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宜桦：民族主义的国族认同理论

一、民族、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

当前学界讨论国家认同的文献，多半与“民族”及“民族主义”的研究有关。这个理由我们已经在上一章约略提及：“国家”的狭义用法是专指西方近代兴起的“民族国家”。当我们以“民族国家”为“国家”的同义词，要了解国家认同自然就得先了解民族国家的历史起源与确定意义。尽管笔者不同意目前这种主流的定义方式，我们还是要仔细分析此类作品的论旨，并检讨它们所导引出来的问题。否则我们无法说明为什么以民族主义的思惟去理解国家认同问题的处境，可能是一种弊大于利的途径。

目前针对民族及民族主义问题所发表的重要研究，主要是由历史学者、社会学者、人类学者等提出。政治学家（特别是政治哲学家）在这一方面的贡献还不算丰富。历史学者重视的是民族国家的兴起过程，一方面要解释这种政治组织形态与先前西方历史出现过的城邦社会、庄园封建等有何不同，另方面要分析促成民族国家崛起的历史因素有那些。有的历史学者比较强调思想观念的影响或知识阶层的作用，有的则认为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才是民族国家兴起的决定因素。前者与政治学家对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研究若合符节，后者与社会学家对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研究自然接榫。在社会学者看来，民族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意识形态运动，不如说是近代社会急遽变迁的过程中，所呈现的一种特殊历史现象。这个现象以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现代化历史为背景，突出了现代国家因应社会经济变迁而展开的种种作为，而以形成某种大范围的民族想象为其巅峰。与此关注焦点近似的是社会人类学者，但人类学者着重人群社会语言符号系统的变迁，以及此等演变在社会行为上的整体意义。相较于这些学科的努力，政治学家通常比较注意民族国家为世界政治秩序带来的挑战，他们关心民族自决如何落实、种族屠杀如何避免、以及多元族群社会的政治稳定如何获致等等问题。政治学家（及政治哲学家）在了解「民族国家」的起源上必须借助（或甚至依赖）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只有在讨论“国家认同”与民族国家的关联时，才能提出较有创意的问题。

“民族主义”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在过去十几年间有了长足的进展。笔者没有能力逐一讨论它们的个别贡献，只能就“民族”的意义，民族、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的关系这两个主要问题先整理出一些代表性的说法。我选择的作品是 Ernest Gellner 的《民族与民族主义》（1983）、Benedict Anderson 的《想象的共同体》（1983, 1991）、E. J. Hobsbawn 的《一七八○年以来的民族与民族主义》（1990）、以及 Anthony D. Smith 的《国族认同》（1991）。这些作品都是各相关领域的现代经典，但是每位作者的识见可以说同异互见。我将尽力忠实转述他们的见解，以便稍后对照政治哲学家 David Miller 及 Yael Tamir 针对同一问题所提出的规范性论述。

Gellner 在他的名著一开头就直接了当地宣示：“民族主义基本上是一种政治原则，主张政治单元与民族单元必须一致”（1983：1）所谓“政治单元与民族单元合一”，指的是同一民族的人群应该建立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而一个国家也必须设法使其成员由同一民族所构成。最起码民族主义要求一个国家的统治权不能落于外人之手，否则就是对民族主义原则的莫大侵犯。据此，民族主义可以用一种普遍主义式的道德命题表现：它要求的不只是某一特定民族的政治自主，而是“让所有的民族都有它们自己的政治归属（political roofs），让所有的民族都不必包含外族在内”（1983：1-2）。不过，问题当然没有这么简单。在现存的世界秩序中，民族的数目远远超过国家的数目。因此许多民族根本还没有（或许永远没有）机会成立自己的国家，“民族主义并非同时可以被满足的”。如果所有的政治国家与文化民族都执意追求“合一”，它们或者必须诉诸杀戮与驱逐，或者必须贯彻同化政策，而这些手段显然不是现代人所能轻易接受的。

