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民主四讲（四）

二、阶级结构与民主

现代化理论的一个主要缺陷是它“见物不见人”，只看经济发展的影响，忽略了具体的人的历史作用。简单地说，现代民主的兴起是从有限的选举权转向普选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政治权力再分配和权力分享的过程，其间一定有人是推动力量，有人是反对力量。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告诉我们，从权力关系的角度来看，那些最可能在民主转型中利益受损的阶级一定会抵制转型；相反，最可能从中受益的阶级就会支持转型。这个简单的理论假设让我们不得不分析阶级结构与政治变化的关系。

在民主出现以前的前现代国家，它的社会结构主要由以下几个阶级构成：在农村，主要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在城市，主要有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中间可能还有一个中产阶级。当时的社会大体上就是这样一个结构。

那么，哪些阶级会支持民主的转型，哪些阶级会反对民主的转型呢？最近这些年，我们经常会听到一种关于中产阶级的“神话”，即“中产阶级有利于民主的出现”。实际上，这种说法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亚里土多德，虽然他并不喜欢民主，但是他认为，人在比较宽裕的情况下比较容忍，不会走向极端，有利于实现民主。他在《政治学》中说：“如果一个国家里的公民都拥有不多但足够的财产，这个国家便是幸运的，因为贫富悬殊过大可能导致极端民主制或纯粹寡头制……当一个社会里中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话，民主会更安全、更长久。”前面提到的李普塞特完全同意，他说，“从亚里士多德到当今，不少人都曾论证，只有在一个富庶的社会里，当很少有人生活在赤贫状态时，大众才可能理性地参与政治，自我节制以避免成为不负责任煽动家的俘虏”。

但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不一样。我在这里讲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政治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主要是学术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可能并不是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但是分析的方法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有些人可能读过巴林顿？摩尔于 1966年出版的《专制与民主的社会根源》一书。在这本书中，摩尔分别分析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他认为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是解释民主转型的关键变量。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主要由地主和农民构成。在这种阶级结构下，地主在很大程度上要使用暴力的方式来处理与农民的关系，压榨农民。既然民主将使维持这种暴力关系变得非常困难，地主阶级一定会极力反对、抵制民主转型。因此，在地主阶级非常强、资产阶级非常弱的国家，要实现民主就几乎完全没有可能。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主要由资本的所有者和工人构成。在这种社会结构下，资产阶级依靠的不是赤裸裸的暴力，而是依靠等价交换、市场竞争来赚取利润，他们因此不会抵制民主。由此，摩尔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比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更有利于民主的发展，“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

其他使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学者不一定得到这个结论。比如瑟本1977年在《新左翼评论》发表了一篇文章《资本的统治与民主的兴起》，其中他认为，争取民主的历史性斗争矛头所指主要集中在打破附加在政治参与上的重重枷锁。而除了瑞士以外，竞争性的资本主义本身都没有造就民主，反倒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工人运动，推进民主突破了统治阶级的界限。如果说资本主义与民主有什么关系的话，那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就了一个比以往任何被剥削阶级组织能量更强的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斗争不仅是为了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同时也是为了争取政治民主。依据瑟本的基本判断，工人阶级才是民主最重要的推动力量。

