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乘旦：Ｅ.Ｐ.汤普森和《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1963年，英国史学界出现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它一出版，立刻引起轰动，受到广泛重视。许多报刊杂志发表评论，各种书评纷至沓来。《泰晤士报》评论说，它“帮助人们重新想起工人阶级在自我形成的过程中表现出的苦恼、英雄事迹和理想追求，凡是对英国人民的历史进程感兴趣的人，都不可不读这本书。”《听众信箱》杂志说：“这是一部生气勃勃、有很高价值的历史著作，其中许多鲜明的观点，对当代众多的正统观点提出了重大的挑战。”《书评》杂志说：“这本书之所以引起争论，其原因也许仅仅是：许多人已经忘记摄政王时期和维多利亚女王早期英国局势有多么危险了，自哈蒙德夫妇的经典著作出现以来，这是研究那一时期最重要的一本专著。”《论坛报》称它是“一部真正的匠心之作”。书的冲击波甚至越过大洋，穿过大海，在大西洋彼岸和大洋洲引起震动，它不仅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再版印刷，而且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纽约书评》称它是一部“有绝对权威性、经久而重要的著作”；几年中，它一版再版，风靡各国，成为20世纪西方历史学不多的几部创学派的开山作品之一。

这部书的作者当时只有39岁，是利兹大学院外教育部的讲师。他在利维霍姆基金会的赞助下，花了好几年时间，搜寻了大量原始资料，查阅了各种有关书籍，最后写成一本洋洋几十万字的大书，取名为《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位作者，就是后来闻名世界史坛的当代历史学家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Ｅ.Ｐ.汤普森）。

汤普森1924年出生在英格兰，父亲是作家兼诗人，在印度殖民地从事过教育工作，同情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与尼赫鲁等国大党领袖颇有私交。父母的思想对幼年汤普森很有影响；中学时期，他在一所卫斯理派私立学校读书，然后考进剑桥大学学习，这时，他加入了英国共产党。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应征入伍，先后在北非、意大利和法国作战。他的哥哥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作战很英勇，晋升到上校，后来在战争中牺牲。哥哥对他的影响很大，战后，他曾与母亲共同写了一本追念哥哥的书，题名为《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这是《共产党宣言》中的第一句话，用在这里，是一语双关。）战争结束后他回到剑桥大学继续学业，同时也积极参加党的活动，并到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国协助当地的战后重建工作。1956年，由于不满苏联对匈牙利问题的处理，他和其他一些历史学家如罗德尼・希尔顿、克里斯托弗・希尔等共同退出共产党，这以后，他成了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他对政治活动一直很有兴趣，曾参与起草“1968年五一宣言”，反对工党政府实行向右转政策。70年代，他又积极投入和平主义运动，是欧洲反核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汤普森的著作除《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之外，还有两本历史学专著，一本是《威廉・莫里斯：从浪漫主义到革命》，写的是英国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威廉・莫里斯的生平；另一本是《辉格党人与猎人》，剖析18世纪英国社会冲突中一个典型的现象：偷猎活动。汤普森还发表过一些重要的历史学论文，它们虽然篇幅不大，但分量很重，并不亚于专著。它们多数涉及18世纪英国的社会问题，在历史学界很有影响。这些论文中特别重要的有：《时间、劳动纪律与工业资本主义》（1967），《18世纪英国民众的道德经济学》（1971），《贵族的社会、平民的文化》（1974），《民间文学、人类学和社会史》（1978），《18世纪英国社会：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1978），这些论文后来收归为一本书，题为《乡规民俗》。此外，汤普森还写了许多政论文、时事评论等，撰写过反战、反核武器的书。

相对来说，汤普森在历史学方面并不算“多产”，但他的学术影响远不可用数字来衡量。《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是他最重要的一部作品，系统地表达了他的基本学术观点。

一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写的是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的历史，而这段历史在英国史学界曾经被长期遗忘。

