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明：宪政旗帜下的左右翼联合阵线

一、价值取向与制度选择

左与右

自法国大革命以后，左与右常常用来表示在某些价值问题上的不同取向或不同立场。维基百科举出了一些例子：革新为左；保守为右；集体主义为左；个人主义为右；偏好“更大的”政府为左；偏好“更小的”政府为右；国际主义和世界观为左，国家利益为右；世俗政府为左，宗教政府为右；法律支配文化为左，文化支配法律为右；认为人性本善为左，认为人性本恶为右……但是，当代最重要的左右之分是在平等和自由问题上：左翼主张人与人之间最大程度的平等，右翼则主张保留一定程度的不平等；右翼主张最大程度的个人自由，左翼则主张要对个人自由有所节制。

起初，左右之分与阶级之分有着严格对应的关系。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右派是指那些支持贵族和教士利益的人，左派则代表反对这些阶级的特权利益的人。在19世纪中后叶，右派通常与大资产阶级拴在一起，左派则与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所关联。到了20世纪中后叶，这种严格的对应关系被打破了。在发达国家，上层的多数固然支持右派，但也有一部分上层投左派的票；底层的蓝领工人，却往往成为美国共和党这样的右翼政党的票仓；中产阶级在橄榄型社会中成为社会的主体，但他们的政治态度摇摆不定，时左时右，成为左右翼政党轮流上台执政的原因。

宪政与专政

宪政与专政，是两种不同的制度选择。简而言之，宪政就是“限政”，包括对政治权力三个方面的限制：权力主体、行使范围、有效期间。在宪政制度下，不允许将所有的权力集中在同一群人甚至同一个人手中，政治权力要分配给若干不同机构（立法、行政、司法等），让权力来制衡权力；政治权力的行使也要限制在公共事务的范围内，不能侵犯基本人权，不能随意干预私人权利和社会自治；执政者的权力要定期由选民来赋予，每次选举就是一次调整政策的机会。专政是与宪政相反的政治制度，在专政制度下，实行“阶级专政”、“党专政”甚至斯大林那样的“个人独裁”，乃至金日成、金正日式的世袭统治；实行“全面专政”、“统一思想”，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可以横扫一切社会领域；毛泽东说，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长达几百年，在整个过渡时期都要实行专政，甚至说，红色政权要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从贯彻价值观的有效性考虑，人们首先都会倾向于选择专政制度。马克思时代的右派政权都是实行专政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就是“资产阶级专政”，因为当时的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工人阶级没有投票权。左派针对不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专政”而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也就不难理解了。斯大林主义者认为，利用专政手段剥夺农民，可以加快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有利于建立人人平等、标准划一的计划经济体系。当今的威权主义者则为智利的皮诺切克将军和东亚国家的专制统治者叫好，认为右派专政有利于建立市场经济，有利于保护私人权利。

然而，经过实践的检验，发达国家的右派和左派最终都放弃了专政而选择了宪政。这是由于政治学的铁律在起作用。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导致政治腐败，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定律。国家政权是一个利维坦（巨兽），不受限制的权力会吞噬一切，造就一个“新阶级”。这个官僚阶级既不要自由也不要平等，他们追求的是自身的利益。印尼的苏哈托给自己的家族带来了无限发财的自由，但并不给其他资本家以同样的机会。北朝鲜的金氏父子给老百姓带来了赤贫的平等，自己却过着帝王般的奢侈生活。专政制度既不能带来自由，也不能带来平等；宪政民主国家既是经济上的富裕国家，也是相对自由和平等的国家，这已经被统计学的数据所证实。

