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开先：民本与民主――中西文明源头政治理念之比较

政治文明是悠悠五千载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她与今天流行于世界的西方政治文明有着明显的区别，但在人文精神方面仍存在许多通曲暗合之处。从政治理念入手分析中国与西方在文明源头处的差异与暗合，对于我们正确估价自己文明传统的价值，重拾我们自己的民族自信心；同时又明确我们自己文明传统存在的缺陷，以克服那种盲目自大的民族情结，都将是不无裨益的。

一、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

1.周初的“天命观”

在约公元前16―11世纪的中国殷商时代，王朝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在于“君权天授”，所以殷纣王曾宣称“我生不有命在天？”（注：《尚书・西伯戡黎》。）。但周人克商后，周王朝必须面对“殷王执有天命”的信念对其王权合法性的挑战，为此，以周公为代表的周初思想家们便提出了“天命靡常”说以回应这种挑战。该学说认为：是殷王“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注：《尚书・召诰》。）；因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注：《尚书・蔡仲之命》。）。现皇天发现周王有德，“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注：《尚书・康诰》。），因此“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注：《诗・大雅・文王》。），现“侯于周服”就已成了“上帝既命”。王朝权力的政治基础在于“受命于天”，但是“天”（上帝）只将其管理国家的“命”授予那些具有“德”行的人君，由于商人失德，天（上帝）便选中并赐命于周人。

这一理论在政治上有三方面的意义：其一，人君必须秉德而行，“祗若兹德，敬用治”以顺应天命。《尚书・无逸》记曰：“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微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这里说文王生活俭朴，以安民、养民为要务，以懿美恭敬之德感化人；他心中时刻牵挂着臣民的冷暖疾苦，以爱善之心惠及鳏寡孤独；他废寝忘食，不敢有须臾懈怠，不敢有丝毫贪占。并且正是文王的这种德行感动了上苍，才使得周人取代殷商而配受天命。其二，衡量人君是否秉德的标准，是看其能否“敬德保民”，《尚书・蔡仲之命》有云：“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因此人君要想“祈天永命”，就必须敬德保民。“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注：《尚书・酒诰》。），这样便把天命与民意的支持联系了起来，这点在中国文化的演化史上具有革命性意义。第三，对于不能够“敬德保民”的“无道”人君，人民拥有顺其“天道”而革其“受命”的权力。这一论证破天荒地提出了对帝王人君的行为规范要求，从而像纣王那样为所欲为的君王，也第一次地不仅在道义上，同时也在理论上遭到否弃。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傅斯年先生才称：《周诰》、《大雅》中的“天命靡常”观是中国人道主义的黎明。

2.孔子的“德治主义”

“政”字不见于《尚书》，而《论语》多记孔子答君王及弟子问政。如孔子答齐景公问政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注：《伦语・颜渊》。）；答子路问“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挫手足”（注：《论语・子路》。）。这基本反映了孔子对“政”的看法，在他看来，政治首先就表现为一种统治秩序，故治乱兴政的首要任务就是营造一种人人都能够名正言顺地生活，使得君像个君样，臣像个臣样，父像个父样，子像个子样，每个人都能够生活得名副其实那样一种统治秩序。至于如何进行统治，孔子则强调：“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注：《论语・为政》。）。这里“为政以德”是对统治者的要求，即是要求统治者以自己的德行来凝聚民心，使得人民能够像众星拱北辰那样地拥戴他们的统治者。孔子又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注：《论语・为政》。）。以刑名法正来治国，民或许可以苟免而无罪，但却难有德行；但若行礼治教化，以德行为导向，则民皆可有知止礼让之心，于是整个社会都可过一种“合于美德的生活”。著名美国汉学家顾立雅先生对孔子的这一思想给予极高评价，认为这是孔子政治哲学的基础。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孔子答季康子问政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注：《伦语・颜渊》。）对于鲁国执政官季康子而言，“身正”是其为政的第一要务，因为统治者带头“身正”，谁敢不“身正”？季康子又问：“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注：《伦语・颜渊》。）孔子十分厌恶以暴力的方式和恐怖的手段来实施统治，即使是以“杀无道以就有道”的正当理由也是不能够被容忍的，所以孔子称赞“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为“诚哉是言也！”（注：《论语・子路》。）。

3.孟子的“民贵君轻”论

关于君与民之间的关系，孟子论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注：《孟子・尽心下》。）。这里孟子所谓的“君”，实系指“国君”，即诸侯。孟子认为在民、天子、诸侯三者关系中，天子得民心方能有社稷，诸侯得乎天子方能有国。故当诸侯危及社稷（天子皇权）时，天子则可以变置而废弃之；而当天子不能行仁政以得民心，则天必降“旱干水溢”之灾以遣之，于是天子则可“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以乞天。若天子乞天不灵，而“旱干水溢”依旧，则说明天子已失去民心而不能守其社稷，故民可“革其受命”而变置之。因此民意（天意）比天子之社稷贵；而天子社稷又比诸侯王权贵。于是民意高于皇权，皇权高于王权，因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王权）为轻。在孟子看来：“贼（戕害）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注：《孟子・梁惠王下》。）。因为纣贼仁残义而无道，致使天怒人怨而天人共诛之。于是武王伐纣，乃是“替天行道”而诛“一夫”，而不能称其为“弑君”。

