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永祥 :为政治寻找理性

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的中文译本问世，基于两个理由，我们应该重视与推介。第一，这是一本极为出众的著作，问题意识精准明晰，论证结构紧密犀利，也涵盖了丰富又扎实的内容，对当代政治哲学的全局发展提供了准确深入的介绍，值得一切对政治和哲学思考有兴趣的人细读。第二，政治哲学本身的发展，关系到政治究竟能不能成为一种有理性可言的活动，值得社会上具有实践意识的公民们积极涉猎，本书堪称是他们最得力的入门津梁。

一、政治哲学的兴衰

在今天，读者会对政治哲学这个学术领域感到兴趣，不能说是意外。这个时代，政治势力所掌握的动员能力和资源，以及支配社会各个领域、各种活动的压倒性优势，堪称睥睨古今，或许只有当年兴建金字塔的政教权威稍能望其项背。可是今天的政治权威，在一个致命的方面，又享受不到旧日政教权威的安逸：它已经无法藉助一套具有绝对威信的宇宙观价值观君临整个社会，巩固自己的正当性。这种情况之下，一方面，政治权力的需索与控制无所不在，即使无意过问政治的人也无所逋逃，另一方面，政治权威的正当性所仰仗的原则与价值观却又捉襟见肘，不仅无法获得普遍的认同，甚至于必须不时面对诘疑与挑战。既然政治已经成为众人的身边事，而政治体制的正当性根据又众说纷纭，那么大家会开始注意政治哲学，希望透过哲学的探讨，找到妥当的政治原则与政治价值，毋乃是很自然、正常的事。

这个情况，充分反映在学术浪潮的起伏演变上。在当前学术界，政治哲学是一个相当活跃的学术领域，西方世界固然如此，在台湾乃至于中国大陆，它也开始有所发展和成长。本书作者在书中〈第二版序〉里，惊叹英语政治哲学界新创期刊的蓬勃景象，可以为一佐证。即使在台湾，近年也正有学者与民间出版机构合作，开中文世界之先河 ，自行创办了《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这份学术期刊，足以窥见这个学门的生气。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在1950、1960年代，政治哲学在西方曾经途穷路尽，甚至有人担心它业已死亡。而在中文世界，「政治哲学」原本是无声无息、乏人问津的一个学门；它成为研究主题、进入大学课堂、甚至借着著作或者翻译的形式进入书市，也不过是近十年才发生的新鲜事。

众所周知，政治哲学在西方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盛名固不待言，单就近代而论，十七世纪的霍布斯、洛克，十八世纪的卢梭、康德，十九世纪的黑格尔、马克思、约翰・密尔，都曾经撰述经典著作，共同界定了西方政治哲学的基本面貌，进而引导、影响西方（以及东方）历史的进程与方向。可是到了二十世纪中叶，这个曾经有过如此显赫成就的领域，一时却显得虚脱羸弱无精打采，原因何在呢？

化繁为简地说，二十世纪的政治社会生活里，有两个特有趋势，对政治哲学的萧条要负一些责任。第一方面，意识形态在二十世纪国家化、政权化之后，在极权国家成为官方教条、在民主社会成为垄断性的舆论主流、甚至成为热战冷战的焦点，支配力量和僵化效果均为前所未见。思想一元化的趋势一旦成形，针对政治原则和政治价值要作批判与评比，也就不再可能，政治哲学当然无所施展。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的声望与势力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快速膨胀，逐渐构成公私领域「治术」的一环，于是循因果、结构与功能角度（甚至以统计的相关为已足）说明社会政治现象蔚为风气，取代了规范性与评价性的取径。进一步，从社会科学的「科学主义」角度来看，由于评价之举似乎总是陷身在主观、相对的泥沼中，而科学则可以得到客观、确定的结论，甚至产生明确的政策以资治理社会（委婉的说法谓之「服务社会」），那么关于制度安排、政策选择的思考与决定，当然也不容政治哲学置喙。

论者有谓，一直要到1971年罗尔斯《正义论》(1971/1999)一书出版，二十世纪西方才产生了一本足以与上述思想家并列的经典著作；在本书中，作者也视罗尔斯这卷巨著为当代政治哲学一切争论的原点(gr・und zer・)。表面看来或许属于巧合，但是1970年代初期，正好也是西方社会开始检讨冷战局面、批判既有学术格局与社经文化体制的高潮。闸门一旦打开，老旧意识形态的僵峙逐渐松动、各种社会议题逐渐暴露、弱势群体开始发出声音，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一反先前弥漫的同质化与自满姿态，进入了一个以质疑、对抗、解放为主调的多元时代。罗尔斯的著作能够赢得规模惊人的回响与瞩目，就时代精神而言，应该不是偶然。