二、政治生态：四个象限的分野

如果不划分宪政左右派和专政左右派，就很难对左派和右派的定义产生共识。举例来说，在1930年代，德国的阿道夫・希特勒和英国的温斯顿・丘吉尔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都被称为右派，但除了他们都反对共产主义之外，这两位政治领导人之间的差异显然大于共同点。在1 9 6 0年代，席卷西方的学生运动和中国的红卫兵运动都是左派运动，但这两种运动只有表面上的相似性，其政治追求是不一样的。红卫兵唱语录歌、跳忠字舞，与喜欢“嬉皮士”的欧美青年显然大异其趣。

我们以“宪政――专政”作为纵轴， 以“ 左―― 右” 作为横轴（为了更加简明，此处不考虑中派问题），把政治坐标系划分为四个象限。这样才能比较准确地对各种政治力量进行分析评论。

宪政右派

第一象限是宪政右派，通常称为自由民主主义或民主自由主义。1830年代英国宪章运动和1860年代美国内战之后，自由主义与大众民主逐渐融合起来，形成了自由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政治运动。到20世纪初，一人一票、三权分立、保障各项基本人权的自由民主制度在美国、英国、法国、北欧国家等陆续建立起来。但是，随着英国工党取代自由党在政坛的地位，德国社会民主党崛起为国会第一大党，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夺取政权，作为意识形态与政治运动的自由民主主义开始走下坡路，被叱咤20世纪风云的社会民主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等遮蔽了往日的光彩。一直到1980年代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新保守主义革命，自由民主主义才重振旗鼓，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强势意识形态。在中国，自由民主主义一直是稀有品种，正宗的自由民主主义者少之又少，1949年以后，在大陆和台湾均受到持续的打压，幸而有赖殷海光、顾准等哲人保留了一脉香火。大陆的自由民主主义从1970年代起逐渐形成一股“地下的潜流”，到1990年代后期则堂而皇之地“浮出了水面”。

宪政左派

第二象限是宪政左派，通常称为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从世界范围来说，社会民主主义在19世纪下半叶先后成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一种政治运动和一种政治党派。在20世纪初和世纪末，社会民主主义达到了两个发展的高峰，而在此期间尤其是在两次大战期间，社会民主主义受到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两面夹攻，处于非常不景气的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败了法西斯主义，冷战结束后苏联阵营瓦解，历史似乎又回到了20世纪初的场景，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民主主义重新成为世界政坛的主角。社会民主主义于上个世纪初进入中国后，在很长一个时期中曾是强势的政治意识形态，很多政党和派别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它的影响；但正宗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中国政坛上的命运却十分不济。在前半个世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始终扮演非常边缘化的角色。1949年以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连同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都被归于反动和反革命之列，成为“打倒”和“专政”的对象。但种种接近于、类似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仍然在顽强地表现着自己。笔者在几年前曾经写道：可以预期，它在21世纪的中国将会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运动和政治势力。在今年《炎黄春秋》第二期发表谢韬的文章《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后，这一趋势日益显现出来。

专政左派

第三象限是专政左派，它的主要代表是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还有与之类似的格瓦拉主义、波尔布特主义以及金氏主体思想等。专政左派的祖师爷是一手创建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的列宁，但是只有到斯大林统治时期才具备了完整的理论和制度形态。共产主义（列宁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伯恩斯坦主义）同出于马克思主义的门下，前者强化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后者则修正和抛弃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俄国十月革命后，专政左派在发展势头上一度压倒了宪政左派，几乎成为左派的代名词。斯大林与希特勒联手，差一点就彻底扼杀了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虽然在“文革”中曾宣称，毛泽东发展了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开创了全面专政的理论与实践。但在实际上，毛泽东是个半截子斯大林主义者和半截子毛主义者，正是他自己的这种两面性导致了文革派在他死后迅即崩溃。在“苏东波”和“颜色革命”之后，专政左派在它的故乡和中心地区大势已去，只存在于原来的边缘地区――朝鲜、古巴等国。从1990年代后期以来，毛派、文革派在被压制多年后，重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专政右派

