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律：国家十论――对现代化过程中国家问题的几点思考

内容提要：现代国家是各国现代化事业的主导力量，如何搞好国家政权本身的建设是一国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从历史的角度看，民主国家并不排斥对外战争，一个民族并不必然与另一个民族分享自由，我们必须高度关注民主进程与国家统一之间的内在矛盾。

关键词：现代国家，发展，民主化，国家统一

第一，国家既是一个抽象的大观念1，又是一个与观念有关的具体存在的实体：这个国家实体包括一切与国家有关的行政官员和工职人员，国家所办的各种经济实体，国家的军事力量，以及国家所占有的生产资料，包括土地、矿山等资源。德国学者博赞克特甚至认为，"国家是一个包括了决定人类生活的所有机构设施--从家庭到行会、到教会、到大学--的整体，它包容了所有这些机构，不仅是作为这些机构的范围之总和，而且是作为赋予政治整体以生命和意义的结构"2。这样的定义范围当然过大，但从界定国家的实体性意义而言，还是具有其独特的重要性，因为国家并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也是一个与社会有着密切联系的实体。由于国家这个特殊实体的存在，国家的税收有很大一部分被"国家"自身消耗了。也由于国家的这种实体性特点，国家具有自己的利益，所以，国家与个人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便产生了长期的、结构性的矛盾。但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任何一种取消国家的尝试都未能取得成功，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复杂关系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因此，由于国家存在的弊病而试图否认国家的极端主张，本质上都缺乏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认识。

第二，国家政权是一种强制性力量，对于这种强制性的来源本文不准备展开讨论。我想在这里想强调的是这种强制力量的强弱问题。这一问题取决于诸多因素：国家整体力量的大小，国家的富裕程度，政权机构的组织效能，中央统治集团对下层机构的控制能力，等等。国家政权主要代表统治集团的利益，但完全依靠暴力维持一个国家的存在是一种风险很高，代价很大的方式，这样的国家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因此，任何一个能够在较长时间内维持自己生存的国家，都必须在主要维护自身利益的前提下，为其他社会集团保有生存的空间，建立一种在当时的条件下得到社会默认的大体公正的社会秩序，以便取得在暴力之外的统治的合法性。按照建构主义的看法，任何一个国家政权，它的结构和行为的最终逻辑都具有特定的文化和历史基础。正是这种文化和历史内涵使国家的制度、法律及其运行方式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获得合法性。3换言之，强制性是国家的属性之一，但仅有强制性并不能构成一个国家的合法性。国家政权既有统治社会，维护一定社会秩序的功能，又有掠夺臣民财富的能力，还有抵御外侮，保障本国安宁的功能。国家的存在还具有使现存社会秩序具有合法性的重要属性。历史上各种形态的国家，只能建立在与其所具有的生产水平和能力相适应的基础上，超越了这种基础的国家政权，都很难长期生存。反过来，凡是能够长期存在的政权，都基本上能够适应自身存在的社会发展水平，也能较为合适地发挥国家政权的主要功能，保持社会的和谐。正如黑格尔所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一般而言，一个国家政权一旦建立，总是要自觉地将能够有效进行统治的经济形式延续下去，并且不希望它发生根本的改变。因此，工业化以前国家的主要目标是维持现状，反对任何打破社会平衡的力量。

第三，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作用问题。现代化对国家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国家的属性必须从王朝国家转化为民族国家，而且还要承担发展的任务，这是与传统国家的最大不同之处。因此，现代国家实际上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外部环境的挑战与内部发展的挑战。它要在全球化的冲击下生存和发展，就必然要建立一个有利于民族经济发展的市场体系，保护自己的幼稚产业，根据本国的情况制定长远的战略规划，发展本国的教育事业，提升科技水平，给国民提供基本的现代文明生活保障，有较为先进的军事力量，能在国际事务中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从历史的角度看，从19世纪开始，全球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试图通过整合行政机构、法律体系和教育制度而更加紧密地控制确定的领土范围，他们希望在地图上规划并调查他们资源和税收的范畴，并通过更加连续的方式来利用这些资源，并排外性地要求其民众对它的忠诚。4这与前现代国家只是在某种特定状况下提出的类似要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同时也与现代国家始终面临着全球性的竞争压力有关。也因为这个原因，国家问题成为了现代化的一个基本问题，无论什么样的主张，如果忽视领国家建设的问题，或者把这一问题置于无阻轻重的位置，那么，这样的主张一定是祸国殃民的。事实上，中国自1840年以来的令人屈辱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现代国家建设滞后的问题，因为满清的国家政权并不具备有效动员全国力量来应付现代化挑战的能力。

