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永祥：纪念伯林之死

伊赛尔・伯林是当代一位影响力极为深广的思想家。《自由四论》(有陈晓林君中译本)与《俄国思想家》(有彭淮栋君中译本)两本文集固然为读书人所周知；《刺渭与狐狸》、《马基亚维利的原创性》、《反启蒙运动》、《民族主义》等多篇文章也久已脍炙人口；《自由的两种概念》(三联版《公共论丛》第一、第二辑刊有此文的中译――编者注)更是相关文法科系一代又一代学生的必读小经典。不过伯林作为思想家，却与我们心目里熟悉的思想家形象有些不同。

伯林出身哲学，可是他名世的学术身分乃是思想史家；确实，几乎他所有的观念，都是藉由对人物、运动、思潮的思想史研究来表达的。相应于此，他的思想史著作也洋溢着清楚强烈的问题意识，从不限于排比材料，或者做即兴的诠释与机械的化约。

伯林的思想史研究，在三个方面造就了这位自有独特色彩的思想家。

第―，他无意于营造系统的理论，也没有提出全面的学说。他不是康德、黑格尔，也不是罗尔斯或者哈贝马斯。除了早年的少数专技性哲学文章，他几乎未再脱离思想史的脉络去抽象地谈概念。我们无法想象伯林像罗尔斯那样经营“正义的两项基本原则”，或者像哈贝马斯那样建构“沟通伦理”的历史取向，自然更注定了他会迥异于古典的系统哲学家，或者是十九世纪的社会理论家。

第二，即使接受了思想史的取向，我们也会注意到，伯林的著作通常题材分散，而体裁也以文章为主。如果我的记忆无误，除了极早年的《卡尔・马克思》，是写成章节完备的专书，此后他的作品均是单篇的议论(essays)、长短论文、演讲、广播谈话、乃至于杂文；发表场所也往往是在《纽约书评》之类的文化刊物，直到近20年来才择其要者逐册结成文集。而他讨论的主题，则泛及政治哲学、文化意识、历史理论、近代西方的几大思潮、俄国思想史，乃至于维柯、赫德、哈曼等遭主流思想史淹没的人物。由于这种著述方式，伯林的影响虽然广远，却少了一般思想家吸尽一江水的霸业雄图气味。

第三，伯林当然有他的“主张”，不过这类主张往往是批判性的而不是积极性的，旨在指出限制而不在堆砌希望，目的在于提醒而不在鼓吹。他的思想中间，几乎没有任何许诺成分，因为他知道自己无能给人类提供任何解答或远景；但是他相信，期待解答或远景的人，最好对人类的处境稍有了解，以免陷入幻觉。我们称他为思想家，原因就是他对于了解人类的处境，作出了人文意识浓烈的贡献。

在这方面，伯林的思想在表面上虽然沾染着几分英国的保守世俗色彩，实质上的悲剧意识，却更接近韦伯。我始终不解，渊博如伯林，从容游走于俄、意、英、法、德多国思想传统之间，何以竟然终身不曾正面讨论过与他思想接壤的尼采和韦伯?这个问题，或许将成为当代思想史最有趣的公案之一。

熟悉韦伯“价值多神论”的人，其实已经掌握住了伯林思想的核心议题。伯林深信，人类所追求的目标和价值不仅杂多，并且相互冲突；这些价值无法形成―个高下各有定位的层级体系，也缺乏一个可以共量的尺度。价值冲突不仅在团体之间与个人之间都存在，在各个人内心也会爆发。因此，即使是平常人的日常生活，也注定充满着疑惑、将就、矛盾、不安与永远游移无定的向注。可是人类无法忍受这种不确定的存在，于是产生了对于一元论体系的渴求。伯林认为，西方思想的主要传统，基本上都是一元取向的。他终生的批判对象，也就是这种弥漫两干多年的一元论传统。

撇开古典哲学和基督教这两个庞大的一元论救赎体系不论，近代西方的―元取向，主要诉诸普遍理性与普遍人性。启蒙运动，在伯林眼中乃是这整个趋势的代表。可是藉普遍的理性或普遍的人性，真能够整合价值、消解价值的冲突吗?可以，代价却是以阐明理性或者人性需求为名，抹煞多元与差异，将某种秩序和价值观强加于心灵和社会。启蒙思想家在这方面的构想，今天看来或许童叟无伤，可是各类社会工程师，在后继时代里仍然精益求精地设法落实启蒙运动的原始雄心。他们的成就，在今天我们的生活里随处可见。伯林撰写《自由的两种概念》，目的即在于戳破启蒙思想躲在“积极自由”说词之后的整体一元倾向。

西方的反启蒙传统，已经发展出了对于一元主义的批判。这也就是伯林专注于挖掘这个传统的主要动机。历史有一个朝向一元终极目标的直线方向吗?抽离的理性能够掌握自然的多样风貌吗?原子式的个人能够滋生价值吗?各种文化的独特性能够用一套普遍的标准来臧否吗?启蒙与反启蒙的对立，今天看来或许多已失去尖锐性，但是其背后一元与多元、普遍与个别的争执，在当前的多个领域里，仍以其他形式方兴末艾。用政治社会的理论与实践为例，普遍主义、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多文化主义、公民身分的普遍权利与身分差异、乃至于民族主义从“对外求异”到“对内求同”的暖昧性格等等讨论，用意都是企图安顿一元与多元两方面的要求，却又难得其解。

在哲学和文化理论的领域里，这类争执就更明显了。不错，上帝已死，后现代似乎已经接收了全部遗产。可是，当后现代主义有如尚不解事的顽童，正为严父去世后的解放感而欣喜雀跃时， 伯林的不同，或许不在于具体的论点，而是在于他更为了失怙之后的责任与坎坷前路而忧心焦虑。

作为一个人，伯林距离我们实在很远，他是英国长大的俄裔犹太人，在牛津大学求学任教一生，出入英国和欧美的高级文化学术社交圈，个人关怀所在则是犹太民族的命运。不述他的思想确实有相当的启发性。阅读伯林，是一种愉快的经验。他的文字虽然雕琢讲究，理路与意思却浅显易懂。可是即使读来感觉清爽会心，你会发现他在文字背后织下了重重关连与视野，可以让你尽情深入思索，逐步展现一个丰富的思想世界。对于身在东方的我们，这个思想世界可不是不相干的。伯林有他云端的个人生活，不过他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思想家(而不是学者文人的思想家)。他的去世，我觉得是一个损失。

《南方周末》1997，11，28，阅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