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动听的民主故事

刘亚伟先生讲的春天的故事我听过，但只记得一句歌词，叫做一个老人在南海边划了一个圈，一座新兴的城市就拔地而起。又过了20年，有几个中青年人，又在这里自己划了一个圈，在这个圈里面，又演绎了几段动听的民主故事。我想这其间还是有一种内在的逻辑联系，这个联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经济发展会带来政治民主。

今天发言我想谈三点想法，几点看法：

我觉得这几个故事，它可能是一种寓意，带有政治动向性的一个标志。

一个标志就是我们的社区型民主开始向政权体系型民主转变。经过十多年的累积，我们社区型的民主已经有了充分的发育，现在正在扩展到政权体系内，不仅是深圳，而且从我了解到像湖北省，从去年底到今年，大面积的乡镇党委书记到乡镇长的“两推一选”。也就是说，由老百姓来推选执政党的党委书记，这后面的寓意也是很深的，即由过去那种高度控制的政治资源越来越向社会大众开放，这是一种转变。

第二个是开始从指定型的民主向竞争型的民主转变。过去通常候选人都是由组织安排和指定的，“另选他人”往往就属于另类，是政治上的另类，但恰恰是整个民主进程中，这些政治上的另类，往往起到一个对原来的体制进行冲击的作用，这些人导致整个乡村民主政治根本性的变化。

第三个是动员型参与向自主型参与转变。我们注意到，深圳这几位独立候选人的身份都不是在原来的单位体制结构里面的，唯一的一个当选的，恰恰就是原来介于单位体制内的、同时也有单位体制的资源，但随之带来的是他的焦虑、矛盾以至于今天所说的低调，这就是他的身份问题。所以我们要讲自主型参与，确实有一个社会基础，这是因为深圳市场经济高度发育以后，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了独立、自由的身份，才可能有今天这么多不约而同地来参选的故事，我觉得这是带有标志性的。

另外谈一点看法，我觉得与农村基层民主是一种静悄悄的革命不同，我们今天城市的民主它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创造，这其中当然有新闻媒体的介入，很多人可能并不一定原来就想做这些事情，而新闻媒体在这里做了示范效应才有了这个政治行为。这就需要我们反思；深圳故事是民主化进程当中一朵朵稍纵即逝的浪花呢，还是一连串持续不断的政治行为？在我看来，我们国家民主的动力基础一直有两个方面，这和我们国家的双轨政治有关系，一种动力来自于激情道义，是一种理念的实现，为了实现一种理念，非常的悲壮。因为中国的革命和现代化都来自于社会动员，在社会动员当中，政党、精英都给社会一种承诺，就是要给你们民主。每一个政党在获得政权前，它都给社会开出一本厚厚的民主支票，共产党战胜国民党有民主的成分，但还是有民主的口号，至于民主的承诺能否实现，怎样实现，这就成为革命后的问题了。从中国政治现实来看，从帝国到民国，其中有一个党国的过程，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只是因为有些党它把国家变成党的了，它对党国的理解就不同了。这里就有一个危险，就是民主支票要不要兑现？这成为革命后的一个大问题，很多人就要求必须兑现过去的承诺，但是由于这个要求太高，执政者接受不了，那么就产生了政治激进主义，从五四到六四就演绎了一幕一幕民主的悲剧，这是一种逻辑。第二种逻辑是来源于利益、权利，来自于自我利益的实现，这种民主逻辑更关注身边的事情，更关心自我利益的实现，更注重步骤、次序、机制，它要通过一连串的政治行为来改变政治关系、政治行为规则，通过一连串规则的改变我们整个政治制度、政治架构，最后向真正的民主转变，这可能是中国政治民主化当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一种持久的政治实践。所以，我很高兴看到深圳这几个故事是具有后一种政治逻辑的展现，但愿这种故事在5年以后还会继续下去。

我觉得深圳这次竞选政治符号的象征意义可能会大于它的实际意义，这个事儿在整个历史当中可能不会。就它实际上的，我觉得在一些细节上面可能我们了解不清楚。大家都各说各的话，我觉得很有意义，把各个人的立场、观点和看法都摆出来了。