19世纪，辉格派历史学家在英国史坛占据主导地位，他们的观点代表着英国历史学的主流。辉格派史学家主要关心为英国的“宪政”寻找历史的合理性，因此他们把光荣革命以来的英国宪政史作为历史学的主要描述对象。在他们看来，以光荣革命为起点的英国近代史，是辉格党宪政理想的胜利史；这是一部伟大政治家的历史，记载着这些政治家的功勋，而正是这些政治家，继承和发扬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古老而光荣的“自由”传统，他们领导国家维护宪政、反抗“暴君”的统治。在辉格派的历史中，人民群众是没有地位的；即使有，也只是在遥远背景上隐约可见的一群暴民，可以受到任何一个政治派别的操纵和利用。辉格派史学家以马考澄??恚?溆跋煲恢毖有??0世纪。

下层人民被引进历史学大门是在19世纪末，引路人是费边社历史学家。费边派为了用历史来印证他们的“社会主义”理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工会运动上。在他们看来，工会是“工业民主”的寄居处，工人用工会的手段，可以逐渐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使社会主义稳步“渗入”资本主义。他们研究英国工会运动史，是为了说明民主的精神如何在工会这个组织里根深蒂固；向来就有“工业民主”传统的英国工人，有能力选出自己的代表，把他们送进议会，让他们代表工人管理国家。（参见西德尼和比阿特丽丝・韦伯夫妇著《工业民主》（1897）。）因此，他们的目标实际上是为建立工党、实行“工人参政”寻找历史根据，为“英国社会主义”即工会――费边社传统张扬正名。费边社历史学家是英国的社会主义历史学家，其早期代表是韦伯夫妇，在20世纪的代表是Ｇ.Ｄ?Ｈ.科尔。

20世纪初，自由派历史学家也开始注意下层人民的历史，于是就产生了哈蒙德夫妇的“劳工三部曲”（《乡村工人》、《城市工人》和《技术工人》）。在政治上，自由派与辉格党有很深的渊源，在历史著作中，自由派也不能完全脱开辉格派的窠臼。哈蒙德夫妇对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的经历充满同情，对他们的苦难作了催人泪下的描述。他们认为：技术发明造成剥削，而剥削则引起反抗，因此，“这个时期的英国史读起来像是一部内战史。”（《技术工人》（伦敦和纽约，1979），第1页。）但他们认为：工人群众中一切带有暴力色彩的反抗都不是工人的本意，所有的暴力活动都是由托利党政府所雇佣的奸细“挑唆”的，托利党政府故意制造“暴力革命”的假相，目的是混淆视听，为镇压合法的改革运动寻找借口。由此可见，哈蒙德夫妇实际上是把劳动人民的历史纳入了宪政改革的轨道，把马考莱的党派偏见融入了英国劳工运动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开始在英国崭露头角，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也逐渐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史学流派。1952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创办《过去和现在》；不久后，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许多学者把马克思的著作作为历史研究的基础，在许多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下层人民越来越成为历史研究的主角，帝王将相终于不再霸占历史舞台，历史学家也似乎终于要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了。不过，多数马克思主义学者特别注重早期资本主义形成的历史（如莫里斯・多布关于资本主义形成问题的研究、罗德尼・希尔顿关于封建主义与农民问题的研究、克里斯托弗・希尔关于英国革命的研究等），而使工业资本主义时期成了相对的研究空白。少数几个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工业资本主义，但又特别偏爱工厂制及其剥削后果（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关于工人问题的研究），而把哈蒙德夫妇开拓的领域长期留在非马克思主义者手里。

