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10）：外力启动的村庄公益

对于双村村政的透视，仍然离不开对公益事业组织和发展的考察，土地下户时期，双村在这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公益事业的需求虽然是内生的，但是，启动的力量却来自村庄的外部，具体言之，来自政府的行政启动和“输血式”推动。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最基本的原因在于集体经济的“空壳化”已经使村政没有能力和手段去组织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而民间经济精英的公益化过程又远未开始，因此，村庄公益事业要么陷入停滞状态，要么必须依靠政府推动，形成外源式发展。

这种依靠政府推动发展村庄公益的现象，在广大的内陆农业型村庄中十分的普遍，所以，学术界才流行出了一个“逼民致富”的词汇。 虽然这个“逼”字十分容易使人误解，“逼民致富”的过程也往往会产生诸多与预期的功能目标所不同的结果，但是，它倒的确较为通俗和形象地概括了在国家治理的全能化特征衰减、经营化特征突出以后， 行政权威在村庄经济活动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双村的经验告诉我，这种特殊作用既不是以人民公社时期的组织化动员方式所能理解，但却也与经典市场理论框架内的政府与微观经济活动的关系模式不相吻合。

一、“办点”：行政资源的输入

“办点”是革命后的政府在执政生涯中所形成的一种推行公共政策的重要方式，大凡一个新的政策举措出台之前，地方各级党政部门都要首先选择一两个试点对象，在“点”上摸索经验，做出成绩，形成操作性方案，然后在“面”上推开。因此，“办点”的实质就是依靠优势的行政资源，以强势的组织化动员力量运作政策。由于具有这两大优势，所以，当一项潜在的政策在“点”上试验时，总是能够显示出较好的效果，作为试验点的单位，更可以凭借着试点本身所带来的机遇获得一些特殊的发展资源。从这个角度上看，在一个具体单位或一个村庄的发展历程中，也存在着一些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双村就获得了这样一块“馅饼”。８０年代中期以后，国家对中西部贫困地区实施以“以工代赈”为特色的扶贫战略， 在这一战略实施的宏观背景下，达川市要求每一个党政职能部门联系一个贫困村，进行对口扶贫，双村因其贫困成为扶贫对象，而实施扶贫的单位就是达川市民政局。

１９９０年初，民政局扶贫工作组进村，初来乍到，双村给民政局局长王昭林和其他民政局干部留下的印象是贫瘠、落后、封闭和保守。由于贫困，村民的卫生观念差，饮用水源污染严重，村里疾病流行。这种状况对于想干事而又能干事的王昭林无疑是一种强烈的刺激，在王的重视下，民政局扶贫工作组动了真格。经过调查摸底，工作组与当时的村级领导班子共同规划出了双村经济在未来３－５年的发展蓝图，这个蓝图所要达到的目标，是要通过大力发展水果种植和畜禽养殖，改变双村传统的单一粮食种植结构，将村域内的五梁八坡改造成为花果山，将山溪水用于养鱼。无疑，这是一个改天换地的设想，这样大胆的设想，双村人就是能够作出，也是无力在短时间内办到的，所以，从蓝图的规划到方案的落实，民政局扶贫工作组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在实际上成为了双村经济发展的设计师和工程师，而民政局则成了后勤保障部。

影响日后双村经济发展的规划出自于１９９０年入村的第一批工作组成员之手，它的基本思想很大程度上又出自于王昭林本人。以下是我摘录自民政局工作组的一次会议记录，从中不难看出王本人和工作组在双村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时间：１９９０年５月１５日

地点：罗继昌书记家（注：罗为当时的村支书）

参加人：王昭林、王守权、黎占华、杨万泉、苟晓莉、唐富兵、唐传杰（注：与会者均为民政局干部，可见，此次会议实际上是民政局工作组的一次内部会议）

主持人：王昭林

主要内容：研究十村１９９０年的各项措施

王昭林：关于规划的几个问题，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王守权（工作组组长）：下来后，我们走了几遍，摸了情况，领导班子素质较差，不过硬，最高是初中文化，这是第一。第二是团结问题，组里的班子要好些，关键是党支部和村干部。第二条，村里的领导班子要使村子富起来，就要因地制宜，在此基础上再来规划，规划内容大的两项已经定了，至于怎样种蚕桑柑桔，他们心中无数，光听我们的。

