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栋：灰色的民主和金色的妥协

民主是是各种利益之间孜孜不倦地寻求妥协，是各种激情、情绪、仇恨和希望的市场。妥协寻求中间地带，其实现之日，民主即诞生。

崔卫平在翻译了《哈维尔文集》之后，又为国人奉献了米奇尼克的《通往公民社会》。她的这两本译著对有志于中国民主化的人士，应该说是深具启发性的必读书。

相对于中国来说，捷克、波兰等东欧国家在民主化方面是先行者。米奇尼克说，他和哈维尔等人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私生子”；而与他们年龄相近又有共同志向的中国人，则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逆子”，从时间上晚了二十年。波兰在六十年代中期已经有三十四人联名发表“公开信”，著名知识分子、作家、科学家一致抗议官方的审查制度；在中国，到了八十年代末才有类似的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的联署公开信，而公开抗议官方书报检查制度的呼声，则始于2004年初春***的那篇颇具影响的《*****》。波兰等东欧国家在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初已全部实现了民主化转型，而中国民主化航船的桅杆，多少年来一直若隐若现，非花似雾，直到今天还没有出现在东方的地平在线。所以，了解别人的过去和现在，可以帮助我们自己设计并走好今后的路。

“我们可以谈话，没有仇恨”

米奇尼克出身于波兰的一个老革命家庭，曾充任“团结工会”顾问，在瓦文萨执政期间，一度出任国会议员，旋即辞职；从1992年起，主编《选举日报》至今。他不仅批判极权制度，也批判自己的领导人、号称“民主斗士”的瓦文萨。他在权力、意识形态之外，面对公众发言，推进独立的社会运动，告诉公民应该如何做，而不是告诉当局如何做。在他身上，真正体现出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和普世精神。

米奇尼克早年也曾是共产主义的信奉者。他在青年时期彻底告别斯大林主义后，首先是向托洛茨基主义和其它的欧洲左派寻找灵感和思想资源。他最终选择了自由民主的价值理念，意识到西欧左派和东欧知识分子的关怀有所不同：对前者来说，“最基本的概念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我则是极权主义和反极权主义”。如何反对现实中的极权主义，根据欧洲左派的思想传统，最容易想到的便是革命。但是米奇尼克很快便否定了通过革命实现民主的想法。他在《狱中书简》中写道：“相信通过革命来推翻党的专制，既不现实又很危险。”这种危险并不只是对个人而言，也是对社会而言。“那些运用暴力攻占当今巴士底狱的人，很容易建造一个更加悲惨的巴士底狱。”

“极权主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革命暴力的运用。我父亲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相信革命暴力能够带来社会公正。这给他带来了八年牢狱之灾，那是在三十年代的一次莫斯科审判。他肯定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我需要重蹈斯大林审判吗？我也向自己重复这个问题，答案是暴力毁坏了使用它的人，令其陷入非道德。卡斯特罗想要一个自由的古巴，但是在反对巴蒂斯塔的斗争中，他被自己的权力所腐蚀。不管谁运用暴力赢得了权力，他必须运用暴力维护权力。那些被教导运用暴力的人不可能放弃暴力。在我们国家，争取自由的斗争曾经聚焦在权力层面而不是创造公民社会。因此它最终导向集中营。”革命是自由的儿女，但却是专制主义的父母。“暴力折断了社会的联结。并且，当社会如此原子化，其内部政治崩溃，它就变成自动导向极权主义。……因此关键问题在于建立一个民主社会，沿著团结的合作尝试的道路改变社会的权力系统，使得极权主义成为不可能。”

米奇尼克认为，民主制度有赖于统一国家中的社会团结，社会团结则有赖于各阶层和团体具有一种妥协的心态。政治妥协的主题来自柏克的现代保守主义传统。他说：“所有的政府，实际上各种人类利益、每一种善和每一种富有成果的行动，都是建立在妥协和交易的基础之上。”大革命的价值必须被迫通过妥协途径的改良所吸收。

米奇尼克说：“我的妥协图景是以现实主义作为一个起点。地缘政治学的现实是，我们不可能强大到在波兰赶走苏联红军。我的妥协图景还拥有另外一个起点。它建立在我的一种确信之上，多元化的民主必须面对错综复杂的现实并与之妥协。妥协哲学是一种认可犹豫的哲学。相比之下，激进主义的、革命的、煽动的和暴力的哲学，采取了更为简单容易的途径，正如我已经解释过的，它导向断头台而非民主。”