4、荀子的“德才兼备”论

荀子论曰：君“兼听齐明，则天下归之。然后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则公道达而私门塞，公义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则德厚者进，而佞说者止，贪利者退，而廉节者起。……故职分而民不慢，次定而序不乱，兼听齐明而百事不留。如是，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修已而后敢安正，诚能而后敢受职。百姓易俗，小人变心，奸怪之属莫不反悫，夫是之谓政教之极。故天子不视而见，不听而聪，不虑而知，不动而功，块然独坐，而天下从之如一体、如四肢之从心，夫是之谓大形”（注：《荀子・君道》。）。在这里荀子不仅要求人君身正，同时更要求其能“有明”，所谓有明，一指“兼听齐明”；二指“明分职”；三指“公义明”。作为人君，若能兼听齐明则不昏愦；能职分有明则善用人；而能公义明则正气扬。于是便能够“不视而见，不听而聪，不虑而知，不动而功，块然独坐”，如此则谓之“大形”。能成此大形者，必能在事业上有所大成就。在荀子心目中的理想人君，不仅应该具有高尚的政治操守，同时更应具备高度的政治智慧。因此，如果说孔子是一个“德治主义”者的话，那么荀子则是一个“德才兼备”论者。

关于政治权力与民意支持的关系，荀子论曰：“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注：《荀子・王制》。）。荀子这里强调的是“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并引“载舟覆舟”说作为自己的立论依据。这里荀子所谓的“传”，似乎引自民间口传，也有可能引自某种经典。我们可由此推断：君舟民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思想，是深植于中华文明之传统之中的。而《贞观政要》的“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论，更是对这一思想传统的延续和继承。

5.“民为邦本”论

《礼记・缁衣》篇成于孟、荀之前，其关于“君民关系”的论述颇为精到，其论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其“君心民体”之喻，取象生动，寓义深刻。其言“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论，有异工同曲之妙。这种自周公以降在政治理念上对民意支持的眷注，构成了华夏政治文明史上的一条影响绵长久远的主线，她是中华文明赖以生生不息的基础。成书时间大约与《礼记・缁衣》篇相近的《尚书・五子之歌》更有论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是对这条文明主线人文精神的精粹表达，“民惟邦本”，只有民才能够成为立邦、安邦、兴邦之本。所谓“本”者，根基之谓也，指一切权力都只能够立于这一根基之上。因此人君只有爱民、利民、取信于民，其政权所立之根基才有可能强固，因而谓“本固邦宁”。正是由于“民惟邦本”之论概括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精髓，故而我们通常用“民本思想”来称谓中国传统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思想。

二、古雅典城邦的民主制度实践

古希腊城邦的民主制度实践，是全部现代西方政治制度的源头。与古代中国的先贤们热衷于理论务虚的现象不同的是，古希腊的先贤更注重制度创建的政治实践。据顾准先生考：（注：以下关于古雅典城邦民主制的资料均引自《顾准文集・希腊城邦制度》。）希腊城邦民主制的萌芽在公元前8世纪的迈锡尼时代就已经开始孕育，

因为那时就已经开始有公民军制度，这种制度规定：军中的重大事情要召开全军大会来宣布，不过这时讨论和表决的方式还没有形成。后来，有“万民之王”之称的亚加米农，为了解决继续围城还是解围撤兵的问题，就召集了一个由各军首领们参加的会议，来进行讨论并作出决策，这可能是最早见于记载的议事会形式。但真正作为政治制度的民主形式的形成，还是要等古希腊雅典城邦时代的到来。雅典城邦民主制的形成，大致经过了以下三个阶段：

1.梭伦改制

梭伦是雅典贵族，他以其公正和智慧而闻名，因为他曾鼓动和领导了雅典对麦加拉的战争，并夺回了萨米拉。公元前594年，他被选为雅典城邦的首席执政官，并被授予拥有仲裁者和立法者权力的“民选调解官”的职权。梭伦当权后，首先颁布旨在解除贵族对贫民债务的“解负令”；然后通过立法承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允许土地的转让和分割；又废除贵族在政治上的世袭特权，而代之以财产法定资格；并建立一个由400人组成的议事会，骑士级以上有资格成为其成员； 同时建立规范的公民大会制度，城邦的重大问题由议事会经过讨论后形成议案，提交公民大会表决。执政官与其他执政人员均由公民投票选出，公民还同时选出一个由11人组成的最高法庭，负责审理对执政官所作出判决不服的上诉；另外还成立一个具有行政监督职能的元老院，开始元老院成员由梭伦选任，后来凡是执政官任期终了，经审查政绩后便可加入元老院，并终身任职。梭伦并首创了陪审法庭制度和立遗嘱制度等。

2.克利斯提尼改革

梭伦改制的成果，经过庇色斯特拉托僭政时期的进一步推行而得于巩固。70年后，克利斯提尼当选为雅典执政官，进一步对梭伦政制进行改革和完善。其要点：（1）将梭伦的400人议事会改为500人议事会，500人分别由10个部落选出，每个部落50人。 部落内代表人数按村社大小分配，选举按抽签办法进行，每个年满20岁的公民都有被选举权。这样就彻底根除了梭伦制度的金权政治特征，使得全体雅典公民第一次获得真正完全平等的公民权。（5）500人议事会再选出50人的议事长委员会，然后将议事长委员会分成10个组，每组5人，轮流主持日常政务35―36天。在议事会的一年任期内，每个议事长委员都有机会成为主持政务的5议长之一。（3）每个部落选出一个将军，组成“十将军委员会”，负责统帅全雅典的公民军。（4）实行陶片放逐法，每年春季召开一次非常公民大会，决定公民中是否有人危害了公民的自由，若有就再召开一次公民大会，投票表决认定那些已被在陶片或贝壳上写上其罪行的人的罪行，多数投票赞成，被判决有罪的人就要离开雅典，为期10年。

3.伯里克利时期

伯里克利时代的民主制演进，是在渐进中实现的。公元前462年，厄菲阿尔特利用公民大会通过决议，对元老院进行改革，极度削弱其权力，使得元老院仅保留审理杀人放火等案件和监督宗教仪式的权力。同时，将立法权赋予公民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