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迪・陶布：自由、民主和犹太人国家

（吴万伟 译）

以色列国家的未来再次成为公众辩论的热门话题。这里有很好的理由：一个可能性是来自敌对的伊朗的核威胁，另外一个可能性来自该地区逐渐转化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慢性内战的和平进程的僵局。但是在有些群体中的常见问题不仅是关于以色列能否生存下去，而且质疑它是否有权生存下去。

有些评论家相信应该重新开启在西方吵吵嚷嚷三个世纪之久的“犹太人问题”。犹太人这个古老的民族应该如何适应现代政治秩序。这些批评家说犹太人在自己的国家实施民族自决权已经不再成为道德上可以接受的答案的一部分了。这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发展。在过去，西方对于“犹太人问题”的态度是更大的政治情绪和政治概念的意义变化的可靠指标。

人们对于当今话题形成的第一点认识很难说是让人惊讶的，人们对民族国家感到越来越不自在。对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恐惧让我们都很警惕极端的民族主义。在1970年代以前，在迅速瓦解的西方殖民地出现的民族解放运动仍然提醒民主世界，民族主义并不总是解放的敌人，有时候是其盟友。但是殖民主义的衰落和解放运动堕落成为第三世界的独裁，连同欧盟和全球化的兴起让他发生了变化。后殖民主义时代产生了超越民族主义的希望，把西方政治想象力中的民主主义情绪降级为反动政党的东西。当今关于以色列未来的辩论明显反映了这个趋势。但是它们也显示反对国家的情绪中不那么明显的特征：自由主义和民主之间越来越大的裂痕。

最近一波关于以色列未来的书提供了这个趋势的一瞥。本文讨论的四本书（当然还有很多）与其说是学术性的不如说是辩论性的，相互之间区别很大。一本是自传性的叙述，作者是德国犹太人移民以色列后又返回欧洲的丹尼尔・布莱彻（Daniel Cil Brecher），另外一本是在以色列生活十多年的法国犹太人记者西尔文・塞普尔（Sylvain Cypel）的著作，第三本是激烈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劝告，犹太人精神分析家，现在是巴德学院社会学教授的乔尔・科维尔（Joel Kovel）的著作。他曾经挑战拉夫・奈德（Ralph Nader）竞争绿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最后一本是分析以色列面临的挑战的书，作者是亲以色列的美国犹太人积极分子米切尔・巴德（Mitchell G. Bard）。很难想象这四个作家能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但是他们确实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民族身份的想法感到不安。

对于巴德的《以色列能生存下去吗？》不安这个词可能太强烈了，但是不舒服的情绪至少是存在的，虽然按他作为美国人的可以理解的，对于那些坚持认为如果你是犹太人认为自己是犹太人复国主义者你就必须移民以色列的以色列人的愤怒。巴德对于犹太人复国主义的定义是相当灵活的，包括所有普遍同情以色列的人。这帮助避免了最初的意识形态的核心：犹太人复国主义创始人认为在现代条件下，犹太人只能通过从宗教到现代和民族基础的转变保存自己的身份和“民族性/民族意识”（peoplehood）。他们坚持犹太人有集体权利，像任何别的民族一样（正如以色列的独立宣言）的集体自决权。巴德并不怎么反对这个观点，只要他对它比较模糊。他对犹太人复国主义的合理性证明主要强调反犹主义（尤其是当今极端主义伊斯兰）而对民族自决权轻描淡写。因此他对犹太人复国主义的支持更多是从负面而不是正面的。

在《困境：处于死胡同中的以色列社会》（Walled: Israeli Society at an Impasse）中，《世界报》（Le Monde）高级编辑塞普尔更直接对民族主义进行攻击，在他看来，以色列患上了集体自我中心主义的毛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受害者，都拒绝对方的受害者地位。因此任何解决方案的关键就是结束否认对方。但是塞普尔认为以色列建造了围墙，把自己围起来，看不到对方，因而走到相反的方向。

