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建兴：全球化与中国的国家建构

在方兴未艾的全球化讨论中,有关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正日益凸显为一个核心理论问题,并由此形成了诸多形态的叙事。比如赫尔德的“世界主义”理念,罗西瑙的“没有政府的治理”的构想,以及美国学者麦克尔・哈特和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奈格里所倡导的“新帝国论”。不过“世界主义”也好,“没有政府的治理”和“新帝国论”也罢,隐藏在这些叙事背后的无非是这样一种想法,即认为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主权已遭到了严重的削弱,因而不再具有先前的绝对性和至高无上性。同时,也有许多学者质疑“国家主权弱化论”,并指斥“民族国家的终结”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神话。戴维#阿姆斯特朗指出,将全球化视为巨大的、相互关联的和不可阻挡的力量,而国家则是孤立的个体,在全球化这种无比强大的进程面前显得极其脆弱,这种看法是不能成立的。实际上,全球化面对的也是同样强大的相互联结的国家体系,这些国家通过与该体系所独有的规则和过程相一致的社会互动来相互学习并确认作为一个国家的意义。琳达・韦斯也认为,国家并非以某种总体消极的方式来对待其他权力实体,并与之保持某种被动的距离；相反,国家一直积极地寻求权力共享的格局,由此赋予它维护自身核心地位的舞台,并使它成就为“刺激反应型”国家。詹姆逊则认为,关于民族国家的讣告纯属无知,最好是把全球化理解为不过是民族国家的政府所承受的众多压力中的一种。毫无疑问有关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种种论争仍将继续,捍卫民族国家的既有主权威严或揭示民族国家的权力限度将是其主要关怀点。我们认为,与其在这样一种争论之间裹足不前,还不如聚焦于民族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应如何建构自身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建构应成为其融入全球化浪潮的一项重要议程。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当代的流行话语,全球化正从物质和观念上不断塑造着我们的世界,并引发了人类生活的重大变革。今天,任何国家如果不积极融入全球共同体,并努力成为全球共同体的一部分,就难以获得经济发展和提升国家竞争力。另一方面,全球化同时又对参与全球博弈国家的国内政治尤其是国家--社会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按照罗德里克(DaniRodrik)的分析,全球化使得全球市场与国内社会稳定之间产生了三个冲突的根源:首先,贸易和投资壁垒的减少加重了能够跨越国际边界的社会群体与不能跨越国界的群体的不对称,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雇佣关系。其次,全球化引发了一国之内及国家之间社会规范和体现这些规范的社会制度之间的冲突。第三,全球化使政府更难于提供社会保障--而这是政府的核心功能之一,也是帮助战后以来一直进行着的自由化获得国内政治支持并保持社会凝聚力的重要原因。必须指出,全球化的发展远不是一个均质化的过程和单一的因果关系机制。“它应该被理为在许多尺度上不同力量运行的复杂结果。”

而国家作为对特定领土和居住其上的人民进行强制控制和施加政治权威的组织,也存在着有别于社会的特殊利益和运行逻辑,随着国际压力和国内压力的变化,它也将展示出不同程度的自主性。因此,全球化对单个国家的影响千差万别,每一个国家因其不同的发展水平、资源状况、历史和文化背景等,会有不同的政策选择机制和机遇；不同的国家在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时也会采用不同的战略和对策。就中国而言,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实上就成为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引介和利用西方发达国家的成果,也一直是中国政府的努力目标。在此过程中,中国国家一方面必须使国家制度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从而开发与引入外部资源和提高政治合法性；另一方面又必须将现代性描述为一个中立和普遍的范畴,从而使它能适应任何文化体系。换句话说,在引介西方国家的成果使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达至处理由全球化引发的新问题和压力、迎合社会的需要以及转变国家制度等目标,同时又能保持中国的国家性,使中国传统的要素如儒家价值观念和共产主义的遗产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是中国在全球化条件下必须接受的考验。因此,中国国家自身仍是中国全球化过程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在推动全球化和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如郑永年所言,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远不是充任着消防员一样的角色,只是消极地应对经济转型和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后果,而是采取积极的措施来重塑国家制度,并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如此而观,全球化不仅仅是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中国社会转型也是全球化的组成部分,并推进了全球化进程。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政治结构往往被指称为全能主义政治,这是一种以单位制为细胞、以纵向组织为中介、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这种制度的特点是以行政区划分割整个社会,社会组织呈现为一种蜂窝式状态,通过意识形态、组织结构以及有效的干部队伍来实现对社会生活方面的渗透和整合。借用舒曼(FranzSchurmann)的话来说,这种国家形态就像一个由不同种类的砖块和石头组成的巨大建筑,而意识形态和组织则充当着这个巨大建筑物的粘合剂。在这种高度组织化和政治化的全能主义国家形态中,国家几近垄断了全部重要的物质财富和信息资源,并以此为基础,社会进行严密和全面的控制。因此,在改革开放之前,国家权力可以渗透至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并利用强制性的制度机制来钳制、扼杀私人空间以及管理公共空间,一个相对独立的、自治的社会空间并不存在。1978年之后,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渐从相对封闭的视阈中走出来,并不断地融入到全球共同体中。以此为契机,国家逐渐从利用计划和行政手段进行社会整合转变为有意识地放松控制,并在此过程中不断重构社会经济结构,培育和发展市场经济。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及参与全球化的过程,既是中国重新调整自身以面对全球化挑战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的国家社会相互型塑的过程。

