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东来：政治：难以摆脱的公共空间

年轻时代，一腔热血，自然会热衷于有“改天换地”之功能的政治。为此，在1984年读研究生的时候，我还专门为一次全国性研究生代表会议写过一篇《论研究生从政》的交流文章。现在，文章早就没有了踪影，但其中的主要观点居然还历历在目，主要是说国内大学的传统一向是好学生留校当老师，一般的学生才到社会的管理部门。为了实现现代化，应该改变这一情况，鼓励好学生从政，优化公共管理者的素质，提高管理的现代化水平。现在看来，这样幼稚的想法不过是“学而优则仕”的现代版。虽然谈起问题了津津有味，但轮到自己的头上时，却成为了好龙的叶公。第二年毕业时，我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推荐到团中央的国际部工作，但到最后关头，却临阵变卦，考了当时还相对稀罕的世界历史专业的博士生。由此，走上了一条从事学术研究的不归路。当时，安慰自己选择的居然是美国政论大家李普曼的一句名言：“学者想要控制政治，结果是政治控制学者”。

二十年过去了，虽然自己一直远离政治，但政治却总想控制我。所以，在特定的社会中，李普曼的话应该改为：“即使学者不想影响政治，政治也要控制学者”。最具讽刺意味的是，翻检自己过去的学术文字时才发现，政治这一主题居然是唯一可以贯穿我不断转换的学术兴趣的一条主线！不论是研究大国的外交，还是研究国际体制；不论是研究一般性的族裔冲突民族自决，还是具体的宪政法治；不论是讨论宏大的国际事务，还是学术界茶杯里的风波，其实质问题都是权力的获得与使用、利益的分配与协调，秩序的建立与维护，而这些恰恰是构成了政治的基本要素。

仔细想来，这实在也不奇怪。所谓政治不过是个体赖以存在的被管理的公共空间而已。对个人来说，这个公共空间可以从所处的小社群到神圣的民族大家庭；对一个民族或国家而言，这个公共空间可以是从一个具体的国际组织到抽象的全球社会。由于个体注定要存在于某种形式的公共空间，故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称“人是政治的动物”。用政治来界定人与非人，足见政治性乃人的本性。从历史来看，也的确如此。人类的形成和发展几乎与政治难舍难分。在人类的早期，因为自然环境的残酷，个体的不依靠群体便无法生存，于是就了群体合作，有了氏族社会，有公共空间，有了公共权力管理公与私的关系，也就有了政治的最重要的含义权力。有了不同的氏族，人类不仅面临来自自然的挑战，而且也来自同类的挑战，为了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人类之间就出现了仇杀，于是就有了“我们”和“他们”的身份确定，“我们”可能从氏族发展为部落及部落联盟，最后成为国家。他们可能也遵循同样的途径成为另一个国家，于是政治便有了另一种含义确定和构建身份。国家只是最后的身份，而在国家内部，因出身、血缘、地域、职业和地位不同有着不同的人群，而有限的公共资源不可能得到平等均分，即便是弱肉强食，也还是需要某种秩序，于是政治有了第三种含义，秩序的政治。而源自五百多年前哥伦布等人航行和探险所开始的西方扩张，又把世界上所有孤立和分散的民族与国家，裹挟到不可抗拒的全球现代化进程之中，形成了一个日益紧密国际社会，出现了与国内社会拥有一样政治诸要素（权力、身份和秩序）的世界政治。

这本文集中的文章，就是从这些不同的侧面或者说维度来说明政治的内容、本质及其意义。第一组文章讨论和评析的是西方（美国）学者有关世界秩序与国际制度的理论。全球化使全球治理日益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如何使世界秩序与国内秩序协调发展，如何维持国际社会起码的正义，需要人们越来越多的思考。

尽管国际制度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但是，当今的国际社会的基本单位和行为体依然是主权国家，而其中大国的政治外交对国际制度和其他主权国家施加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后者对大国的影响。这个世界依然是大国主导的世界，因此，探索和理解大国的国际政治行为成为第二组论文的主题。

世界大国关系中，与中国最为重要、同时也存在巨大挑战的无疑是中国与美国的关系。这一关系充满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恩怨怨。两国的合作和敌对不仅直接影响到两个国家的发展与稳定，而且也波及亚洲和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探究中美关系的政治后果及其内在的发展逻辑是第三组论文试图努力的方向。