15年后，三位学者(Dietrich Rueschemeyer，Evelyne Huber Stephens，John D.Stephens)于 1992年出版了一本更系统的研究，其标题就是《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基于阶级分析，该书的逻辑出发点很简单：那些会在民主转型中受益的阶级将是民主运动的推动者与捍卫者；那些会在民主转型中受损的阶级将是民主运动的反对者，只要有机会就会想方设法开民主倒车。对各国民主发展史的分析印证了三位作者的观点。地主阶级是民主最激烈、最顽固的敌人。虽然各国情况不尽相同，但没有一个国家里的地主阶级是拥护民主运动的；他们唯一的不同在于其反抗的能量。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小农阶级像一堆土豆一样互相不能团结起来；由于其固有的分散性，他们当然没有能力来推进民主。在某些历史阶段，资产阶级会扮演民主推动者的角色；一旦占据社会的统治地位，他们会害怕工人阶级政治力量的成长有朝一日可能变为潜在威胁；因此，他们会反过来阻止将普选权扩大到工人阶级。实际上，除了瑞士以外，在其他国家，工人阶级得到普选权都不是由于资产阶级的恩赐，而是他们自己通过激烈的社会运动争取到的。至于中产阶级，他们当然希望自己被包括到享有选举权的人群中，但在政治结盟方面会左右摇摆。有时，他们的代表人物会支持民主转型；有时，他们又会成为反民主力量的同盟军。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由于经济危机带来的损害，中产阶级转向反对民主就是一个例子。说到底，工人阶级才是推动民主的最重要社会力量。在19世纪和20世纪前期，正是代表工人阶级的工会、社会党、共产党在争取普选权和责任政府的斗争中发挥了先锋作用，当然也不排除在一些国家，小农与城市中产阶级也扮演了积极角色。工人阶级之所以能够在推动民主转型的过程中举足轻重，其内在的组织能力功不可没。

与现代化理论相比，阶级理论至少在两个方面不同。第一，现代化理论认为资本主义有利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本身有利于民主转型；阶级理论则认为不是资本主义本身有利于民主转型，而是资本主义引发的社会冲突以及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削弱了地主阶级，扩大了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为这些阶级组织起来创造了有利条件）使统治阶级难以抵御民主化的压力。第二，现代化理论声称民主化是一个漫长的、缓慢的、和平的过程；而阶级理论认为民主化是阶级与阶级之间斗争的结果，是一个充满纷争、冲突、甚至暴力的过程，它至少要导致一个阶级被推翻，尤其是地主阶级。

三、文化与民主

有人认为，对民主的转型来说，经济发展不重要，阶级结构也不重要，政治文化却很重要。那么什么是政治文化？政治文化如何影响现实政治？政治文化是怎样与民主政治挂上钩的？民主的文化解释又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这里我们可以先来做一个简单的头脑实验：比如说伊拉克，假设它采取美国宪法，把美国的制度原汁原味地搬到伊拉克，美国制度会不会在伊拉克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如果答案是“会”，那么就可以说制度很重要，制度决定一切；如果答案是“不会”，我们就要问一下为什么不行？是经济发展水平不够高？是伊拉克的阶级结构决定其反民主势力太强？还是因为它的政治文化与美式民主政治不搭配？当然，伊拉克实行民主制度的时间还太短，暂时看不清楚，但菲律宾应是一个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的例子吧。

美国于1898年占领菲律宾，把它变为自己的殖民地。1935年菲律宾成立自治政府时，其宪法便是由一批熟悉美国宪法的学者效仿美国宪法制订的，且通过美国总统罗斯福批准。虽然直到1946年菲律宾才独立，这部1935宪法也在1946―1973年间适用。根据这部宪法，除了没实行联邦制外，菲律宾的政体几乎与美国一模一样。即使按照现行的1987年宪祛（全世界最长的宪法之一），菲律宾的政体仍与美国高度相似，同样设置三权分立，有直选的总统、众议院、参议院、最高法院。在很长的时间里，菲律宾一直被誉为“东亚最悠久的民主”，被视为美国在亚洲的“民主橱窗”，用马科斯总统女儿艾米的话说，菲律宾实行的是“（美国）制度的拷贝”。但美式的民主架构并没有让菲律宾逃过马科斯的独裁；自1986年“人民力量”推翻马科斯政权后，这套美式制度也没有让菲律宾避免长期的纷争与动荡。20世纪50、60年代，菲律宾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次于日本，居亚洲第二；但现在它不仅被四小龙远远抛在后面，也落到其他不少亚洲国家后面，包括中国。