60年代初，出现一批更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对“英国式的社会主义”感到失望，因而想全面否定英国工人的传统。他们认为这种传统不能在英国产生群众性的社会主义运动，也不能产生有影响的革命政党，英国的传统是完全失败的，完全不值得留恋。他们主张抛弃英国的传统，转向“国际主义”，他们中一位代表人物佩里・安德森说：“我们再也不想挖掘自己的过去、去搜集进步的或其他什么历史的传统，来给英国的文化经验主义和政治合法主义脸上贴金了。……失望……把我们赶出英国，去寻找开发更广阔的文化天地，结果就有了国际主义这个理论园地。国际主义信念的基础是：如果说历史唯物主义在19世纪中期诞生时至少汇集了三个不同国家的思想体系，即德国的哲学、法国的政治学和英国的经济学的话，那么它在20世纪中期自由而有成效的发展，也必须靠同样程度乃至更激烈地去突破国界。总之，我们不相信马克思主义是一国的事。”（佩里・安德森：《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论战》（弗索版），第148―149页。）出于这种思想，他们对“英国社会主义（及人民斗争）的历史不感兴趣，而把注意力放在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的一般理论问题上”。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就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产生的：一方面，英国工人在工业化过程中的苦难经历主要由费边主义和自由主义来塑造；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知识界产生了无视英国传统、脱离英国实际的倾向。而汤普森试图要做的，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理解英国的这段经历。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在英国出现还有一个社会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劳动人民的社会、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生活水平有所提高，许多劳动人民子女接受了高等教育，成为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思想上相对左倾，对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抱有同情，他们对自己的父兄――曾用汗水浇灌了工业革命之花的普通劳动者追忆缅怀、又充满崇敬，同时又有一种神秘的好奇感，想在他们的经历中寻找自己的来源。这是一种“寻根热”，《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恰恰就满足了这种愿望。因此它的出现，既扎根在英国历史的传统中，又产生于时代特殊的召唤里。

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知识界普遍左倾，苏联的成长和西欧共产党的发展明显对他们产生影响，马克思的著作在学术界广泛流传，出现了像阿尔杜塞和萨特这样一些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而其本身又有很大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学术活动使西方出现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流派，“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在各个学术领域进行研究，做出了一些学术性很强、并不为某个党派的特殊政治目的服务的研究成果。这些人特别重视人类活动中文化的因素，如传统、道德、价值体系、意识形态和组织形式等等，这是学术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有些人称之为“文化马克思主义”。汤普森的书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大背景中产生的。

二

汤普森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是英国（乃至欧洲）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代表作。它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的，不仅是因为作者自己这样说，许多读者这样认为，而且更因为书中用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解释历史，重视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下层人民的经历。

不过，汤普森对“阶级”有自己的理解，他在书中说：“我说的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把一批各各相异、看来完全不相干的事结合在一起，它既包括在原始的经历中，又包括在思想觉悟里。我强调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把它看成一种‘结构’，更不是一个‘范畴’，我把它看成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而且可以证明已经发生）的某种东西。……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不管这种经历是从前辈那里得来还是亲身体验的），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对立）时，阶级就产生了。”（原书第9页，下同）这就是汤普森给“阶级”下的定义。在这个定义里，我们可以看出：阶级的“存在”和阶级“觉悟”是同一的，存在不可能没有“觉悟”，觉悟本身就是“存在”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不可能只有阶级而没有觉悟，阶级不可能先于觉悟而存在。当一个人出生的时候（或是在出生后的某个时候），他就被置于某种生产关系中，在这个关系中处于某种地位。但是，他对这种地位的认识并不与生俱有，他必须通过许多“经历”才能认识到这一点。当很多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感到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并时常对立时，他们就感到了共同的“存在”，也就是产生了集体的“觉悟”，只有在这个时候――在共同的“觉悟”产生之后，阶级才终于“形成”。因此，“自在的阶级”和“自为的阶级”之间的差别是不存在的，有阶级就必须“自为”，没有觉悟的“阶级”是不可想象的。汤普森把“阶级”的概念与阶级觉悟及其意识形态表现形式紧密地联系起来，反映了他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倾向。

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认为，他们可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为这样一个阶级的定义找到依据。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里谈到19世纪中叶法国的农民问题时曾说：“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