概括起来,在改革开放以及主动适应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国家以及社会在相互型塑的过程中经历了如下重大变迁:首先,改革政府管理体制、经济制度以及其他重要的国家制度。改革开放前,市场经济一直被等同为资本主义而遭受批判,改革开放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之后,市场经济逐渐被合法化,并不断得以发育和成长。与此同时,为适应和支持市场经济的发育和成长,中国在政府管理体制、经济制度以及其他重要的国家制度重建上也作出了巨大努力。就政府管理体制而言,改革开放至今已经进行了五次大规模改革(分别为1982、1988、1993、1998、2003年)。国家经济制度建设则包括财政体制改革,比如20世纪80年代普遍推行的“分灶吃饭”财政体制,1994年的分税制；现代金融制度包括银行制度、资本市场的改革；以及1993年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等。借助于这样一些改革,一则试图通过改变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促进市场经济的发育和生长；二则试图合理地界定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中进行分权,划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明确各自的独立地位,从而更有效地管理经济以及处理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其次,伴随市场经济发展以及围绕此而进行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也经历了诸多变化。改革开放尤其是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之后,中国逐渐从一个意识形态建构的社会秩序转变为一个基于利益的社会秩序,从一个政治社会转变为一个经济社会。单位制和户籍制日渐松动,人口流动加快,严格的城乡二元格局日益遭到侵蚀。随着基于利益的社会秩序的建构和发展,社会私人空间得以创制和扩展。它们不断产生其自身的运行逻辑和动力,并要求相应的政治空间。这一事实因信息社会的建构而尤为显著。基于信息技术,信息社会的建构不仅为新经济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促进了中国的经济转型；而且为新的结社行为提供了重要媒介。各种网站、聊天室以及非正式的E-mail交流被用作于公民讨论当代政治和社会事务的论坛,从而为新的政治参与创造了新的空间和便利。也因此,正在出现的社会秩序和现存的政治秩序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如何建构一个新的政治秩序,以及如何将正在兴起的社会力量统合到新的政治秩序中,成了当代中国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此外,在新型社会格局的形成过程中,经济、社会转型以及全球化还引发了其他的经济和社会后果。2003年,我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开始进入“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现期”并存的时代。比如,随着经济改革的纵深推进,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增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现,就业和社会保障形势严峻。再比如,改革开放日益演变为一场“零和博弈”,地区之间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分配冲突日益凸显,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尤其是,中国作为一个典型形态的“发展型国家”,国家以推动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以长期担当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为主要方式,以经济增长作为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发展型国家是一个巨大进步,它大大推动了经济转型和全球化过程。但是它也造成了一些严重后果,比如政府权力的异化,公共利益部门化,权力寻租无法避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空间被压缩,行政垄断和审批事项增多；政府的社会公信力降低,社会信用体系破坏；等等。前面提到当前我国社会矛盾凸现,其中有相当部分源自于“发展型国家”。按照英国学者杰索普的说法,发展型国家把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分离(非正当地)普遍化了。它把注意力集中在发展,忽视了经济增长是在广泛的经济、政治、军事以及社会策略中进行的。具体而言,发展型国家必然以GDP作为官员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造成许多低效率的投资,政府的社会服务功能受到抑制,在失业问题、弱势群体的保护方面难以充分发挥作用。

二、中国的国家建构:基于制度和策略的双重视角

从上可见,当代中国要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以及应对全球化的挑战,问题已不在于是否需要推进国家的建构,而在于如何来推进国家的建构。福山在论及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建构时指出:“我们知道如何以跨越国界的方式引入资源,但是运作健全的公共体制有赖于某些心态习性的养成,其推动过程也相当复杂困难。对于这个领域,我们必须投入更多的心思、关注与研究。”

毫无疑问,我们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国家的国家建构理念。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不仅仅是一个不完全现代化的问题,相反,它涉及一个世界社会中相关的制度和历史特殊性,以及在它们不同的时期和形势中的转型”。事实上,过去两个世纪以来,除东亚地区少数国家转型成功之外,其他发展中国家不是停滞不前,就是走回头路。当然,我们也不能由此而拒绝实行国家的制度建设和民主建设。国家的制度建设是一个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度和国家的“基础设施”,它与一个国家现代化的经济建设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和互补性。实现国家的制度现代化不仅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目标,而且也是典型的国家性公共物品,没有国家制度的现代化就无法实现国家的经济现代化。lz更何况,中国自1949年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以来,国家建构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国家建构仍然呈现出一种不均衡性,民主)国家的建构远远滞后于民族)国家的建构。当前中国国家建构的紧迫性,也正来自于此。

就当代中国的国家建构而言,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构成了两股竞相对立的话语。新自由主义认为,有限政府乃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而新左派则认为,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要有效地处理财富分配、社会公正等问题,国家权力仍需得到强化。两者各执一端,一时难以达成共识。仔细辨认,新自由主义似乎一味停留于削弱国家的迷思之中,却遗忘了自由主义的隐蔽主题,即高度强调现代国家的重要性,强调国家在提供公共物品与保障一定程度社会正义中的积极作用,强调国家在国际交往中保护本民族利益的重要性。而新左派则将国家权限的宽泛、国家权力的加强误认为国家能力的强大。因此,“要在中国建构一种既有经济活力、又有秩序,既有个人自主、又有社会公正的国内秩序；同时使中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能够维护本国国民的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福祉”,就必须超越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争,形成一种新的国家建构话语。

首先,我们必须在国家的运作范围与国家力量或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之间作出区分。“国家的运作范围是指政府施政的各种功能与目标,国家力量的强弱则指称国家拟定与实施政策、执行法律并兼顾廉洁与透明的能力现在通称之为国家或制度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