妥协的前提是对对手的理解与信任。米奇尼克终于伸出手来向当年波兰军管会主席雅鲁泽尔斯基寻求妥协，要求进行没有敌意的对话，而不是向后者投降。历史的惯性证明，执政者在寻求妥协方面，似乎更难作出决断，特别是在时机的把握上心存疑虑，他们害怕后退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或者招致对手的进一步施压，不相信民主程序能约束每一个人的行为，所以一次次地坐失良机。在他们自认为有力量的时候，他们还想获得更多的东西；可当他们失去力量而不得不忍痛丢掉一些东西的时候，危机已经爆发了。雅鲁泽尔斯基就曾透露当年他本人对反对派人士的矛盾心态：一方面在潜意识中有某种相当的尊重，一方面又视之为服务于外国势力的某个颠覆团体――尽管服务于谁并不清楚。与执政者政见不同的人，必定是效力于外国势力的卖国贼，必定是分裂国家、扰乱社会的颠覆者。所有的雅鲁泽尔斯基们几乎都怀有这样的心理。这种连专制者自己也似信非信、却不断重复的鬼话，虽然早已没有市场，他们依旧还要拿来蒙骗公众。除此之外，似乎再没有更好的语言。所以，真正有意于政治改革的执政者，首先要尝试调整自己的政治心态、思维方式和说话腔调，消除敌意，才有可能实现和反对派对话。

我们中国人在1989年丧失了一次难得的妥协机遇，电视上所播出的五十年难得一见的对话镜头，不能算是对话，更象是僵持，双方唇枪舌剑，谁也不想向对方伸出橄榄枝。到后来，执政者甚至把妥协提到了亡党亡国的高度来认识，最终导致了**镇压的**事件。十五年过去了，现在公众要求为“**”平反，其正面含义就是寻求妥协，是对政权合法性的承认和尊重，也是对手上没有沾血的领导人的信任和期待。这不是挑衅，而是为实现全民和解创造一次机会。在局势还未失去控制的时候，尽快收拾人心，防止谁也不希望出现的无序状态。善意的回应，不是抓人，而是对话；在缓解而不是激化矛盾的条件下，坐下来探讨各种可能性。这要看掌权者有没有胆识，有没有能力跨出这一步，这一步就包含著治国安邦的大智能。

其实妥协的机会随时都是存在的，需要的是双方都有妥协的愿望和宽阔的胸襟。当年，北京社经所的陈子明就曾撰文，呼吁“妥协是解决社会冲突的好办法”，后来由于形势恶化，这篇文章未能公开面世，但这种目标始终是子明及其身边知识群体的共同政治理念。作为理性的、具有建设性的和负责任的反对派，他们并不在乎由谁来掌权，而是关注行使权力的方式。寻求妥协也不是因为认识到现存政权强大得不可动摇，而是力图打破“革命――专制”、“清算――复仇”的恶性循环，学会如米奇尼克那样的“互相交谈而没有仇恨和敌意”。

民主是灰色的

革命的理想主义者梦寐以求的是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人间天国”，他们也是至善至美的道德绝对主义者。颇具反讽意味的是，他们抛头颅洒热血建立起来的，却仍是一个“邪恶帝国”，不过是简单的王权易位、循环往复罢了。“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女”，这才是真正的历史悲剧。所以，米奇尼克根据历史的经验告诫人们：警惕妖魔化共产主义的同时，也要警惕把自己天使化，因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完美的，实际上，我们争取和得到的仍只是一个不完美的世界。在所有不完美之中，民主或许是不那么邪恶的东西。