塞普尔大大夸张了这种否认。比如，他很少注意到他讨论的许多真相，他说以色列否认的严酷事实不是他自己作为记者从尘封的档案中挖掘出来的，他主要依赖以色列学者的著作和以色列唯一的高雅的报纸《国土日报》（Haaretz），那些很难是偷偷摸摸的来源。和塞普尔以色列历史学家伯尼・莫里斯（Benny Morris）的著作在2000年前没有一本是希伯来文写的假设相反，莫里斯的开创性的著作《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起源：1947-49》（The Birth of the Palestinian Refugee Problem, 1947-49）实际上是1991年用希伯来文发表的，在以色列大众新闻媒体上引起长时间和热烈的辩论。对于在以色列居住十年以上的人来说，现在居住在巴黎的塞普尔是严重脱离以色列政治的人。

以色列的公众，像巴勒斯坦一样，更多关心自己的痛苦而不是对方的痛苦，这确实是真实的。这可能适用于所有冲突，但是塞普尔似乎让这个成为他分析的中心。以此为基础，他推论说任何解决办法必须首先治疗各自民族叙述的内在的集体自我中心主义。但是塞普尔是法国人，法国是强大的共和国和确定的民族，他或许记得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所以他不容易被诱惑说去掉民族独立的欲望是和平的关键，或者是实现民主的先决条件。相反，他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民族主义当作错误的民族主义。问题是：它们是“种族的”国民身份。塞普尔没有清楚解释“种族的”这个词如何适用于以色列的民族身份。但是他显然心中想的是和法国的共和国民族主义品牌对比的，从形式上说（虽然在社会实践上不一定）把公民身份等同于民族身份：如果你有法国公民身份，你就至少在理论上自动获得法国民族身份。

丹尼尔・布莱彻的《异乡人：民族主义之外的犹太人身份》（A Stranger in the Land: Jewish Identity Beyond Nationalism）的书是用更次要的钥匙写成的，他寻找从个人身份冲突中逃离的细节和历史和政治分析编织在传记中。布莱彻的父母在二战的动荡中逃离欧洲，在以色列流浪，但从来没有觉得在家的感觉。他们最终在1953年定居在德国。但是他们的儿子丹尼尔作为德国犹太人不自在，因而在1976年移民以色列。但是它作为犹太人国家的本质让布莱彻感到刺耳。他自己的人道主义观点受到“被民族主义伤害的少数民族”的个人经历的影响，所以他对看到的以色列追求“种族上纯洁的社会”感到不安。和以色列的关系破裂开始于微小的政治观点分歧，在他在第一次黎巴嫩战争（1982年开始的）中在预备役服务后急剧恶化。布莱彻的经历回顾起来似乎特别有讽刺意味：他和在教官队的其他学者被委派提高战士的道德水准。

该书的口气是一贯古板严厉的。但是它确实有个快乐的结尾，作者又返回到欧洲，在阿姆斯特丹的世界性环境中安家。个人情况也是政治情况：他相信布莱彻和自己的和解也适用于以色列。以色列应该超越民族主义成为“所有公民的国家”，他说，成为“个人公民的权利和发展受到保护和推动，不管他的种族和宗教如何，自由和人权而不是犹太人复国主义位于最突出地位”的国家。

在乔尔・科维尔的《克服犹太人复国主义：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创建单一国家》（Overcoming Zionism: Creating a Single Democratic State in Israel/Palestine）中，民族主义更明显地等同于罪恶。科维尔是直截了当判断的人，他对于犹太人复国主义作为特别糟糕的民族主义形式的认定是非常严厉的。他说以色列是“绝对非法的，”是“国家结构的种族主义”的“凶恶的冒险”。犹太人复国主义者信条的历史科维尔不感兴趣，在他看来，问题开始于犹太教。他说犹太教总是有两个相反的倾向：例外主义和普遍主义。犹太人复国主义是例外主义一边的直接后裔。它的来源在于以色列人是上帝挑选的人。按照科维尔的马虎的黑格尔主义，身份的所有形式都是对他者的否定。如果他们不否定否定，他们就得不到普遍主义，因此他们是非常有害的。普遍的民族主义和特别的犹太人复国主义在这点上都失败了。他们通过排除别人确定自己，因此他们恰恰违背了自然正义(科维尔基本上等同于自由主义)。

如果本书的编辑把科维尔的尖刻的狂热的口气减弱点，建议反对动物学的比喻，将让该书大大改善。比如更聪明的做法是不要把对种族主义的指控通过把犹太人定居者比作“那些在猎物的身体内产卵的昆虫，然后从内部吞噬主人的幼虫孵化成为新生物”。

