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新年：“帝国化”语境中谈“核心价值观”

帝国正在我们的面前出现。

――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

随着柏林墙的倒塌，两个世界重新变为了一个世界。福山宣告“历史终结”。以“全球化”的名义，世界地图发生急剧而深刻的变化。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价值失落，意义真空，用祝东力先生的话说，处于一种“精神崩溃”的状态。北京大学潘维教授《论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一文以深刻的危机意识揭示了“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迷失”的现象。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群体来说，最大的失败莫过于价值观的失败。明亡之际，士人有一种“天崩地解”的感觉。顾炎武鲜明地区分了“亡国”与“亡天下”：“亡国”只是政治统治的失败，“亡天下”则是文明和价值体系的崩溃。如果到了文明沦丧、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时候，布衣百姓也应该起而匡扶世道。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这样的“天崩地解”的经验。孔子的时代，礼崩乐坏，那是“天崩地解”的典型。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现代时期，是“天崩地解”最近的一次经验。

当潘维教授思考“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时候，黄纪苏先生编剧的《我们走在大路上》以文学的形式体现了同样的关注。这个戏剧的副标题是“近三十年社会心理史”。戏剧的主题用黄纪苏自己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三十年的道路以及行走展示了民族复兴与阶级分化正负两种价值”。这个戏包含了忧心如焚的作者对于民族命运挥之不去的忧思，社会分化是作者思考的中心。黄纪苏把中华民族看作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两极分化不仅导致了社会震荡和民族道德的崩溃，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会造成“民族利益”和“民族共同体”的瓦解，导致民族凝聚力的丧失，这个站立起来了的民族可能因此再一次仆倒。黄纪苏以戏剧和激情的形式回应了潘维对于同一问题的理论思考。二十多年来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导致了中国民族内部严重的阶级分裂和社会冲突。潘维和黄纪苏批判了人性恶和原子式的个人主义观点，反对将这种“丛林原则”运用于民族共同体的内部，反对民族内部的残酷“竞争”，相反要将中华民族凝聚成为一个整体，形成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去与民族国家外部西方帝国主义竞争。这既是一种世界的视野，也是一种历史的视野。“民族共同体”的想象要消弭阶级的裂缝和鸿沟，呼唤民族的和解与认同。

潘维教授认为，价值观对于一个社会的构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用他的话说，“先有南斯拉夫民族观的崩溃，后有南斯拉夫民族国家的崩溃。”价值观既是一个社会成立的基础，同时也是一种文明的最高标志。一个社会或者一种文明推展和追溯到最后，拿出来的是它的价值观。每一种文明都具有自己特殊的价值观。不同的价值观创造了不同的文化和道德，表露为不同的政治和法律制度。

古代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文明和国家是一体的。在“家国同构”的时代，我们的价值观是推己及人，一步步往外扩展的：修身治国平天下，从家扩大到国，直至天下，各种伦理关系构成了一个封闭的、完美的同心圆。家族价值观构成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基础和核心：对家施展起来是“孝”，对国施展起来便是“忠”。

潘维指出，“国际观”是核心价值观里最薄弱的一层。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崩溃往往始于国际观的崩溃。鸦片战争使中国的“天下”破裂，从而展开了中国近代史和“改变中国”的一幕，开始了中国现代价值观的重建过程。这种价值重建的过程是围绕着创造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目的而展开的。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一切对于传统价值的破坏都被合法化了。我们无情地摧毁了一切传统不适应的政治、法律、道德、文化和价值。19世纪的中国从经济上来说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以上，甚至超过了今天的霸权美国；但是，却被西方列强，甚至蕞尔小国日本打败了，因此，中国被迫从一种“文明”转变为一个“国家”。同样，1905年，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也成为了俄国革命的导火索。作为欧洲大国的俄国被一个亚洲的小国日本打败了，因此引起了俄国现代深刻的社会政治革命，并且最终使俄国在新的价值观的基础上在20世纪重建为一个“超级大国”。

潘维将核心价值观分为七个层次。我认为，民族国家是最关键的环节。民族国家是西方“强加”于我们的一个东西。中国作为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是被西方“打”出来的。我们被迫创造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被迫接受了现代西方的民族主义。新的价值观的置入和确立需要一定的历史契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家族价值观一次又一次地败于西方的民族国家价值观。因此，从晚清开始了中国现代“破家立国”的过程。潘维强调观念和价值观对于社会的导向作用，精英们的思想变化，然后引起社会关系的变化。但是，另一方面观念和价值观又需要与一定的时代社会相适应。面对民族危机，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发刊词里沉痛宣告：“吾宁忍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于是，中国一再发生“西天取经”的故事。

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是中华民族整体的危机，其历史任务是摆脱被西方列强殖民、践踏的命运。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中国现代历史运动的基本目的是，建立一个自主、独立的“新中国”，即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是现代世界最基本的原理，以至于20世纪现实的社会主义也限于“一国社会主义”的形式。中国革命体现了毛泽东对于一种新型的以工农为主体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构想。毛泽东从“民众的大联合”到“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最终归结为建立一个新型的现代民族国家。马克斯・韦伯在著名的《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中指出：“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扩展只不过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另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并没有使各民族为捍卫自己的文化斗争变得更容易，而恰恰使得这种斗争变得更困难，因为这种全球经济共同体在本民族内部唤起当前物质利益与民族未来的冲突，并使既得利益者与本民族的敌人联手而反对民族的未来。”《毛泽东选集》的第一篇文章是1925年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开宗明义地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正如美国国家意识形态的代表人物亨廷顿在他新近的一本书中的提问“我们是谁？”毛泽东的结论是：“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毛泽东是以什么来划分敌我呢？他是以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作为分清敌我的界线和试金石：谁与帝国主义站在一起，谁就是我们民族和国家的敌人。在《这个世界会更好吗》一书中，我们看到，梁漱溟晚年有一个反省：他早年一直否认阶级，想使中国合起来，可是却没有使中国合起来。相反，毛泽东主张阶级斗争，通过分而走向了合，通过阶级斗争使中国团结统一了起来。毛泽东认为，只有最广大的工农阶级的利益才是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的，中国只有在最广泛的工人农民利益的基础上才能团结、统一、强大和巩固。

