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敏欣：理解中国式的改革进程」正文
虽然中国的改革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形式，例如安徽小岗村。但是，从上而下的推动仍然在改革中发挥着主要的作用。
首先，在改革初期，政治精英的精神推动就对改革的承诺和决心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政治精英提出口号，利用精神战斗力来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同时，政治精英有改革的急迫感。例如，十年高考的恢复，有人认为时机不够成熟，应暂缓。但是邓小平决定立即恢复高考，并主张用印毛选第五卷的纸张来印高考试卷（因为当时缺少纸张）。现在很难看到这种利用所有机会来推动改革的行为了。
其次，理解中国的改革进程还必须看到改革是否有政治联盟。如同任何政策出台一样，改革都有一个政治联盟在推动。在改革初期，存在一个精英和社会力量广泛结合的改革联盟，精英和社会力量对改革有很强的认同。另外，在80年代初期，由于改革初衷没有触动一定的利益团体，改革的成果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尊重，有相对的公正性。同前苏联不同的是，中国改革一开始就出现了对经济改革的认同，使改革合法性立即在社会阶层中得到宣传，获得认同，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推动改革的拥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政治联盟。这一政治联盟持续到90年代中期。
最后，危机是中国改革的最大推动力。第一次危机是文革之后，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极大的危机感之中，自1979年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中期，人们普遍感到中国十分落后、闭塞。例如中国对收听国外电台的管制。文革后，举国上下对改革的急迫感十分严重，这种危机感从政治精英到普通民众都十分强烈。人们强烈地感到中国的极左路线必须得到修正，中国必须要对外开放。但是在80年代，中国对于姓“资”姓“社”，即意识形态的争论仍然十分激烈。第二次危机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的政策转向，这不仅仅是由于国内危机，如“天安门事件”，同时也有东欧等国的国际危机原因。1992年南巡之后解决了纠缠十多年的争论，出台了很多改革措施。中国政治精英在面对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后认为中国仍然需要坚持改革，坚持对外开放。第三次危机是1997、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引发了中国的金融改革。中国看到了周边国家经济危机带来的危害，因此做出相应的应对措施来进行金融改革。
*目前中国改革的处境*
中国最高精英对改革的承诺，需要能够动员全国人民的口号和精神感召力，也需要自上而下的广泛的改革政治联盟。由于改革的利益在社会分配时并不很公正，可能会导致这一政治联盟的解体。中国现在真正有危机感的人并不多，相反，在一些政治精英中存在一定的自我满足感和骄傲感。尤其是在最近的结构改革中，改革步骤并不明显。
中国经济政治改革的环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描述。在经济上是渐进主义模式。目的是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维持社会稳定，渐进式改革能较少地触动利益，从而维护改革联盟的稳定，保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改革要获得利益，但不能有牺牲。但是最主要的目的是先易后难，通过提高经济的增长来推动结构调整，而不是通过体制改革来促进经济增长，以减少改革的阻力。所以中国的改革就是所谓增量存量式改革，重经济增长，轻体制改革。注重在旧体制外培育新的经济体制。因此结构性改革进步就比较缓慢，旧体制对新体制的影响仍然很大。
影响中国经济周期的政治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党代会的召开情况。中国的经济周期几乎与中国党代会的周期相重叠。党代会召开的前一年通常会出现经济过热情况，党代会的那一年业绩十分突出，然后再进行宏观调控。因为政治精英过分重视自己的政绩，而省级官员向中央财政的贡献决定他们的政绩。
第二，投资体制由政府主导。中国影响经济活动的途径是银行贷款，银行官员的任命由政府决定，特别是地方政府的影响；出现政治需求时，地方官员运用手中权力推动地方经济增长。尽管中国的市场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并不是彻底的市场经济，在关键部门仍然不是由市场决定的。
东欧的“休克疗法”使得采取这一体制的匈牙利、捷克、波兰的市场化程度高于中国。而中国的渐进化改革会影响中国的改革速度，目前，中国的改革的最大障碍是其旧体制的影响。中国的改革进行了25年，但每隔5年仍然要进行一次宏观调控，以解决旧体制的问题。
“先易后难”的政策使改革越来越难，因为这样将最难、最深层的问题都放在后面。例如现在银行的“坏帐”问题：自80年代开始，用银行贷款代替财政拨款，尤其是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中将包袱丢给银行，将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本让后代人来承担。导致现在必须进行其他许多改革：如社会保障、医疗改革。实际上中国的GDP 被银行“坏帐”占去了近40%―50%.
