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潭:《单位身份的松动》简介

作者:陈潭发布日期:2007-06-22

「陈潭:《单位身份的松动》简介」正文

《单位身份的松动――中国人事档案制度研究》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1日出版

丛 书:社会转型与公共政策研究书系

作 者:陈 潭(中南大学教授)

ISBN: 978-7-305-04934-7;定 价:35元。

开本: 16开;页数: 10, 286页;装帧: 平装

该书是在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但基本保持了博士论文的原汁原味。选题导火索来源于2003年7月爆出的湖南“汤国基档案事件”,公共媒体围绕这一事件曾经做了连篇报道以及作为评论嘉宾作者先后接受了湖南卫视、河南卫视、长沙电视台、《大河报》、《望新闻周刊》等媒体采访与特约评论。2003年11月和12月,经过由南京大学公共事务与政策研究所主持的两次学术沙龙的充分讨论,遂将该项目确定为作者博士论文的研究选题。随着此方面案例材料越来越多的收集和整理,越发认为人事档案成为了当下人才“坚硬的流动”的一个制度性约束,《南方周末》2004年2月26日发表了作者“传统人事档案制度走向终结”之拙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12月2日和《文摘报》2004年12月12日也以“人事档案制度亟待创新”为题进行了相关研究介绍,《了望新闻周刊》2006年1月2日出版的第1期以《人事档案:命运之符的命运》作了专题采访和研究成果介绍,1月5日凤凰卫视时事辩论会展开了话题讨论。同时,围绕这一问题而参加的学术交流,比如2003年12月在长沙举行的湖南省公共管理论坛、2004年5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10月重庆举办的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以及2005年6月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广东)政府管理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公共管理研究的问题意识要求和学者们的怂恿更加坚定了人事档案制度研究的紧迫性以及人事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于是国内首部人事档案制度研究著作经过几年的调查和键盘前文字、思想的输入以及出版机构的眷顾终于出炉了。

该书以公共政策变迁的理论为研究依据,以公共政策变迁的过程为研究平台,沿着政策均衡-政策失效政策创新的路径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除引论和结语外,文章的主体主要包括五章:

第1章主要探讨公共政策变迁的理论,力图寻求整体论述的理论基石和知识支撑。文章先从制度变迁入手引出政策变迁的概念和内涵,并得出了“政策时滞”、“政策博弈”、“政策演进”三个理论纲要和九个理论命题,同时也具体阐述了政策变迁的失效、创新、均衡三个基本过程及其理论,从而达到理解政策变迁的本质和规律之目的。

第2章主要讨论政策均衡状况下政策存在的状态与意义,从而展现“政策在场”与“制度秩序”的关系。作为官僚制度、单位制度、身份制度的依附性链条,人事档案制度产生于以政治出身为依据的政治身份等级体系、以城乡户籍和所有制为依据的社会身份等级体系、以平均主义为依据的单位系统内资源分配等级体系,在计划经济体制形态下对于当时国家安全、人事管理、信用凭据等方面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同时,在人事档案制度推行过程中,国家层面的政策动员与社会层面的政策认同共同构造了“档案中国”的信任政治格局。

第3章主要讨论了市场经济语境中由于政策的固化所导致的管理困境问题,目的在于揭示和反映刚性的政策与极具“流动性”的时代之间的矛盾。由于中国传统人事档案制度是“官本位”意识和计划经济体制强力作用下的特有产物,随着政策语境的转换,其政策失效和管理困境无法避免。于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政策文本与市场经济时代的政策环境在同一时空条件下相生相存、相互振荡,从而形成了政策变迁中的政策生存尴尬。同时,个人与组织之间的非合作博弈既造成了人事档案的“代理危机”,也诠释着人事档案制度的“信任赤字”。

第4章主要探讨政策与个人的关系,阐释创设以人为本的政策机制是实现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选择。好的公共政策是立足于以人为本的政策,是寻求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政策。从具体的案例事实中说明,人事档案的功能并非提供随意性的“组织意见”和作出主观化的“思想考核”,而是充当公民个人信用信息的真实记录。作为一项政策工具,人事档案制度应该是人性化和规范化并举的管理媒介,是促进政治文明、社会和谐、个人发展的信任替代物。

第5章主要探讨政策创新的理论依据和路径依赖,目的在于搭建国家、组织与个人关系的新型制度化平台。以制度成本理论、公共服务理论、社会信任理论、公民社会理论为依据,阐明人事档案制度从身份走向契约、从特殊信任走向普遍信任的必然性,并明确新型的、科学的人事档案制度路向应该是契约化、法制化、电子化和社会化,从而以利于实现从“档案中国”转变为“信用中国”的现实目标。

结语部分主要探讨社会转型与政策转轨的关系,从而寻求一种具体的制度化政治的生存规律和演进路径。研究指出,不同的社会型态具有不同的公共政策范式,转轨阶段的政策运行一般呈现出明显的“双轨制”特征,于是政策困顿的产生不可避免。强调要走出政策困顿和混沌管理状态,只有审时度势选择颇具回应性的政策创新路径,才能开展具有适应性的社会公共管理。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较,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显得顾虑重重、步履蹒跚,一种双轨制式的政治治理结构是我们必须直面的现实。当下,中国公共政策转轨实践和转轨政治学研究必须解决如下两大突出问题:一是政治制度化不足;二是制度化政治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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