尽管如此，Gellner 还是认为民族主义的原则是一个有效的原则，因为这个原则与近代西方社会的变迁环环相扣。Gellner 以“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作为理解近代西方历史发展的枢轴。在这个过程中，西方人由于工业生产的刺激与需要，促使识字率普遍提高，以便供给足够的技术工人与管理人才。同时，商业活动的扩展与资本主义体系的逐步建立，也要求市场规则及经济理性的原则必须为人们所接受。工商业快速发展的效果包括都市化、科层化、标准化与同质化。整个西欧地区渐渐摆脱传统地域成员联系紧密、文化认同分殊的格局，同时又酝酿了一种相对客观而理性的“高级文化”（high culture）。所谓“高级文化”，乃是一套通用的语意系统。它以抽象、普遍、形式化、规格化的方式形塑人际沟通的符码，使广大群众可以共享确定的规则，运用它们以表达并诠释各种信息。“对于生活于工业化社会中的人而言，学习如何切当运用这高级文化，以及在其中被肯认，遂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最有价值的成就：这学习与成就是他个人就业、取得法律上与道德上意义的公民身份，以及参与社会的各色各样的活动的先决条件。职是之故，个人就获得其认同的高级文化，而且渴望安居于一政治单元（意指国家或一政治共同体），在这个地方，各种形式的官僚科层制依照这套相同的文化用语而运作。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么，个人期望他置身的领域能有所改变，而能符合上述之情况的要求。换言之，他是一位民族主义者”。[ 这一段 Gellner 对「高级文化」的界定，乃引自蔡英文（1998：25）。] 换言之，透过这种“高级文化”的普及，西方社会才有办法支撑日益蓬勃的工商业活动。而我们关心的民族主义，也是在此一背景下产生。 Gellner 说：

当一般的社会条件逐步迈向标准化、同质化，而中央支持的高级文化又普及于整个人群社会，而非仅限于少数菁英阶层，我们就会看到某种时机成熟了 ―― 由受教育人士所认同的一致性文化成了一种机制，为人们热烈而主动地加以认同。这种文化似乎也成了政治统治正当性的依附所在。从这个时候开始，任何政治势力对此等文化边界的侵犯都会被视为可耻之事（1983：55）。

Gellner 认为民族的概念就是在这种“文化整体不容政治势力侵犯”的民族主义气氛中才得以确定。从高级文化与中央政治组织的关系来看，民族主义不是民族所制造出来的东西；相反地，应该说是民族主义产生了民族。Gellner 发现现代国家是因应农业社会发展至工业社会的变迁中，为了确立“高级文化”的持续扩散，从而产生的现代政治组织形态。这种政治组织进一步利用普及的高级文化，营造出超越封建范畴的民族想象与联系，最后造就了所谓的民族。因此民族与民族主义都不可能出现在农业社会，而必然出现在工业化、资本主义化之后的国家秩序中。民族主义表彰了一个汇合政治力量与文化单元的努力，而民族则是这个庞大工程的巅峰。[ 关于 Gellner 理论的详细分析，可参阅蔡英文（1998）。]

在 Gellner 出版《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同一年，Benedict Anderson 也发表了极具份量的《想象的共同体》。更巧合的是 Anderson 也是从近代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变迁来解释民族国家的起源，因此虽然他的马克斯主义色彩明显不同于 Gellner，两个人的民族主义理论却是经常被人相提并论。Anderson 自始承认民族、民族性与民族主义都极难确定、极难分析，不过如果我们不要把民族主义想得太神秘，他倒是愿意以人类学的精神，试着将民族界定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an imagined political community）。所谓“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包含几个重要的特征。首先，它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其成员也不可能认识大部分的同胞、遇见他们、或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在每个人的内心，却有着大家共属一体的想象”（Anderson, 1991：6）。换句话说，只要是范围超过面对面接触的人群聚合，基本上都具备“想象共同体”的特质。第二，民族的想象有一定的疆域，它不可能无限制扩大到包括全人类。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曾经接近于全人类的想象共同体，不过由于教会缺乏一个与之相应的统一政权，因此毕竟不同于民族。这点进一步点出了民族的第三个特征：它是被想象成拥有主权的。主权观念在宗教改革之后才逐渐萌芽，表达了某些范围有限的想象共同体追求政治自主的决心。它们对外排除教廷的影响，对内整合地方势力的反抗，产生了一个具有主权条件的国家。最后，民族的“共同体”特质还传达了某种平等的同胞手足之情谊。尽管每一个民族实际上永远有内部的宰制与剥削，但是这些现实却不至于妨碍民族被想象成一种平等的人群聚合（1991：6-7）。