第四象限是专政右派， 它在1 9 3 0年代的主要代表是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1 9 7 0年代的主要代表是东亚和拉美国家的威权主义。在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爆发后，专政右派与专政左派双雄并起，一时间成为时代的宠儿。在“民主与独裁”争论中，连英美派知识分子头面人物丁文江、蒋廷黻、吴景超等也主张“试行新式独裁”。著名宪政学者钱端升说：“我们中有些人――我自己即是一个――本是受过民主政治极久的熏陶的，这些人对于反民主政治的各种制度自然看了极不顺眼。但如果我们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近代国家，我们恐怕也非改变我们的成见不可”。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东亚国家实行威权主义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同样给予中国执政者以深刻的印象，坚定了他们在专政体制下搞市场转型的决心。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极权主义，极权主义与威权主义对于社会的控制强度是不一样的。“改革开放”后的专政体制，其社会控制程度介于极权主义与威权主义之间，因此有人把它称为后极权主义。

三、政治锋面：四个时期的演化

锋面（或锋，front）是一个气象学用语，指分隔冷、暖两种不同性质气团之间的狭窄的过渡带。在三维空间，锋面自地面向高空冷气团一侧倾斜，垂直方向可伸展十多公里；在大尺度的二维坐标图上，锋面只表现为一条线。锋的长度一般可有几百公里到几千公里。由于锋是冷暖气团交界地区，空气活动十分活跃，可以形成一系列的云、雨、大风、降水等天气。锋的活动常经历着生成、加强、消亡的过程。这里所谓的政治锋面，是指政治气团（政治派系）交锋的主要界面。20世纪是政治风云变幻无常的一个世纪。在沃勒斯坦所谓“世界体系”的中心地带，东西南北风此消彼长、盛极而衰；处于边缘地带的中国，政治锋面更是发生过几次大的变迁。

专政右派vs.专政左派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的思想家、政治家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宪政民主制度一度丧失了自信，这股思潮也刮到了东方的日本和中国。最早把宪政民主介绍给国人的梁启超，在1920年访欧归来后写道：“确信旧式的代议政治不宜于中国”。随后，中国国民党的缔造者孙中山表示，“现尚有一事，可为我们模范，即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 俄国之能成功， 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我以为今日是一大纪念。应重新组织，把党放在国上”。1 9 2 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至1949年中共建政，专政右派和专政专派之间的斗争是中国最主要的政治锋面。国共两党都不能容忍反对派的存在，将政敌称为“反革命”，实行严酷的镇压手段，并在长期武装斗争中形成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政治理念。虽然国民党内也有要求实行宪政的呼声，共产党内也有向往自由民主的人士，但都影响不了基本的政治格局。两党之外也曾有过弱小的“第三种势力”，但最终还是出现了两极分化：较倾向于自由民主主义的胡适、傅斯年、殷海光等人跟随国民党去了台湾；较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张东荪、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则参加了共产党主导的“新政协”和“人民政府”。

专政左派vs.宪政左派

以罗斯福和丘吉尔签署《大西洋宪章》为起点，从1942年至1962年间出现了亨廷顿在《第三波》一书中所说的世界“第二次民主化短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民主主义首先在欧洲复苏，随后，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即所谓“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内出现了现代修正主义的思潮和运动。早期的修正主义是列宁主义者指称社会民主主义的用语，现代修正主义则被毛主义者用来称谓疏离斯大林体制的各种思想倾向，例如铁托主义、陶里亚蒂主义、赫鲁晓夫主义等。现代修正主义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性，但没有后者走得那么远。譬如所谓“全民国家”，就是一种介于专政与宪政之间的政治构想。在中国，从1949年至1976年，不论是民间自发的政治运动（如1957年5月在北京乃至全国高校中兴起的“五・一九运动”）和政治力量（各种各样的地下组织和“反革命集团”），还是执政党内的派系之争（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路线之争（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泽东的反对者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宪政和民主的倾向。即使是“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要求兑现公民言论出版自由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