在台湾，政治哲学能够萌芽，也受惠于类似的历史转折。在党国主宰社会的年代，台湾虽然有一些零星的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不过并没有所谓的政治哲学探讨。异议的声音诚然依稀可闻，但是要对政治原则与价值进行批判性的反省，就那种封闭的环境来说，显然太过奢侈。一直要到1990年代，到了解严之后，台湾社会面临政局的动荡、体制的紊乱、权力斗争的激烈、尤其是族群与身分的挣扎撕斗，在一片喧嚣声中，政治哲学才开始有存身的可能。可以想象，随着政治经验的累积，随着政治课题从简单粗暴的敌我斗争，被迫转向复杂细致的合作共存，台湾社会对于政治的理解和期待，必须相应地有所调整。这个局面里，政治哲学将不得不承担更积极的角色。

如果是这样，我们对政治哲学的思考角度和论证途径，就需要有更深入的理解。

二、一本杰出的教科书

过去三十年间，英语政治哲学以罗尔斯《正义论》为基础，在西方学界发展与茁壮，进而引领、灌溉社会上的公共讨论，构成一段深刻、丰富的哲学故事。加拿大学者威尔・金里卡立志讲述这个故事，于1990年出版本书的第一版，甚受好评。如今第二版大幅度地扩张了章节篇幅，并且由刘莘先生译成中文，有兴趣的读者总算找到了一位可靠的导游。这本《当代政治哲学》自称教科书，可是我们要知道，它是一本很特出的「教科书」。它的学术水平、以及可望提供给读者的助益，都超过了我们平常对于教科书的期望，即使浸淫已久的教师和学者也可以受惠。确实，书肆中不难找到类似的导论书籍，不过恐怕没有哪一本书像本书一般，深入地呈现当代政治哲学的活力、复杂与广阔，同时又生动地反映了学院政治哲学与历史、社会现实结合的趋向。

一般而言，教科书旨在引导初学者进入一个领域，总会力求系统与客观地报导现状，结果往往变成静态地展示一幅解剖图，五脏俱全、罗列有序，独独不见了其间生机运作的搏动。打开本书目录，作者将当代主要学派分章陆续交代，似乎正好落入一般教科书的这种窠臼。可是如作者所言，他认为当代政治哲学的学派虽多，却都在处理几个共通的问题、面对同样的现实，从而也就有一个根本的问题意识贯穿其间。问题与环境既然共通，各个学派之间的对话与互动也就格外频繁紧张。本书章节的推进，其实可以看作一系列接续不断的辩证攻错，对于该一根本问题应该如何陈述、理解、以及处理展开论争。这种绵密起伏的争论状况，确实是当代政治哲学的实况。本书有意识地去反映这种实况，是它的第一个优点。

其次，教科书为了保持客观，往往不愿意对于所介绍的各家说法表示太多的臧否意见。就政治哲学而言，这个态度容易坐实了一个流行的误解，就是认为政治思考纯粹是立场的表达，而政治立场本质上属于主观意见，只有是否同意其结论的问题，至于论证本身的周全与对错，并不是需要深究的。等而下之的教科书，遂不免充斥着条列「某主义某思想家主张…………」的陈套，仿佛各家主张都一样妥当，结果学说取代了思考，原则沦为牙慧口号。但是本书不然。在书中，作者不吝针对各家说法进行严密的分解，检讨其间的疏忽与矛盾，追究论证的一贯与完整。换言之，这是一本以哲学「实作」的方式介绍政治哲学的教科书，读者不仅可以认识「学说」，更可以目睹学说背后的思考运作与批判门径。作者本人在当代政治哲学界便是一位场子上的人物，立场明确（即所谓「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在几个题目上也卓有建树。由他来着手品评当代各家的长短得失，无妨看作示范演练，不时可以见到精彩之论。