王昭林：这是一种历史习惯，上面说什么就听什么。

王守权：昨天王局长说要把五匹梁变成花果山，我同意，这也不难，我们决定三年的柑桔树苗一次性地给他们买回来栽上。办蚕桑是市里规定的，下面已拿了上来，但不理想，我们考虑开一次会议，组织组以上的干部研究一下具体怎样办。

黎占华：刚才老王说了，要想三年见成效，担子比较艰巨，五匹梁面积大约有近５００亩，桑树的栽种也不能弄到瘦地上去，越是半阴半湿的地方生长得越好，但柑桔必须要阳光好。

王局长：供产销问题，这里生产，我们可以搞个地方加工，经营部销，搞一个小型的罐头厂。

黎占华：这就看投资问题。

王局长：为了完成三年目标，９０年是基础，从表上看，８９年人平收入９５９元，总收入９６１，４３８元，粮食生产１，１２８，０００斤，人平１１４８斤，总产１１５３斤（原文如此）。我想,要完成目标，具体措施应包括：

第一，大面积上讲，在抓好面上建设的同时（农作物、经济作物），抓好点上的工作，大面积建设水利是关键。水，先解决好当前，即５月份落实潜水泵各组一台，保证满栽满插，防止旱灾，同时抓好拦山堰的建筑。今年抓好水利的大面积建设，为双河村永久性防止无旱，抓好各条小河沟水利配套，这个计划放在农忙之后，这个要下决心抓好。水利大的设施配套放在６月份，对上面水库一要解决面积落实，开好９、１０村的联席会，落实好面积，规划好堤坎、资金，边建筑边落实，二要解决９村及１、２组的拦灌，资金来源以享受面积自筹一部分，其余的由市里或乡政府解决，解决好４组、２组、５组一部分水利问题，修好双河口下面的排灌，约需１万元，资金来源以享受面积自筹，其余的由上级政府解决。水库还要保证果园的需水，整个工程在９０年一定要完成。完成好水利问题，一、组织爆破组，二、组织专项劳动力，这个问题要一步步落实。

第二个大问题是肥。今年７月份除国家供应的以外，户户保证一万五千至两万斤农家肥，对来年的农家管理很有利，肥的问题户户落实，共计３７８万斤。

第三，加强种子管理，每个组凡参加种养殖业的户，都必须参加柑桔、蚕桑协会，各组选一个具有高中文化以上的人作为科技副组长。

第四，经济作物，今年对五匹梁进行改造约五百亩，凡未有土层的地进行全面改造，发展广柑、苍溪雪梨、苹果，向专业村发展。预计这五匹梁共投资两万元，发展三万株，今冬明春完成。开辟五匹梁基建两万元，苗钱，由村组自行负担约两万五千元。

第五，桑蚕建议维持现状，减少，１５０万株不变（原文如此），在今年５月份必须下种。

第六，养殖业，发展生猪，每户１头半，有条件的保证两头，全村共发展两千头，由社会福利厂保证长期供应饲料添加剂，只收厂价，村上由一人专门管理出栏和指导，兽药厂每季保证驱虫药，收厂价。

杨万泉：王局长成了１０村的总设计师。我想光靠１０村的干部是不行的，还要派专人来抓，这是第一。第二，要想实现９０年的措施，村上要把规划弄出来，但他们弄不出来，今天这个规划就是他们的规划，村上规划后，村组要签合同，组与户也要签合同。

王局长：上面第六个问题，还包括养鸭，９０年养六千五百只，是否发展到２万只？由那个组落实？以４组为基点，发展到２万只，办一个烤鸭厂，我倾向于村集体办，蛋由集体收，投资不大，来得快，这个我想发动几个优抚对象来搞。

第七，加强村民委员会自身建设，组织到位，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要落实，形成村民委员会制度化、正常化、规范化，由民政股落实，帮助他们订好村规民约。

第八，为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对领导经常教育、考核，特别是要帮助党支部起到核心堡垒作用，发挥村委会作用，党员起到先锋模范作用，对领导班子不合格的，要随时撤换，对思想好，文化高的，要纳入领导班子之中。

第九，教育广大群众提高思想觉悟，为走“四化”的道路，要教育富裕户带贫困户，分层次地召开贫困户、严困户会议，使他们走自强、自立的道路，同时，要利用妇女、共青团，发挥组织作用。