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追随自由民主的旗帜走上革命道路的，但终其一生，也没体验到自由是什么感受，也没见过民主是什么样子。唯一经历的，是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大批判”和文革期间的“大民主”，其实就是赤裸裸、血淋淋的“红色恐怖”！米奇尼克认为，民主是灰色的，而“灰色是美丽的”。“团结工会为了一个本质上不完美的公民社会而斗争。……我们不应该为一个完美的、摆脱了冲突的社会而斗争，而是为了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冲突在民主游戏规则之内得以解决。”我们还不能仅仅把民主理解为“一种建立在多数人统治之上的秩序”。胡适喜欢说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一种统治方式。这就是说，民主既不是手段，也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机制，就像空气、水分和阳光都是生命赖以存在的要素。民主不同于专制，专制必须每时每刻地依靠镇压和欺瞒手段才能维持统治，而民主只要依赖普通人的共识就可以正常运行。“民主涉及人的生存境况和人的权利。它提供了一幅宽容的图景，一种对于文化传统重要性的理解，于其中，有可能冲突的人类价值都可以得到培育。”王思睿在《为什么不是“中国的民主”？》中写道：我们所说的（广义的）民主思想体系，至少要包括分为三组的九个概念。第一组是共和、宪政、法治，第二组是自由、民主、平等，第三组是博爱、善治、自治。（狭义）民主虽然是这一思想体系（广义民主）的核心与代表，但它并不能代替其它的思想。这些思想观念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例如在自由与平等之间，但更多的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同时应当强调，虽然民主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民主是万万不能的。生活之树长青。古今中外、各种各样的文化都要由当代生活来检验、剪裁和取舍。腐朽没落的文化被历史所淘汰，富有生命力的文化进入人类文明的宝藏。民主的思想体系正是通过人类生活的不断洗礼和考验，才成为世界主流文明的基石。

马克思在为国际工人协会制定的共同章程中曾经声明：“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柯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所谓“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就是“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一个人有责任不仅为本人，而且也为每一个履行自己义务的人要求人权和公民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136页、662页）这就是马克思设想的公民社会，最后却又被他鼓吹的暴力革命、阶级专政吃掉了。共产国家不存在“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也不存在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只存在统治和被统治的敌我关系。我们必须重新出发，因为还有“没有吃过人的孩子”。但是，抵抗专制制度是去冒险，甚至是去牺牲，不止是个人的安全，也包括朋友和家庭的安全。每一天你都必须在可能付出的代价面前作出选择。这些决定并不是学院式争论的结果，而是要付出坐牢或生命代价的道德行动。在一个专制社会里为民主事业而奋斗和献身，显然不是一个普通人能够具有的品德。因此道德绝对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对一切自觉自愿地为建立民主制度而斗争的人们仍有指导意义。

秦晖在《实践自由――再祭李慎之》中写道：无论古今中外，低调律己高调律人的暴君与伪善者都不乏其人，而低调律己低调律人的“嬉皮士自由派”与高调律己高调律人的英雄也不难找。但是，高调律己低调律人的人的确是少而又少。一些宗教中的圣徒具有这样的品格：为了拯救众生，他们基于信仰而愿意戴荆棘冠、钉十字架、上火刑柱，但他们并不要求别人也这样做，不要求别人与自己一样付出代价，也不要求他们回报自己的付出，甚至对别人的不理解、别人的敌对也以德报怨，正如胡斯对待那位往自己火刑柱上添柴的“虔诚老妇”。在逆境中圣徒勇于舍身殉道，但在得势时他们通常并不以势压人。圣徒并非神学家，他们主要不是信仰的论证者，而是信仰的实践者。如果说作为一种具体信仰的基督教不能没有神学论证，但作为运动的基督教更依赖圣徒的实践。那么超越于具体信仰之上、对于“多元化、信仰自由、宗教宽容、诸教平等”的信念可以说是一种“元信仰”，如前所说，这种“元信仰”之难不在于论证而在于实践。因此自由主义当然不能说不需要自己的“神学家”，但更需要“圣徒”，它对后者的需要超过任何具体的宗教信仰。以高尚持身，己虽达而知权力之限；为“庸众”而争，境固穷而惟权利是守。此谓之圣徒。方今天下，求一己之“自由”者多；自古域中，驭八荒之英雄者众。而圣徒不世出。“无圣徒而自由难成秩序，主义或为谈资；英雄演为屠夫，内痞滋生外霸。有圣徒者，其为慎公乎。”

米奇尼克在褒扬道德绝对主义者的同时，也指出了道德绝对主义的局限性。“对于反对专制的个人和团体来说，道德绝对主义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但是对于在极权专制的废墟上建立民主程序来说，它却是一种弱小的力量。在这里，不再存在一个正义的、融洽的和完美的乌托邦，也不再有道德绝对主义的位置。这两者都变成了过时的或者虚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