第三，本书还充分反映了当代政治哲学的一大特色，即理论与现实的密切关连。政治哲学本质上必须就着时代、社会的是非议题──并且通常涉及大是大非──发言，自古即无例外。因此，虽然当代一般哲学的学院化、抽离化趋势不时遭人诟病，不过，就政治哲学而言，即使它想隐遁到最客观、最抽离的概念分析，也无法摆脱介入争议与表达态度的宿命。过去三十年间，在东、西方社会，都有许多潜伏已久、或者新近生成的议题挑起了公共议论，令政治哲学受到深刻的冲击与启发，相应也有独特的回应与反省。可以说，学院政治哲学与社会现实议题的相互渗透，目前正处于高峰，并且不可能退潮。本书作者本人在这个环境里成长，他的学术工作与学术关怀，也在这个氛围里成形，所以他所叙述的故事，基本上可以看作政治哲学这个学门，对于西方几十年来重大社会政治争议的回应。读者会注意到，书中对每一套政治理论的探讨，都以该理论的「政治」──即政治意义与可能促成的政策──结尾，是教科书中很罕见的写法，适足以彰显政治哲学与现实政治的密切关系。

当代政治哲学的这种实践取向，是它一项值得特别注意的特色。这项特色提醒我们，关于社会与政治的思考，原本就有其由价值意识引导的实践一面，政治哲学的本质如此，它在当代文化环境里的发达与困局也系于此。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稍作反省。

三、政治哲学是甚么？

哲学所关心的，可以总结为「我应该相信甚么」和「我应该做甚么」这两大类分别涉及认知与实践的问题。不过，面对这些问题，哲学的主要责任倒不在于提供实质、具体的答案，告诉我们去信任这种或者那种知识（例如应该相信感官知觉、还是理性推论），或者去根据这种原则或者那种原则行动（例如应该追求最有利的后果、抑或不必理会结果而是严格遵循规则），而是追问：一种有关知识性质或者行动原则的主张，因为甚么理由才是「对」的或者「好」的，是应该相信或者遵从的？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乃是一种后设性兼评价性的思考：面对一个问题，与其说哲学要提供实质的正确答案，不如说它更关心这个答案为甚么是「正确」的、是应该认可的、是讲理的人所不得不接受的。

哲学接连上政治，管道即在此。在政治领域，一个极为根本的问题，就是要求对各种现实的（或者理想中的）体制、政策进行排比评价，做出好、坏、对、错的分辨。即使最功利现实、最讲求机巧策略的政治人物，只要他还需要为自己的作为找理由（所谓找理由，当然就是认定所找到的理由是「对好」的），就不得不介入这种涉及比较与评价的思考。评价当然需要标准，标准就是各种政治原则与政治价值。可是这些原则与价值为甚么是对的？是大家应该接受的？是政治制度与政策之所以成为「正当」的好理由？这些考量，构成了政治哲学的核心议题。

西方古典政治哲学，不仅界定了这个核心议题，处理这个议题的方式也有其独特处。一般而言，古典政治哲学预设了人的生命有一个应然性的目的状态，或者来自本性（自然）、或者来自某种超越的旨意（天、神），代表一种终极的理想目标，人的完成(perfecti・n)在焉。政治生活在人生里有其位置，正是因为政治生活跟达成该一目标有某种特定的关系。在这样的思考架构里，政治体制、政治价值的正当性，可以由政治生活与该一目标的关连导出。古典政治哲学的任务，即在于发现这种关连、进行这种推导。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奥古斯丁的哲学和政治观点虽然迥异，却都体现了这个思考架构。简单地说，这是一种用「目的」来检讨政治体制与政治价值的思考架构。目的论式的思考要有说服力，当然取决于它所标举的目的状态能不能取信于人、是不是算是对的。而目的状态的说服力，又取决于有关人的天性或者超越的旨意的说法，能不能取得说服力。不过，目的论的实践性格，是很明白的：以它为典范的政治哲学，始终关切着政治与人生的价值关系。

到了近代，这套思考方式逐渐丧失力量。近代人不再用目的论的角度去思考政治问题，因为近代人不再敢预设一个明确、客观、完美的目的状态，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可以直接回答政治领域里的评价问题。奠定近代政治哲学基础的霍布斯，一口断言没有所谓的终极目的或者最高善可言，人的幸福不过在于欲望的不断满足。而欲望所指，自是由个人自行判断的。我们不必接受霍布斯的极端说法，不过到了今天，事实上人类已经没有理知资源，去主张一套完美的目的状态；人类在利益、理想、与认知上的多元化，事实上也已经无可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