中国还是被他的学生欧洲人和日本人打败了。1857年，英国又占领印度。中国和印度当时是世界上拥有财富最多却都被西方打败了的地方，战败后中国和印度的财富就流向西欧。

此后，世界就发生了奇妙的变化：从19世纪60年代后，欧洲工人阶级一下子贵族化了，也步入“文明人”行列了，社会上的密谋暴动也没有了，马克思主义队伍也修正主义化了，伯恩斯坦也出现了。这些现象的出现完全是通过掠夺东方而使欧洲中产阶级队伍扩张的结果。西方世界那边一天天好起来，我们东方世界却一天天坏下去。是我们不讲道义吗？不是的，当时八国联军进京时与土匪没有两样。那怎么他就能打赢我们？

有人说，中国那时天朝制度落后，那制度落后是否就该受侵略呢？英国现在还是女皇体制，日本还有天皇体制，那怎么就没有见别人如此大规模侵略它们呢？话说起来也简单：国际政治是不太讲究那么斯文，“胜者王侯败者贼”，自古皆然。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一个一个打着领带坐在那儿，拥有一票否决权。凭什么，就凭各国后面戳着一颗原子弹，不是娃哈哈。原子弹才是真东西。

到1890年的时候，我们中国还没有垮到底。中国在这个时候有些方面还不是很差，就是国家战略能力太差。全国上下，莫谈国事，京城人不讲政治，只讲养生。结果就那区区几只英国船跑到中国来，就把“老佛爷”吓成那样子。全国人民奋起反抗，而“老佛爷”吓得跑到西安去了。那时的大清朝挺“胖”，但不能打仗。为什么呢？长期没有厮杀的对象，就跟现在的人工养的东北虎一样，见了羊也害怕。正可谓“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国防是国家技术进步的主要牵引力，国防无目标，国家也就没有进步的动力。19世纪下半叶，中国这块肥肉吸引了好多西方豺狼。1890年中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降到13.2%了，欧洲却上升到40.3%，这个40.3%是从类似鸦片战争的大炮中来的，是从当时西方人的国家战略能力里面来的，并不主要是所谓“勤劳致富”来的。1890年时日本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才2.5%，但四年之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中国被打败了，真是叫人不可思议，当时日本其实很虚弱，打甲午战争日本人叫“赌国运”，其战争费用一半是借来的。结果打赢了，把中国的台湾割走了。紧接着日本在1905年再赌国运，打败了俄国，于是整个东北亚都在日本手里，财富就围着日本转了。财富永远是随强者走的，历史上许多国家的第一代贵族多是土匪出身。日本打赢中国俄国后，占领朝鲜，还把中国东北、台湾拿走，东北做它重工业的基地，在华北建立亲日的轻工业。中国江南本来是中国民族轻工业发达的地方，全部都被日本的暴力打垮了，日本不允许你中国有民族经济，只能经商，而商业对一国的国民经济起不了根本的作用。日本想让中国作日本的附庸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就垮下来了，整个财富就被日本拿走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洲的混战给世界一个机会，美国利用这场战争大买军火，双面下注并大获其利；中国也因各帝国主义国家回欧洲打仗而在危机中获得喘息机会，此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崛起并在工农阶级的支持下获得北伐的胜利。

我们的教育往往给人一种错觉，似乎生产力的发展、财富的发展才带动国家的发展，带来国家的崛起。其实财富是生产的结果，而国家财富的占有水平是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国际分配规则及该国在这个规则中的地位的结果，而分配规则的形成多是大国强力较量后的结果。大国间的博弈从某种意义上是国家战略能力的博弈，而不是财富多寡的博弈。不然我们就不能解释历史上那么多穷国打败富国的先例，也不能解释大宋、大明何以亡于北方少数落后民族之手。所以，世界上财富的本质不是生产的结果，而是建立记帐规则的结果。记账规则决定财富流向。我们中国现在的外贸顺差非常大，但赚钱非常少，是因为在人家的记帐规则下越干越糟糕，越干钱越少。在这种情况下的“国际接轨”，就与接“鬼”无异。而要改变规则，就得动粗。

三、世界基本矛盾与大国博弈

本来世界财富集中在东方，西方也整个依附于东方。在工业全球化之前还有一种“农业全球化”。当时世界上有农业、手工业、渔业、牧业等等，但只有农业生产方式可以保持国家的持续发展和大国地位。原因很简单，有耕地就有粮食，有粮食就有劳动力，有劳动力就有税赋和兵源，有税赋就能强国，有兵源就有更多的耕地。所以中国历史上才出现孝文帝改革，以及蒙古人、女真人努尔哈赤等，都是在征服新地领土后最终都从拒绝到迅速采用农业生产方式，并由此崛起为强国。东方的四大文明古国都是农业国。

世界历史到了近代又发生了变化，这就是工业全球化或资本全球化。农业全球化时期的稀缺资源是耕地，工业出现之后，土地在贬值，工业品在升值，国家间对土地的争夺转变为市场的争夺，于是战争基本上围绕着市场。两次世界大战都是打市场，并且是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之间打，都打东方市场，打完了以后市场的归属就确定了，市场确定，财富分配规则也就确定了。近代世界财富以资源、资本、市场而不是再以耕地来体现，与此相应，近代军事上理论便由制陆权向制海权倾斜。从控制陆地到控制大海是军事思想的最伟大的进步。正如我们治病，治病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吃药，一种是打吊瓶。打吊瓶解决问题最快，打吊瓶就是制海权，就是海军。制陆权就像是吃药，要转来转去，最后才通过血液转入病区。而航海是没有国界的，是公海，占有公海就是占有世界的“血管”，控制住血液，就控制了全身。这个时期英国占主导地位，其国家力量的增长依托于大海和海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市场出现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亚洲崛起。到20世纪80年代，亚洲的国家几乎是整体性转入市场经济。这时“孩子”都长大了，都能“吃饭”了，能干活了。能干活的人“饭量”即对资源的需求也大。现在亚洲给世界提供了这么多产品和巨大的市场，但带来的问题是亚洲的资源不够用了，最明显的是中国的资源不够用了。西方人对中国的评价我们要仔细读，那是狼对羊的评价。他们说中国人勤劳能干，这是表扬中国为世界提供了巨大市场和廉价劳动力。2003年中国GDP仅占全球GDP总量的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