无独有偶，美国模式还有一个非洲版，即位于西非的利比里亚。利比里亚的国名原意为“自由”，由美国黑人于1821年建立殖民地，受“美国殖民协会”派遣的总督管辖；其后于1847年在美国政府支持下正式立国。该国的国旗与美国国旗非常相似，最好的大学叫“林肯大学”，长期受到美国的援助，其政治制度更是几乎从美国照搬而来，也是三权分立，有直选的总统、众议院、参议院、最高法院。然而，这个非洲最古老的民主国家比菲律宾更糟糕，自1989年以来一直处于内战状态，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人均预期寿命只有40.4岁，不久前还出现过人吃人的悲剧。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为什么在美国能够运作的制度，伊拉克、菲律宾和利比里亚舶来后却显得荒腔走板呢？其中原因很多，政治文化的差异恐怕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如伊拉克是伊斯兰教国家；菲律宾80％以上的人口信仰天主教，另有5％的人口信仰伊斯兰教；利比里亚的美国黑人后裔虽然在政治上很有势力，他们只占人口的2．5％左右，大多数人信仰民间神灵或伊斯兰教。

在20世纪50、60年代的时候，人们便开始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那时二战刚刚结束，人们开始提出疑问：为什么意大利、德国的民主体制在20、30年代相继垮台，然后成为法西斯主义温床？为什么大多数南欧、东欧国家在二战以后没有采取民主制度？为什么天主教国家好像与民主格格不入？这是50、60年代存在的问题，现在也有很多人会问：伊斯兰教会不会跟民主不搭配？是不是存在一种叫做所谓“亚洲价值”的东西？亚洲价值是不是与民主的关系不如新教文化那么密切？儒教能否与民主体制协调一致？

关于文化和社会体制的关系，比较早的研究是班菲尔德在1958年写的《落后社会的道德基础》。这本书分析的对象是意大利，作者发现意大利南部的文化跟其他地区的文化很不一样。例如，这个地区居民之间的互信程度非常低，远低于意大利北部与中部，也低于其他西欧国家。班菲尔德认为，意大利南部之所以不仅经济上落后，政治上也落后，是因为这个地区盛行的家族主义抑制了人们参与政治的热情和阻碍了市民社会组织的发展。

关于文化与民主关系研究最有影响的，可能是阿尔芒德和沃巴1963年出版的《公民文化》一书。这本书研究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的搭配问题，如果能搭配的话，当然没有问题；如果不能搭配的话，即使有看似民主的政治架构也未见得能实现民主。

近年来，当大家讨论文化和民主的关系时，提到最多的大概是帕特南1993年出版的《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他也是对意大利的北部和南部进行对比，讨论文化和民主之间的关系。另外，亨廷顿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一书耸人听闻地断言伊斯兰教、儒教与民主是难以搭配的；他甚至说所谓“儒家式民主”本身就是个自相矛盾的词组。2007年，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有一位加拿大籍的教授丹尼尔？贝尔出版了一本题为《超越自由民主：东亚背景下的政治思考》，其中也涉及到儒家与民主的关系，跟亨廷顿的观点很不一样，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看看。

讲到文化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对文化、政治文化这两个词给出确切的定义。这里我不想纠缠到学术性的细节里面，简单地说，文化是指一个社会普遍接受的、代代相传的态度、价值和知识体系。政治文化则是指一国国民对各类政治标的物（自我、他人、民族、国家、政党、领袖、政策等）的特定认知方式、价值判断、态度、情感。那么，政治文化是如何与民主政治发生关系的呢？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学者提出发生关系的四种不同媒介：即“公民文化”、政治容忍、［对生活的］主观满意程度、解放价值。

公民文化与民主

公民文化理论的开山之作就是前面提到的1963年出版的《公民文化》一书；四分之一个世纪后，该书的两位作者又于1989年编辑出版了一本题为《公民文化：再思考》的论文集来重新讨论这个议题。两位作者把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政治文化分成三大类：一种叫做“愚民文化”，即未开化人的文化；第二种叫做“臣民文化”，就是俯首称臣，甘心做顺民；第三种叫“公民文化”或者“参与者文化”。他们认为在愚民文化下，要实现民主可能性很小，因为这些人没有意识到自己被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