潘维和黄纪苏把弱肉强食的国际关系看作是一种宿命，可是，他们却企图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一个“人的王国”。他们对于国际关系“弱肉强食”的看法不仅是一种典型的民族主义观点，而且实际上接受了西方主流的看法：因为没有一个世界政府，所以国际关系是霍布斯的那种“自然”状态，也就是说，国际领域不存在正义。确实，现存的国际组织都是建立在军事同盟之上，一战后的“国联”和二战后的“联合国”都是战胜国的组织。安理会五常是五个战胜的大国。然而，另一方面，孙中山、章太炎、毛泽东都不是这样看待国际关系的。毛泽东划分了“三个世界”。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说：“中国古时常讲‘济弱扶倾’。……所以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如果中国不能够担负这个责任，那么中国强盛了，对于世界便有大害，没有大利。” 章太炎在《送印度钵逻罕保什二君序》中提出了一种新的现代解放的方案：“他日吾二国扶将而起，在使百行得职，无以蹂躏他国，相互毁伤为事，使帝国主义群盗，厚自惭悔，亦宽假其属地赤黑诸族，一切以等夷相视，是吾二国先觉之责已！”他们都看到弱小民族的共同命运和共同利益，弱小民族的相互援助、共同奋斗产生了“国际主义”。可见，孙中山和章太炎等人的现代思想和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一开始就包含了批判和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内容。中国现代的思想并不是简单地等同于“启蒙”和“现代化”，或者“文明开化”。中国现代思想在对于现代西方文明适应的同时也包含了抵抗，在吸收的同时也包含了批判。中国对于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探索隐含着超越西方文明的可能性。因此，当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的辛亥革命发生以后，列宁提出了“先进的亚洲”与“落后的欧洲”的看法。在中国，历史没有终结。

中国是始终抵抗和唯一没有被西方殖民主义彻底征服的非西方大国。在中国，现代化并不是“自然地”发生的，而是由于西方的入侵引起的。现代化并不是目的，而是作为“救亡”的方法和手段而出现的。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延续了五千年的文明古国，在历史上曾经多次被周围低度文明的蛮族所征服。1840年鸦片战争，人们普遍将此理解为“西方文明打败了中华文明”，人们却普遍忽视了在和西方相遇的时候，中国正处于王朝周期性的衰落之中，因此中华文明内在的合理性被压抑了。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现代时期有一点像中古“五胡乱华”的黑暗时代。这个佛教流入的时代，天玄地黄，中国处于苦难绝望的深渊，经受着异族征服、天下崩离、文明解体的巨大混乱、黑暗、痛苦和苦闷。当时，西方印度的宗教征服了中国最优秀的心灵。这种大混沌带来了民族的大融合和文化的大交流，从而产生了更开放的心灵和更辉煌灿烂的文明。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和政治地位的上升，中国不仅必然重新恢复地区性大国的地位，而且必然重新成为最重要的文明中心之一。与我们通常的成见相反，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是一个极端的现代化主义者，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给予资本主义如此崇高的赞美。然而，华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文版序言中却指出：“创立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件荣耀，而是一种文化上的耻辱。”考古学家张光直在他的许多文章中反复强调，世界文明形成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形态，一是西方式的；一是世界式的（非西方式的），也就是中国式的，社会财富的积蓄主要是靠政治程序完成。中国传统的理想是“公正”，它的反面是“偏私”。自“地理大发现”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全球化运动以来，古老的东方文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丧失自身主体性的“洋务运动”过程。这些文明在完成了“救亡”的任务和克服了“殖民”的历史之后，将重新回复其自身文明的主体性。1930年代，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书》中明确地预言了这一前途。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与汪晖的对话中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洋务运动是一个剥夺普遍性的运动，这个过程大约要三百年。这期间中国人的文明观动摇了，似乎西洋优于中国。但一百年后，中国会展现自己的文明特点。到22世纪，人们也就可以用中国的、印度的原理来思考世界的问题，那时洋务运动就该结束了。事实上，这一进程现在已经加速了。中华民族正在面临着一个“继往开来”、“返本开新”的时代。

当中华民族以崛起的姿态走向21世纪的时候，甘阳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提出了“从经济民族走向政治民族”的思考。甘阳在《走向“政治民族”》中指出，中国在进入二十一世纪时将面临的关键考验是，古老的中华民族能否成熟为韦伯所谓的现代“政治民族”。普法战争以后，德国在统一的过程中作为一个新兴大国迅速崛起。甘阳认为，中国当今也面临上一个世纪之交德国所面对的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民族”的课题。韦伯认为，现代经济的发展必然促成社会的高度分殊化，从而引起整个社会日益多元分散的离心力倾向，因此韦伯所思考的是，如何使多元分散的社会利益能够凝聚为民族整体的政治意志和政治向心力，克服民族分崩离析的状态。甘阳认为，中国现代经济和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已经历史性地提出了中国如何走向“政治民族”的问题。进入新世纪，甘阳又进而提出了“从民族国家到文明国家”的思考：20世纪中国的中心问题是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而21世纪中国的中心问题则是重建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他指出，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明”是“现代国家”的源头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