第十，为落实以上措施，要建立和健全各级岗位目标责任制，形成正常化、制度化、规范化的管理。对那些破坏致富的不法分子，轻者教育罚款，重者要依法制裁，对模范村民要进行表扬奖励。

１９９０年５月１５日的这次会议，在民政局的扶贫工作中具有特殊的意义，虽然与会者均是民政局的干部，作为主人的村组干部们并没有参加，但却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规划出了双村的发展思路。我查阅了同一时期村里的其他会议记录，证明这次会议所确定的发展思路正是日后出台的双村经济发展规划的最初蓝本，这不仅从１５日会议记录中所提到的“王局长成了１０村的总设计师”，“今天这个规划就是他们的规划”等内容得到证实，而且从紧接其后的其他几次会议的记录中也可以得到佐证。５月１７日的一份会议记录显示，村组干部对工作组的规划思路纷纷表示同意，而在这次会议的总结性发言中，村党支部书记罗继昌还特意讲了这么一段话：

“规划是我们村该搞的，工作组看我们水平低，素质低，他们帮我们拟定了，给我们减轻负担，大家也通过了，以后大家要出大力，流大汗，切实落实。”

２０世纪最后１０年双村脱贫致富的大幕就这样地拉开了。此一时期双村村政中最为重要的举措，就是借重这种外来的机遇，为村庄争取更多的发展条件和资金。不过，所谓借重只是从双村的角度讲的，而从双村与民政局的实际互动关系看，就不是一种借重与被借重的关系所能表征的，它实际上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上下级关系，在这里，侈谈制度文本中的指导与被指导是没有实际意义的。甚至上下级关系的定位都未必能全面地反映两者的互动实质，因为民政局不仅充任了双村脱贫致富的导演，甚至还直接走上前台，成为此一时期双村舞台上的主角。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才发生了工作组撤换村主要领导干部，改组村级领导班子的事件。

工作组进村之后，很快就感受到村庄领导班子内部的不和谐，对于想在双村大展宏图的王昭林而言，这种情况是不能允许的。因此，在这一时期的村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的记录中，便经常可以看到村领导班子主要成员做自我批评，工作组，包括王昭林本人对主要村干部进行帮助和教育的内容。但是，看来工作组和王昭林对这种自我批评和帮助教育的效果并不满意，而且，在长期的工作中积累起来的矛盾又哪里是经过几次程式化的民主生活会就能够化解得了的呢？为了确保扶贫工作能够得到双村干部的全力配合，１９９１年３月，工作组最终做出了调整村级领导班子的决定，党支部书记和村主任同时离任，由原村委会妇女委员肖心芝出任新的党支部书记，王昭林进村以后就一直关注的一位村中能人刘本义出任新的村委会主任。王昭林告诉我，乡里对这种“一锅端”有些看法，但他坚持，如果不换班子，民政局就撤走。乡里最终尊重了王的意见。

在重建村级组织的同时，民政局又将村民自治示范活动的一整套办法现场推广，工作组帮助村里起草了一系列组织规范和管理制度，并且还下到各组，召开群众大会，发动党员、复员退伍军人带头致富。经过一番密锣紧鼓的宣传和动员，双村的“小气候”变了，新的村领导班子上任也显示出了朝气与活力。民政局以人们所熟悉的组织化动员和它所带来的特殊资源，将双村推上了脱贫致富的快车道。

根据双方签订的帮扶协议，民政局将在资金、技术等方面对双村进行扶持。以后的事实证明，王昭林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在整个９０年代双村所实施的一系列公共工程建设和基础设施改造中，民政局都直接和间接地给予了大量的支持，以下是一些不完全的统计：

在发展果树种植、兴办绿色工程中，由民政局投资，帮助村里引进果树苗；

在改造水井中，民政局负责购买水泥，由村里出劳，对２０多口老井进行封框和加盖，以改善饮水质量；

在改造水利设施的过程中，民政局出一部分资，又协调乡政府和市水电局出资，共筹款一万多元；

在修建村路的过程中,通过民政局的协调，市政府先后下拨经费数万元；

在改造学校的过程中，村民集资９千多元，村里出资２万元，经民政局协调，市教委出资近４万元；

在修建村办公用房的过程中，民政局出资１.５万元，民政局出面向公安局协调１.５万元，幸福食品厂出资１千元，市里又从其他途径解决了２万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