第四，由于要承担发展的任务，社会要求现代国家所具备的功能大大地超出了传统国家的范畴。现代国家必须具有极大的动员自身资源的能力，以便应付现代化对国家问题带来的挑战。同时，它必须关注自己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争取一个合理的，有利于自己发展的政治经济秩序。这也意味着，现代国家政权的整个体系面临着一个重新建设的问题，它无法简单地对原有国家机器进行继承。从现代经济的角度看，国家已经成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第三种力量，国家主导着市场，尤其是本民族国家市场的运作模式，并在实际上成为现代国际经济活动中的主角。1990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国家竞争战略理论奠基人波特在其大作《国家竞争优势》中，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力和前瞻性研究明确提出，"在国家层面，竞争力的唯一意义就是国家生产力，而国家经济的升级需要生产力的持续成长"。显然，一个现代国家已经成为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甚至是关键性的因素，它要维护自身的生存，就必须全力以赴地发展自己的生产力，强化自己的国家竞争力。在这一过程中，"所有关于下一代的教养、公道的促进、国家防卫等等支出都是对于现有价值的消耗，而目的是在于生产力的增长。一国的最大部分消耗，是应该用于后一代的教育，应该用于国家未来生产力的促进和培养的。"5而这样从长远的角度增强国家竞争力的任务，是根本无法通过市场本身去完成的。因此，现代国家必须同时应对两方面的挑战：在国际层面为本国争取较好的发展环境，在国内为市场运转提供切实的保障。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国家是一个民族现代化事业最重要的主导力量，离开了现代国家，一个民族的所谓发展只是一句空话。

第五，现代国家在提高自身能力的同时，整个社会也面临着对国家权力如何制约的问题。因此，民主与法治是必不可少的两个环节。但民主并不必然带来和平与发展，一个民族并不必然与另一个民族共同分享自由。如何通过民主方式发展，或者是增加一个民族的财富，是一个无法单纯从理论解决的问题。马基雅维里一个革命性的主张乃是，共和国欲维持其政治自由，必须持续扩张井取得财富，而这又有赖于将一般平民整合到政治军事领域之中作为最重要的资源(参见《李维罗马史论》第一书第六章)。这个政治参与的主张，相对于古典共和主义传统，赋予了平民远为重要的政治作用。6换言之，民主不仅是政治发展的重要指标，也是一个现代国家动员民众起来与其他国家竞争的最好方式之一。著名的海权论提出者马汉就认为，为了使本国民众所获取的好处超越寻常的份额，有必要竭尽全力排斥掉其他竞争者：要么通过垄断或强制性条令的和平立法手段，要么，在这些手段不能奏效时，诉诸直接的暴力方式。换言之，对外掠夺与奉行本国的民主制度不仅不冲突，甚至是互补的。一个现代国家，如果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分配到足够多的市场份额和资源，对于其化解国内矛盾，推行民主制度显然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就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美国而言，其对外的扩张与国内政治民主的结合堪称完美。美国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了美国发展的外向性。20世纪上半叶，美国摆脱了传统的孤立主义外交原则，形成了更加积极的对外政策，并随着实力核裂变似地急剧增长而要求日益扩大外向空间。难怪美国第26届总统西罗德・罗斯福自称"我是一个扩张主义者。我简直不明白一个人怎么能够不成为扩张主义者"7。二战后损失小而收获大的美国这种领导世界的责任心有增无减。杜鲁门比罗斯福雄心更大，不愿意与苏联合作，共分天下，而决心在与苏联的对抗中争夺和扩大势力。我国学者龙民指出，军事是美国文明的基因和扩张之剑，是美国国际地位、世界影响和对外战略的核心支柱，美国的军事转型不仅仅是作战能力升级换代的军事战略问题，而是国家大战略的选择。经济、军事与扩张的循环，就是美国大战略的内在动力和运转机制。"战争在美国历史上是始终存在的。"美国战争史专家米利特和马斯洛斯金的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军事因素充分参与了美国兴起、扩张和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历程。