*渐进改革为什么会越来越难？*
前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不完全改革均衡”就是指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均衡状态。政治经济精英在改革中达到一个利益平衡点：既可以享受市场经济带来的更多机会、更多交易，又可以利用旧体制来满足私人利益，因此使改革的速度越来越慢。
中国的过渡性体制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会使改革越来越难，政治经济体制效率低，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让政治精英意识到中国正在掉入“不完全改革均衡”的陷阱中。但是由于既得利益的存在，无法动员体制内部打破这种均衡；同时也很难从体制外部打破这种均衡。因此如何打破这种“均衡”是很有趣的问题。
渐进改革的内在逻辑存在一定的矛盾性。渐进改革的主要设施之一是将政府所控制的很大一部分的租金让出去。但在中国，还存在着很多禁区：银行、金融服务、电信服务、粮食流通等行业都是政府内控。
这就使一方面是出现租金保护，另一方面在这些保护起来的行业中，出现了租金流失。政府控制使得这些受保护的行业效率低下，竞争力不强；国家通过代理人来管理这些资金，使得这些租金被内部消化，但是这些最受垄断领域的收入和待遇却很高。中国改革之后，粮食流通领域完全没有市场化但是其内部存在着大量的租金，这就是保护租金和租金流失的矛盾。
在政治上表现为推行新权威主义。80年代初期实行“经济上搞活、政治上保护”。新权威主义认为，在改造国家的过程中，国家有能力来动员、协调改革中出现的矛盾。因为在改造国家发展过程中，无法完全依靠市场，而必须依靠国家动员，由国家来充当协调者。当经济快速增长的社会中出现多元化、不期望的革命和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时，社会稳定需要政治权威来维持。“现代化是政治稳固的基础，但是现代化过程会造成政治不稳定”的这一理论对新权威主义有深远的影响。
对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拥有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如果开放政治，将会出现一些不稳定的因素，所以在改革初期必须保持政治权威。我们要从理论上讨论为什么新权威主义在有的国家行得通，在有些国家行不通。这是由新权威主义最大的内在矛盾所决定的，如果这些内在矛盾得不到很好的认识和解决，就行不通。
在新权威主义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对代理人的监督问题。无法保证代理人毫无私心、一心为公，也不能保证代理人受到完全的控制，这就产生了问题，中国对代理人的监督是由上而下的单向监督，监督的力度不够。而在西方国家实行三权分立制，既有由上而下的监督，也有从下而上的民间团体监督、媒体监督和横向的监督。新权威主义如果没有解决对代理人监督、控制问题，便出现了掠夺国家。不受监督的代理人会利用国家权力达到私人目的。
分权制掠夺国家，这表现为分散产权，将资金完全由国家控制改革为产权分散。这有利于代理人对产权直接控制。改革开放后，中国没有形成新的监督代理人的机制，而是仍采用从上而下的单向监督机制。而且，改革开放之后建立了精英退出机制，之前没有相应的退出机制。有退出机制就引发了对未来的预期，导致官员产生给自己留后路的想法，这就容易滋生大面积的腐败。同时，国内的精神价值发生了变化，却没有核心的精神价值取代旧的价值。如“法治还是人治”，应当“法人兼治”。遗留的问题有，是否还要有新的危机来打破“不完全改革均衡”，促进中华民族的改革和现代化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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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裴敏欣（Minxin Pei）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的主任和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