Anderson 关于这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之历史根源，有一个十分令人深省的解释。他认为近代民族意识的勃兴必须从中世纪基督教－拉丁文化的淡出开始观察。从消极的层面来看，有三个因素颇足以说明中世纪秩序的崩解。一个是拉丁文本身的古典化，使这种语言逐渐脱离一般神职人员以及日常生活的使用需要。第二个是宗教改革运动的扩散，使各地区新教徒大胆以民间方言传布圣经，并适时开发了一大群具备基本读写能力的读者。第三个是各地的中央行政组织不约而同采用本国语为宫廷或官场的正式语言，从而加速了“国家”语言（虽然还不算“民族”语言）的兴起。这三个因素使拉丁文化失去其主导性地位，但是如果要从积极（正面）的角度来解释民族的形成，还必须了解另外三个因素：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印刷技术、人类语言的分歧性。Anderson 认为后三者的交互作用使得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成为可能（1991：37-42）。

人类语言的多样与分歧是一种自古以来的宿命，我们无从了解为何世人自始被这种宿命所制约，我们只知道语言的多元分歧使得即使印刷术加上资本主义产销网络也无法突破人群必然只能形成有限的疆域。印刷术的发明与运用当然影响深远，它使得各地的主要本土语言（vernaculars）得以统一、定型，成为相应范围内人们读写沟通的媒介，并且在无形中消灭了更小范围的地方语言（dialects），使民族成员产生一种“我群”的想象联结。此一技术配合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形成了 Anderson 一再强调的“印刷资本主义”（print-capitalism），其力量足以创造出“想象共同体”的社会感情基础。具体地讲，原来互不认识、互不往来的人群，由于阅读了同一书籍或报纸，开始关注这些媒介所提供的问题。因此在这些印刷媒介（透过资本主义式流通）所及的范围内，酝酿出一种休戚相关的“同族”（co-nationals）之想象，这种想象性共同文化与掌握语言权力的政治组织互为表里、交相作用，刺激了近代西方民族的诞生（1991：42-46）。

Anderson 关于民族形成的理论当然远比上述因素分析复杂，不过这个部分却是他的《想象的共同体》最脍炙人口的部分。就本书的关切来讲，Anderson 所强调的“想象”成分，与 Gellner 所着重的「发明」成分类似，都突出了民族（以及民族主义）人为建构的性质，这点与 Hobsbawn 的理论前后呼应，却与 Anthony Smith 的族群根源说颇有出入。Hobsbawn 在《一七八○年以来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中强调他基本上同意 Gellner 的民族主义理论。他不仅认为民族是一项「特定时空下的产物」，而且断言民族主义早于民族的建立。用他的话说：“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1990：9-10）。只不过，Gellner 比较重视传统社会转型到工业社会过程的质变，而 Hobsbawn 则将焦点指向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西欧所经历的政治社会变动。

Hobsbawn 考察“民族”一词在罗曼语系出现的记录，发现现代意义的“民族”和“国家”都是一八八四年以后的新词汇。在一八八四年以前，“民族”的意义是指“聚居在一省、一邦或一王国境内的人群”，或指“外邦人”。它的古老含意与血缘亲属或出生地域有关，原来可用以表示任何大型的自足团体（如行会或合作组织）、外商集团或中世纪大学中来自不同地区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