对近代以来大国兴衰的研究表明，一个国家要取得长久的成功，需要两个基本条件。第一，具有强大的国家总体行动能力，这指的是在必要时战胜竞争对手的能力。一国的富裕不等于该国的强大，一国所具备的潜力也不意味着该国一定能走向强大。第二，在内政与外交之间形成互补的良性循环：搞好内政是外交成功的基础，成功的外交又帮助政府提高处理内政的能力。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是确保形成这种良性循环的前提条件。

200年来，美国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国家，也最为典型地体现了这两项基本条件。美国学者扎卡利亚对1890年前后的美国进行了对比，认为联邦政府的权力和使用社会资源能力的强弱，决定了美国对外扩张的成败。从1865至1889年间，美国共有22次扩张的机会，只成功6次。从1890至1908年间，美国共有32次扩张的机会，成功了25次。这是因为1890年前，美国联邦政府尚未强大到足以支撑扩张的程度；而1890年后，美国各州的权力向华盛顿集中，华盛顿的权力则向白宫集中，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开始形成。

因此，完全可以说，美国发动的战争造就了强大的联邦政府，强大的联邦政府带来强大的国家总体行动能力，并运用这个能力发动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争造就了美国。8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者也从自身的经历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他们指出，在发达国家中，国家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它支配相当一部分资产，调控经济，根据社会的战略利益分配财富，安排社会保障，保证科学和文化的发展，关心公民的道德面貌。没有积极的，强有力的国家和一个高效合理的官僚制度，一个现代化的、文明和快速发展的社会是完全不可能的。9

第六，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家建设与经济建设一样，都是最关键的因素。而对后起现代化国家而言，国家建设的分量已经超越了经济建设，成为最关键的因素和最重要的发展主导力量。事实上，为了使政府更负责任，为了使发展更见成效，人们已经在努力寻找可靠的方法来评估国家的表现。这就是所谓的社会总效率的问题，即将一些社会指标，比如平均寿命、婴儿死亡率、文盲率等，与政府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支出行为进行分析，从一个社会的平均收入与社会公益的公共支出方面的关系来推断出"社会效率"，西方一些学者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2000年前后，非洲国家的效率尽管比以前进步，但与其他国家相比还是更缺乏效率。10而发达国家，也就是经合组织的成员国，在这方面的效率最高。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国家本身有一个现代化的建设问题，国家现代化程度越高，其社会效率也就越高。国家效率问题显然并不仅仅是一个机构和组织的硬件建设问题，它同样也是一个观念和制度相协调的问题软件问题。一个国家只有充分利用自己的原有资源，融进现代化的观念，才能使各种现代化的组织机构真正有效地运作起来。事实上，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个将现代化的组织机构、管理原则与自己的民族传统契合起来的问题。如果没有寻找到这样的一个契合点，那么即使形式上建立了现代的国家机构，这样的机构也不可能真正具有效率，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很可能比原有的机构对社会的危害更大：因为它往往拥有了很大的执行的权力，但却不是为了社会而是为着自身的利益而运转。

第七，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内在矛盾性。西方政治学认为，政治现代化包括两大命题：①就国家方面而言，现代化意味着国家力量的增长、政治体系能力的提高；②从社会方面来看，现代化意味着社会力量的增长，它对政治体系的参与和影响的扩大，这主要表现为民主化。然而，这两项任务之间却存在一种深刻的内在矛盾。现代国家政权的建立主要是各类社会精英通过不同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