我更注重它的很强的政治象征性，因为我们过去在选举这个问题上，在整个民主政治中它具有尖兵这样的作用，总是走在最前面，但这个事情呢，昨天我也讲过，因为我们国家事实上的政治是双轨型的政治，我们文本上的制度和实际运作的制度有很大的区别，我们国家政治发育和政治成长的关系，我们现在出现这么一个情况，特别是吴海宁这个情况比较典型，它往往从文本上去考虑问题，跟实际操作的政治较真，他是按照文本制度的理念来较真，你说你民主，民主就应该这么样怎么样，但这个事情是较不了真的，一较真就麻烦了，一较真这个矛盾就出来了，因为对于我们的现实政治，在很多学者看来它本身就是一种协商性的政治或者一种指定性的选举之类的，你是较不了真的，一较真就麻烦了，所以我们过去说共产党人怕就怕认真二字，这个是有道理的，毛主席的话真是有道理啊！

我觉得这个事情有很强的价值合理性，这是我们学者做不到的，我觉得我们学者相当一部分学者，说话可能有点伤人，带有犬儒主义，我就是这么个事儿啦，我觉得像深圳风云这些人它是不懂政治的人在做政治，真正咱们懂得政治的人他是做不出来的，他知道实际操作的政治就那么回事儿了，是没有什么可挑战的东西，你挑战什么？一个人和整个国家机器在挑战，这恰恰是这些不懂政治的人他按照价值合理性在去做，在支配自己行为，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是有现实的。那么，你不从价值合理性这个角度去实施自己的政治行为呢，你是看不到这个体制的它的某些问题的，那么你是按照我们后一层逻辑来理解，那么就是这么一回事儿了，我们这个体制本身已经很完美了，你还跟它挑战什么，本身就按照这个做就行了，你跟它认真什么呢，没有必要了，你不是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吗？但恰恰历史就是在这个找事过程中前进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它确确实实反映出我们这个社会已经进入到这么一个阶段了，就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的政治开始在转变，但这仅仅是开始。为什么我是这个判断呢？不仅仅是我们这个体制内、体制外，我一般不用这个话讲，不仅是我们体制外的人希望我们资源有更多的开放，就是包括我们体制内的人他也不满足于现有的制度安排，我们说乡镇党委书记他对选举有什么动力，这个海选是怎么发生的？它是现有的人、现有的这种过去我们说的组织安排这种制度以及人们对它的认同越来越低了，我在这里干了十几年二十多年，好不容易熬到一个副书记，结果突然派了一个书记来了，把我的路堵死了，它需要有这个政治上的公正性来安排，哪怕你选一下，我服了，因为这是在给我机会，我自己没有把把握这个机会或者我能力不行，那我服了，但是你现在突然把他的路堵死了，那么他本身对政治就有一种不满的情绪，这正说明我们现有的那种组织性制度安排不仅是体制外而且体制内也面临着挑战，这就需要我们的思考，我们原来按照我们的那种指定性的或者是组织组织安排性的这种理念来安排一条制度，需不需要改进？接下来，我们说不是多党竞争，那肯定就多人竞争，一个岗位上是多个共产党人在竞争，你不能说是反对党的领导吧，多人就可能是要有一个竞争规则，我认为还是需要修订的，比如说，有写基本的规则你要确认，比如说秘密划票，这些基本的规则还是要有，20天之前你要停止统一的登记日，这是最基本的规则。所以，恰恰是通过这个事件反映出我们原来按照一套理念来进行的制度安排需要改进，因为大家都要较真的时候，我们也就真正要按照毛主席老人家教导我们说的，共产党人最讲认真，要认真地来对待这个事儿，这是我的一点想法。

我的最后一点意思是我们现在人大制度是需要改进，我们现在人大制度我觉得既缺乏效率又缺乏民主，我最关心的是，包括乡镇也是一样，现有的制度安排我们更注重的是结构性的安排，结构性的改革，但这个结构性的改革也是个探索，包括我们现在选乡镇长，是否还需要现有的政府存在，这都是可探讨的，包括我们县乡人大代表，这么多代表全国这么多代表，过去是一种带有盛大节日安排的，列宁说过民主是个盛大的节日，我们搞那么大的大会堂，大家按照节日来演绎这套民主，但是不是这种方式我觉得在组织结构上既缺乏民主又缺乏效率，所以我们在结构上恐怕需要更多的考虑，要那么多人大代表有多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