真实的情况是科维尔不是种族主义者，只是自由派狂热者的绝对主义者。他“战胜”犹太人复国主义的事业充满斗志是因为对于绝对的罪恶没有妥协的余地。他争取彻底摧毁作为信条的犹太人复国主义，通过首先呼吁列出在北美所有支持亲以色列游说团的人的黑名单，然后组织针对以色列的文化和经济抵制活动，最后用返回的巴勒斯坦难民吞没犹太人多数。只有在那时重建才能开始。科维尔决不赞同现在流行的所谓两个国家的建议。重建应该以像布莱彻那样的非民族的自由民主国家为目标。

在以色列成立以前，犹太人复国主义者领袖后来成为第一任总统的查姆・魏兹曼（Chaim Weizmann）说以色列将是犹太人的，就像英国是英国人的一样。那么，犹太人的民主国家和英国民主国家对当今许多批评家来说存在矛盾冲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似乎和犹太教作为信仰状态没有联系。从一开始，犹太人复国主义就努力进行犹太人身份的世俗化革命。这就是为什么多数正统犹太人最初反对这个运动的原因。到今天为止，以色列中的大批极端正统派少数，虽然积极参加以色列的政治，对以色列的民族身份深恶痛绝。但是仍然真实的是犹太人复国主义保存了犹太教作为宗教的许多纽带，常常向正统派做出妥协让步。结果是教会和国家的没有清晰界限的区别。这是把以色列挑出来作为非民主国家的理由吗？或许不是。英国有国教，正如丹麦和挪威一样，但是这似乎不构成非民主特征的证据。希腊人把宗教认同和国民身份认同一致起来，波兰人并不明确把罗马天主教和国民身份清楚区别开来。但是这些国家也被认为是民主国家。而且，政教严格分离比如法国不一定就更平等。法国对于宗教具有公共维度的（比如在学校把头包起来的穆斯林妇女）少数民族极端地攻击性。以色列的穆斯林少数民族在这方面就好多了，比如以色列有公共资助的阿拉伯语学校，国家开办的穆斯林婚姻家庭法庭。阿拉伯语是这个国家的官方语言之一。

或者再返回到法律问题。该法律给予移民的犹太人自动的公民身份。这是让以色列成为非民主国家的理由吗？很难说。许多其他有种族迁徙的国家都有类似的法律：如芬兰，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波兰等。

或者核心的问题，正如塞普尔所说，犹太人复国主义是“种族”民族身份？自从以色列社会学家萨姆・斯莫查（Sammy Smoocha）在1996年创造了“种族民主”（ethnic democracy）这个词作为指以色列后就常常被用在关于犹太人复国主义的争议上。他没有清楚解释这个词到底什么意思，但是他当然不是意味着今天的批评家含沙射影的意思，以色列法律明显禁止的东西：把充分的公民权只限制在犹太人范围内。

尽管不断使用，我们仍然不清楚为什么“种族”这个词在描述在种族上远比不如法国，德国，希腊，荷兰，波兰或者瑞典更单一的以色列是有用的。在什么意义上“种族”描述的以色列犹太人的共同身份和阿根廷，英格兰，埃塞俄比亚，德国，摩洛哥，俄国，也门不同？人们怎么归类这个大群体，没有以色列民族身份但毫无疑问是犹太人的极端正统派？他们是文化的一部分，但是不过国民？在以色列真正的分界线是国民性，在那些有民族身份以及没有民族身份的犹太人之间，除了添加了贬义的光环外，用“种族民主”替代“民族民主”并没有多大成就。

同样的，以色列国境内少数民族的存在并没有对其民主产生任何独特的问题。其他民族国家也存在试图保持自己独特身份的少数民族：西班牙的巴斯克（Basques）人，波兰的德国人等。但是少数观察家把那作为否认波兰和西班牙多数人的民族自决权的基础。即便如此，以色列的情况特别复杂，因为国家一直在和以色列内属于少数民族的巴勒斯坦人发生冲突。但是那也不是以色列内在的是邪恶的国家的本能感情的根源。不安的根源更多地与以色列占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四十多年的事实有关。

因此，在本质上，“民主”和“犹太人”之间的所谓矛盾是对追溯到犹太人复国主义的占领的阅读。以色列的最激烈的批评家越来越多地倾向于这样看待问题：犹太人复国主义是假定土地只属于犹太人的“血与土地”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