虽然主权国家常常等同于民族国家，但世界上纯粹的单一民族国家极为罕见。在国家主权和领土被认为不可分裂的传统国家观依然占主导的情况下，欧洲近十年的发展却让人眼花缭乱。在中东欧地区，多民族国家的分裂居然成为冷战后的新景观，而在原来的西欧，却出现了与此裂变进程完全相反的聚变（一体化）进程。与此同时，一向以民族大熔炉之居的美国则出现失去民族同一性的担忧。理解这些涉及民族或族裔政治的难题是第四组论文的工作。

一般的看法是政治决定了法律，但殊不知，在美国这样的法治国家中，经常看到的是法治特别是它的最高体现宪政，界定并规范甚至改变着政治！这一切如何成为可能，是作者近年来一直苦苦思考的问题。第五组论文就是这些思考的初步成果。

作为学界之人，不仅时时刻刻受到外在政治有形和无形的挤压，而且还面临着学术共同体内部政治的束缚。高智商人物云集的学院，其政治的复杂性与其中人物思想的复杂性相辅相成，以至于对国际政治烂熟于心的大师级学者摩根索感叹说，“最复杂的政治莫过于校园政治”。最后一组文章部分地涉及到了学术中的政治以及政治中的学术。

这些文字，都是从过去十多年中我所发表的上百篇学术性文章中所选择出来的，基本上基于三个标准：一是专业化论文注意其原创性；二是评论性文字上突出其可读性，三、已经综合并编入到作者已出版著作的文章尽量不收。就文章的性质而言，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根据解密的政府档案所进行的历史研究，以期填补国内外这些课题的研究空白；二是基于公开的官方文件进行的政策研究，力图对现实问题进行客观的学术分析；三是对有关学术著作和学术理论的评论和解析，帮助国内读者把握一些较新的学术著述和思潮。所有的论文都是围绕着某一具体问题、概念、著述、理论和机构展开的，是地地道道的“探微”之作。为保持原貌，收录文集时只对文章作了必要的技术性修改，恢复了最初发表时被编辑删掉的某些部分。每篇文章后面均注明了原始出处和最初发表的时间。

这些文字，不论是历史问题的研究，还是现实事务的讨论，或是对学术研究本身的评论，涉及的虽然都是广义上的政治世界的议题，但基本的出发点却是纯学术的旨趣，这也是为什么文章类型多样，议题广泛的主要原因。本着求真和创新的原则，从本人学术兴趣所选择的这些研究或评论题目，基本上是学术界没有作过或作得很不够的题目，并尽可能地发掘新材料，尝试新方法，小心求证，努力寻求历史内在的真实和逻辑解释的完备。

和任何一项创造社会财富的工作一样，学术研究同样需要充裕的时间、良好的心境、安定的工作条件和必要的物质投入。在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优越的工作和研究环境中，我很荣幸地能够同时拥有这些条件。对于该中心的历届中方主任---他们是王志刚教授、陈永祥教授和黄成凤教授---多年来对我的关怀和提携，我深表谢意。

书中的一些研究论文是我在海外从事客座研究期间完成的，在这里我也要对下列为我提供研究资助的研究机构表示感谢：挪威诺贝尔研究所（Norwegian Nobel Institute ），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国际冷战史项目（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和香港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还有若干篇论文是我和我的合作伙伴共同完成，虽然我已经在这些文章的题解中注明了他们的姓名，但是，对于他们允许我把这些文章收入到本书中的慷慨做法，我不能不对他们逐一感谢：他们是陈伟、张振江和胡晓进。在文稿的输入和校对方面，我得到了我的学生蒋阿凡、刘华和吴晓天以及我的女儿任琬洁的帮助，谢谢他们。

中国军事科学院程亚文先生的推荐，《政治与法律论丛》主编高全喜教授的鼓励，让我有机会整理这些过去的文字，把它们编辑成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年轻编辑邓丽华的认真校订，避免了一些令我汗颜的低级文字错误。对于他们的这些帮助，我会牢记在心。

2004年2月26日于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任东来著：《政治世界探微》，北京大学出版社将出，系高全喜主编《政治与法律论丛》之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